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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尤妮斯·古德的心头一直被这样的想法缠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如果想做什么事，最好赶紧做，否则就来不及了。她认为，世界是永恒的，但是她认识的世界，只有永恒中的那么一小个片段。她刚到丹吉尔的时候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下面这段话可以解释她的这个观点——当然读来还是有点令人费解：“在划破天空的霹雳声与向你劈头砸来的闪电之间，有那么一瞬间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就在那一瞬间，你意识到末日已经来临。那一瞬间就是现在。”

她的脑海虽然不断浮现出这个一成不变的想法（就像一块沉浮在瀑布底下水池里的木头，一次次地被瀑布砸下去，又一次次地浮出水面），但这个想法并不刺激她的行动，通常只能让她的各项机能瘫痪。问题也许出在她巨大的身形上；就像大多数笨重不堪的事物一样，她要调动身体是相当吃力的。但一旦启动，她就能不断积蓄动力。她和哈蒂娅的关系——就是完全拥有这个女孩——已经使她开始朝着某个方向行动了，她会心无旁骛地一直向前行进，直到她发现这样的关系其实只不过是一场幻觉之时才停下来。

给朱维农夫人打完电话之后，她匆匆忙忙地给哈蒂娅写了个便条：在这里等我，我五点之前回来。她把纸条歪歪扭扭地挂在中间那张桌子的边上，上面压着一碗**。哈蒂娅可以让酒店女服务员萝拉解释给她听。

尤妮斯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觉得这事太严重了，她不能允许女孩子那样自我放纵。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躺在**，她觉得已经够可怕的了：房间里的迹象表明哈蒂娅一夜未归。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开始想象起来，推测一个接着一个——真正的痛苦这才开始。即使戴尔现在在帝国酒店与朱维农夫人共进午餐，但仍极有可能的是，哈蒂娅与他一起过了夜。她几乎希望情况就是这样；那样就意味着危险只集中在一个点上——她觉得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控制住了这个点。“那个大傻瓜爱上她了。”她对自己说。她想到哈蒂娅是不可能爱上他的，这个想法给了她一丝小小的安慰。但谁也说不准一个女孩面对男人的**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男人身上往往有一种女人无法抗拒的特殊而神秘的吸引力。她怒气冲天地穿着衣服，一边穿，一边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没有吃早饭——只喝了几小杯杜松子酒。现在她站在高高的壁柜前，从架子上取下半个已经放了好几天的干松糕。她把这半个松糕全吃了，然后把包松糕的纸揉成一团，瞄准废纸篓，扔了过去。她略感一丝满足地苦笑了一下，在这苦笑的阴影中，她肉嘟嘟的嘴唇微微动了动。

她不知道今天下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她一直觉得，只要穿上两种衣服就感到舒服：宽松裤和衬衫，或者晚礼服，但今天下午穿这两种都是不可能的。最后，她决定穿一身带披肩的黑色套装，上面缀着很多纺锤形的纽扣，看上去有点像军装。为了让自己的外表看上去更高雅得体，她从包里掏出一条由金色珠子串成的项链，挂在脖子上。她不想费劲去找一双长筒袜，最终把双脚使劲塞进鞋跟将近两英寸[13]的高跟鞋里。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流露出极其厌恶的神情。她笨手笨脚地往脸上扑粉，弄得黑色套装前面都是粉末，然后又在嘴唇上涂了一点中间色调的口红。看到自己这副伪装的嘴脸，她感到一阵恶心。她从镜子边走开，开始掸去黑色法兰绒披肩上的粉末。穿衣打扮真让她讨厌透了，她还痛恨一个人走在潮湿的街道上，穿过市中心。但是干什么事都不能半途而废。既然开始了，就必须坚持到底。她喜欢提醒自己，她来自具有开拓精神的家族。她非常喜欢她祖母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前进的命令已经下达。”在她看来，这句话意味着，如果想做成一件事，那就一心一意去做，不要提问题，也不要问自己是否愿意这样干。幸运的是，在她的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事需要她去做的。但是，当这样的时机一旦出现，她就勇往直前，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把事情做到最好的程度。

