卷四 论辨类四（第1页）
卷四论辨类四
志林
苏子瞻
平王
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殁，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
鲁隐公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途之人也，哀哉！
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
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殉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此与论周东迁，皆杂引古事错综成论，而此篇尤为奇肆飘忽，其神气盖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论也。管仲辞子华篇，其文体亦然，但蹊径少平直尔。
范蠡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齐，以书遗大夫种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
夫好货，天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静无为，以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
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于此，吾是以累叹而深悲焉！
战国任侠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馀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苏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虽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
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馀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
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