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场私学万世师（第1页）
第一节一场私学万世师
孔子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好学再加上过人的天赋，到三十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三十而立”了。
“三十而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参与会见到访的近邻大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及其名臣晏婴。
一个人，是否立起来，要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自己心中是否有主见。
第二个指标：别人眼中是否有自己。
首先自己是否有主见，然后，是否自信地表达主见，让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我们常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用“三日”的时间，充实自己，然后展现出来，让别人眼中有自己。如果这“三日”你毫无长进，别人就还是用老眼光看你。你只有自己先刮垢磨光，别人才刮目相看。
所以，首先你要自己行。只是你自己觉得行还不行，还要人家说你行。普通人说你行也还不行，要很行的人说你行才行。自己行，是英雄。很行的人说你行，是给你用武之地。多少“很行”的人，就是没有行的人说他行，就终身埋没，还被俗人认为“不行”。
对于孔子而言，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是行的。但是还要很行的人说他行才行。
在三十岁时，超级大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和上大夫晏子来访，孔子已经可以列席参与并发表谈话了。也就是说，鲁昭公和“三桓”一致认为他行了。
于是，孔子“立”必须具备的两个指标都有了。
我们记得，孔子二十七岁时，小小郯国国君来访，他还不能参与接见。这说明，那时孔子行，但是，鲁国君臣没说他行。所以，他还不行，还不能叫立起来。所以，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哪怕二十七都不行。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gǔ，黑色的公羊），爵之大夫，起缧（léi）绁（xiè）（捆绑犯人的黑绳索。借指监狱、囚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1]
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伐虢，灭了虞国和虢国，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晋献公的姐姐嫁给秦穆公时，百里奚作为陪嫁的臣妾家奴之一被送到秦国。百里奚逃离秦国被楚国人抓住了。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能，本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这样做反而提醒了楚国，此人是个人才，楚国反而不给了，于是他就派人对楚王说：“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奚逃到这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答应了这笔交易，交出百里奚。此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穆公向他讨教国家大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穆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罪过。”穆公坚持询问，谈了三天。穆公非常高兴，委任其为上大夫，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因为是仅用了五张黑色公羊皮收买回来的，故号称“五羖大夫”。[2]
齐景公对身处西方边蛮之地的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强大起来很疑惑，于是，他就此请教历史学家孔子。孔子告诉他，像秦穆公这样思贤若渴，又能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还能毫无戒备地重用人才，就是称王也是可能的，现在仅仅能够称霸，还是小的。
这样的回答，固然符合历史事实，其实，也未尝不暗含着孔子自己的政治诉求：三十岁的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才能优异、志向远大，也应该有一个承担大任的机会。
齐景公来访，孔子参与接见，并且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可见他的自信，可见他的自立。
那么，孔子三十而立之时，做成了什么样的事业呢？
他创办了“私学”，并通过此，实现了经济上的“立”和事业上的“立”。
通过自学和多方求教，孔子在传统儒业“六艺”上，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成为了一个专家。并且，对于“六艺”，他还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独立思想，他完全可以开班授徒，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于是，在三十岁之前，孔子就退出仕途，不再担任季氏的委吏、乘田，而创办了私学。
本来他在季氏家做家臣，后来甚至可以参加国家大典，担任助祭，很有地位了。但是，既然他“志于学”，随着学问的一天天精进，他必须全力以赴。后来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如果学习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与做官相矛盾，孔子就毫不犹豫地弃官不做。
但是，弃官不做，专做学问，会出现诸多问题，比如经济问题、社会角色问题等等。而创办私学，不但可以专心做学问，甚至教学相长，而且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创办私学，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3]学生主动送来十条干肉作为薄礼——也就是后来的学费，孔子就给予相应的教诲。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学费”与我们今天的学费，内涵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孔子的“学费”并不是统一标准，贫寒的学生有些心意即可，这叫贽礼。至于贵族子弟，以及像子贡这样的富有之人，他们给孔子的，就是赞助费了。
其次，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干预社会，推行主张，宣传思想，实现理想。也就是说，他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最好途径，职业和事业实现了最好的结合。
最后，他由此还可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不再受制于人。从季氏那里辞职，创办私学，不仅自己获得了自由，还培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表明这个社会有了道义的承担者。
那么，孔子的私学和传统的官学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当然是培养目标不同，价值承担者出现了。
官学是由周天子或各国诸侯办的学校，主要是教育贵族子弟，其培养目标很简单，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孔子的培养目标，当然是让学生可以走上政坛，主持内政外交，成为社会管理者。但同时，他也把这些人培养成价值承担者、文化传承者、理想的践行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
知识分子、读书人，一定要心胸开阔，而又意志坚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读书人任重而道远，他承担着最重的担子，而且要走最远的路。什么担子这么重呢？把“仁”挑在肩上，“仁”就是这个价值！
我们的一生中要挑起很多具体的担子：一个人要养家糊口，这是个担子；在单位里面要好好工作，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个担子；但是还有些抽象的道德的担子、价值的担子。我们有没有心胸和勇气把它承担起来？以前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才意识到，读书人、知识分子，他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价值，并且，死而后已。
其次，教育的内容不一样了，士的面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