四点钟左右，尤妮斯离开了美国公使馆。她想，公使馆里的人真是彬彬有礼。（她原本以为会看到他们嘲讽的目光。）他们仔细倾听她说话，认真做了笔记，还郑重其事地向她道谢。站在她自己的角度来看，她认为自己做得相当不错：她没有向他们提供过多的信息——只要激起他们的兴趣就可以了。她说：“当然，我要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你们，也许对你们有用。”她不温不火地说：“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事实。但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你们会发现，这件事值得你们花时间去追查。”（在她离开之后，副公使多安先生十分夸张地叹了口气，用呆板的腔调说：“噢，死神，你的毒钩在哪里？”[14]他的秘书会意地对着他大笑起来。）

在大都会酒店的服务台，大堂经理递给尤妮斯一个信封。她边上楼梯边撕信封。里面是一封写在一张大都会酒店的专用信笺上的法语短信，内容是，请她在今晚七点到酒店的阅览室单独与写信人见面。信中还希望她能接受签名者对她表示的崇高敬意。她一看到信底下的签名，就感到一阵欣喜。“塔哈米·贝达奥维。”她大声读着这个名字，心里感到十分畅快。这时她只想起了住在宫殿里的那两兄弟；这第三位兄弟来得太晚，她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的确，在这一刻，她并没有十分怀疑他的存在。如果她这会儿不是一门心思地担心着哈蒂娅，收到这封信她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当她打开房间门的时候，她首先注意到她留下的那张便条不见了，那碗**也被移到了桌子的中央。接着，她听到浴缸里有溅水声，还有那熟悉的颤音——哈蒂娅总喜欢边洗澡边唱歌。“感谢上帝。”她松了一口气。至少，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接下去就是这个场景：有人认错求饶，有人大发雷霆。当然，这大发雷霆是免不了的——但尤妮斯必须拿捏好那个度。因为要想对哈蒂娅大吵大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你在这边发火，她却在那边坐得舒舒服服的，像一个看戏的看客一样看着你，丝毫不受你的火爆情绪的影响。

尤妮斯坐下来，等待着时机，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想想用什么样的手段好。不一会儿，哈蒂娅身穿缎子和貂皮便服从一小团蒸汽中走了出来。还没等尤妮斯发作，哈蒂娅却先发制人地发作起来。她用西班牙语尖叫着，指责尤妮斯只顾自己，将她带到贝达奥维宫殿就不管她了，只管自己喝个烂醉，让她在众人面前难堪，使得她不仅要设法让自己从这难以置信的羞辱局面中脱身，还要尽其所能设法把尤妮斯的身体从地上抬进出租车里。尤妮斯并不想回应她的责骂。那些事都是千真万确发生了的，只是她到现在才清醒，才想起了那一幕。但是，她不能承认这事，承认了，等于给哈蒂娅火上浇油。她非常想知道的是，哈蒂娅是如何将她从那个地方弄出来的，又如何将她送到酒店房间的。但她忍住了，没有问哈蒂娅。

“真让我们丢脸啊！”哈蒂娅大声说，“你让我们丢了多大的脸！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耻辱！从今往后，我们还怎么能面对贝达奥维家的那几位绅士呢？”

哈蒂娅使用了这个复数代词“我们”，这让尤妮斯的灵魂略感安慰。但这时尤妮斯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她刚刚收到的那封信与她在贝达奥维宫殿的丑行有关——贝达奥维家的一个兄弟将前来悄悄地告诉她，从今往后，他家再也不能接待她和她的朋友库马里小姐了。

她终于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你是在哪里过的夜？”

“我很幸运，这座城里还有几个朋友。”哈蒂娅说，“我去了一个朋友家，在那里过的夜。我可不想与那乱七八糟的闹剧有什么瓜葛。”她以极其厌恶的口气称那件事为闹剧。这么说来，负责把尤妮斯送回酒店的，不是哈蒂娅。尤妮斯太伤心了，不愿再细问这件事；她想象着自己失态的样子，那真是丢人现眼到家了：损坏家具、在舞池中间呕吐、用脏话骂人……

“我做了什么事？”她可怜兮兮地喊道。

“够了！”哈蒂娅说，颇有意味地看了她一眼。

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她们继续说着话。哈蒂娅感到自己肯定占了上风。她点亮了壁炉台上的蜡烛，走到镜子前面，站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穿着宽松晨衣的自己。

