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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2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像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地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颇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凡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现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绝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绝不能像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像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膝的谄媚那般“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像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背后有人指手画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的扮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像罗宾斯丹，右手像巴特洛夫斯基[91]，——（或者是右手像罗宾斯丹，左手像巴特洛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绝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其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像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词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会儿他又嬉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模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会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会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会儿说出粗野的，**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颂赞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Adagio，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希吕彭。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92]！”他非常叹赏埃尔邓兰尔彭的《战争》，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叫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华葛耐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白赫模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93]。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其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他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他每天晚上在多艺剧院的歌舞中展览他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发现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了。高恩赌咒发誓的说，以后绝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地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不表惊异，倒很亲热的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吧；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坐椅密密的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壅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乐，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的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得到一点儿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像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目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现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乐，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干地那维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齐灌下，绝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华葛耐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华葛耐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史脱洛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国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可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地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荣，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篇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像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

在这分歧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文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

“D，a，Da，F，a，Fa；R，a，Ra……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95]……”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主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扬扬的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像中学生分析西赛罗[96]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词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作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像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华葛耐，至于裴辽士和葛吕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白斯蒂安·罢哈与特皮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罢哈，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冷[97]了。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像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绝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两者[98]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99]。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国人[100]。做过了这番扫**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山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琤琮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