“我穿这个漂亮吗？”她试探性地问道。

“漂亮，漂亮。”尤妮斯答道，口气里显出疲惫。接着又说，“把那个酒瓶和旁边的小玻璃杯递给我。”

但哈蒂娅并没有马上照办，她一门心思地继续着自己所关心的话题：“那就是我的了？”

“哈蒂娅！你想怎么都行，我真的不在乎。你何必问我？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的东西你想怎么处置都行。”

哈蒂娅的确是这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件衣服，她希望听尤妮斯再说一遍，以免日后可能产生误解。

“啊哈！”她把这件晨衣紧紧裹在身上，回过头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背影。接着，她拿来了尤妮斯要的戈登牌干葡萄酒和玻璃杯。

“我很开心。”哈蒂娅吐露着心声。她说的是英语，因为英语是她们用来表达彼此之间亲密关系的最好语言。

“是的，我想你是很开心。”尤妮斯干巴巴地说。在去见贝达奥维先生之前，她想让自己先镇定下来。七点钟见面，这时间算是早的，因此没有必要穿得太正式。

为了不让哈蒂娅在大都会酒店碰见自己，塔哈米和她约好七点钟到莫雷塔尼亚电影院的大厅见面，从酒店到电影院要走足足半个小时的路。起初哈蒂娅表示反对，但他显然掌握着主动权。

“她也要去的。”哈蒂娅抱怨说，“她不会让我一个人去的。”

“事关紧要。”他警告她说，“我想你会找到办法一个人来的。”

哈蒂娅想对尤妮斯宣布一件事，但不知怎的，话到嘴边却害怕起来了。哈蒂娅说，她想在晚饭前出去散散步，大约八点钟回来。奇怪的是，尤妮斯听到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吃惊，嘴上却说：“那好，我等你八点钟回来。别回来晚了。”尤妮斯此番同意哈蒂娅出门，有两个原因。一是想到前一天晚上自己的行为，她感到自己受到了惩罚；二是她也正好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不让哈蒂娅参加即将到来的她与塔哈米的会面。让塔哈米得到一个近距离面对面细细观察哈蒂娅的机会，似乎是不明智的。

塔哈米躲在大都会酒店入口对面的一个阿拉伯小咖啡馆里，混在一帮吸食大麻、喝茶和打牌的人中间，看到哈蒂娅走出酒店，来到街上，朝奇科市场的方向走去。一刻钟之后，尤妮斯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某位叫贝达奥维的先生想见古德小姐。他在楼下阅览室等着。

“我马上下楼来。”尤妮斯紧张不安地说。为了压惊，她又喝了一小杯杜松子酒，心神不定地下楼去见贝达奥维先生。

她走进那间昏暗的、带着令人讨厌的摩尔装饰风格的房间。房间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坐在远处的角落里抽烟。她正要转身走向书桌，这时他站起身，朝她走来，用英语说：“晚上好。”

她脑子什么也没有想到，只有一种令人不快的直觉闪过：她认识这个年轻人，但她不想与他说话。但是他就在眼前了，握着她的手，说：“你好！”因为她的脸色越发困惑，所以他马上说：“我是塔哈米·贝达奥维。你知道——”

一开始她并没有想起他是谁，但很快她就明白了，这就是贝达奥维家的那个不争气的兄弟，她与他在那个鸡尾酒会上还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他脸上的一些特征让她觉得很熟悉：向上挑起的奇怪的眉毛，流露出逗乐和嘲弄表情的眼睛。现在她好好端详了他的脸，显然意识到西班牙人不可能长那样的脸。但这也不是她所期望看到的人——她期望看到一个身穿白袍、面相严肃的人。她松了一口气，但心里仍感困惑和忧虑。“你好！”她冷冷地说，“坐吧。”

塔哈米不是一个拐弯抹角的人；此外，他还想当然地认为，只是因为光线昏暗，她才没有立刻认出他来，现在她应该想起了他们互相辱骂的所有细节，甚至或多或少猜到他来访的原因了。

“昨晚你在我兄弟家玩得开心吗？”

“开心，非常开心。”她嘴里虽然这么傲慢地说，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他此刻是否想起了她那可怕的失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