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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天，我总也睡不醒，玛丽不得不叫我、摇我，才把我弄醒。我们没吃早饭，因为想早点去游泳。我感觉肚子都空了，还有点儿头痛。我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丽嘲笑我，说我顶着一张“丧葬的脸”。她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头发披散开来。我说她很美，她笑得很开心。
下楼时，我们敲了敲雷蒙家的门。他回答我们说就下去。我们来到街上，由于我很疲倦，也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打开百叶窗，已经大亮的天色照在我脸上，像是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直蹦跶，不住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一些，发现自己很饿。我跟玛丽说了，她正给我展示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的两件泳衣和一条浴巾。就等雷蒙了，我们听见他关上了门。他穿着一条蓝裤子和一件短袖白衬衫，但是他戴了一顶扁平窄边草帽，逗得玛丽直发笑。露在袖子外的手臂很白，长着黑毛。我看了有点儿不舒服。他吹着口哨下了楼，看样子很高兴。他对我说“嗨，老兄”，而他称呼玛丽为“小姐”。
前一天我们去了警察局，我证明那姑娘“不尊重”雷蒙。他只是受到了警告，就离开了。他们没有调查我的证词。在门前，我们和雷蒙说了说这事儿，然后决定去坐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太远，但坐车去更快一些。雷蒙认为他的朋友看见我们去得那么早，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们正要动身，雷蒙突然示意我看对面。我看见一群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完全就像是在看一些石头或者一些枯树一样。雷蒙对我说，左边第二个就是他说的那小子，他好像忧心忡忡的；不过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了。玛丽不是很明白，问我们发生了什么。我跟她说那些阿拉伯人恨雷蒙。玛丽要我们立刻就走，雷蒙身子一挺，笑着说是该赶紧动身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车站还挺远的，雷蒙告诉我说阿拉伯人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还在老地方，还是一脸冷漠地望着我们刚刚站着的那地方。我们上了公车。雷蒙似乎完全放心了，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感觉他喜欢她，但是她几乎不搭理他，只是不时地望着他笑笑。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远，但是必须穿过一个俯瞰大海的小高地，然后就可以下坡直到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和雪白的阿福花，衬着已经蓝得耀眼的天空。玛丽抡起她的漆布手提包，打着花瓣玩。我们从一排排小别墅中间穿过，这些别墅的栅栏是绿色或者白色的，其中有一些有阳台，隐没在一片柽柳丛中，有几栋是光秃秃的，周围都是石头。还不等来到高地边缘，我们已经望见了平静的大海，更远一点，还能看到一大块厚实的地岬，昏睡在清冽的海水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在宁静的空气中传到我们耳边，远远地，我们看到一条小拖网渔船慢悠悠地行驶在耀眼的海面上。玛丽采了几朵鸢尾花。从通往海边的斜坡上，我们看见已经有几个人在游泳了。
雷蒙的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房子背靠着悬崖，前面支撑着的木桩已经泡在了水里。雷蒙给我们做了介绍，他的朋友叫马松。马松身材高大魁梧，肩膀很宽；他的妻子身形娇小浑圆，和蔼可亲，一口巴黎口音。他立刻请我们不要客气，吃一些炸鱼，鱼是他早上刚刚打来的。我对他说这房子真漂亮，他告诉我他在这儿过礼拜六、礼拜天和所有的假期。“有我老婆在，大家会合得来的。”他补充说。的确，他的妻子和玛丽笑得正欢。可能是第一次，我真正想到我要结婚了。
马松想去游泳，可他妻子和雷蒙不想去。我们三人刚刚走到海边，玛丽就跳进了水里。马松和我稍微等了一会儿。他说话慢悠悠的，我发现他不管说什么都要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来推进，但其实他所补充的话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含意。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不错，我甚至还要说，很迷人。”后来我就不再注意他这口头禅，只顾着享受太阳晒在我身上的美妙感觉了。沙子开始在脚下发热。我又克制了一会儿想下水的欲望，但最后我跟马松说“下水吧”，就扎进了水里。他慢慢走进水里，直到站不稳了，才扎进去。他游蛙泳，游得很差，我只好抛下他去找玛丽。水很凉，我游得很满足。我和玛丽一起游远了，我感觉我们在动作和满足的心情上都很一致。
游到远处，我们改为仰泳，我脸朝着天，阳光隔开了我嘴里喷射而出的最后几层水幕。我们看到马松又回到了沙滩，躺着晒太阳。远远望去，他真是个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一起游。我游到她后面抱住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膊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来帮她。一个早晨，哗哗的打水声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去，恢复了正常的姿势，呼吸也自如了。沙滩上，我趴在马松近旁，把脸埋在沙子里。我跟他说“真舒服”，他也同意。没过多久，玛丽也来了。我翻过身子，看着她走过来。她浑身湿漉漉的，头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身体的热量和太阳的热量一起，烤得我迷迷糊糊，慢慢睡着了。
玛丽晃了晃我，说马松已经回去了，该吃午饭了。我立刻站起来，因为我饿了，可是玛丽跟我说，我一早上都没吻过她。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一直很想吻她。“到水里来。”她说。我们跑起来，扑进袭上沙滩的一阵阵细浪里。游了几下，玛丽贴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她的腿夹着我的腿，即刻感到一阵冲动。
我们回来时，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太饿了，他立刻跟他妻子说他很喜欢我这样。面包很不错，我狼吞虎咽地把我那份鱼吃光了，然后还有肉和炸土豆。我们吃着，都没说话。马松时不时地喝着酒，还不断地给我倒酒。上咖啡的时候，我的脑袋已经昏昏沉沉的了，我抽了很多烟。马松、雷蒙和我，我们三个计划一起在海滩过八月，费用大家一起出。玛丽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现在几点吗？才十一点半呀。”我们都很惊讶，可是马松说我们吃得太早了，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就是饭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竟把玛丽逗笑了，我觉得她有点儿喝多了。马松问我要不要和他去海滩上散散步：“我老婆午饭后总要睡午觉。我可不喜欢睡午觉，我得走走。我总是对她说，这更有益健康，但毕竟，这是她的权利。”玛丽说要留下来帮着马松太太洗盘子。那个巴黎小女人说要干这些事儿，得把男人赶出去。我们三个人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子上，海面上的太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了，从建在高地边上、俯瞰着大海的木屋中，传来了盘子和刀叉的声响。石头的热气从地面蹿腾上来，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开始，雷蒙和马松谈起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事，我这才知道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甚至还一块儿住过一阵。我们朝海水走去，沿海边走着。有时候，一阵小海浪——比其他海浪都长——漫上来，打湿了我们的布鞋。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这时，雷蒙跟马松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与此同时，在海滩尽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穿蓝色司炉工[3]装的阿拉伯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看了看雷蒙，他说：“是他。”我们继续走。马松问这些人怎么会跟我们到这里来。我想他们大概看到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上还拿着个沙滩包，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换步伐，但雷蒙说：“如果打起架来，马松，你搞定第二个，我就对付我那个家伙；你，默尔索，要是再来一个，就交给你了。”我说：“好。”马松把手放进口袋，我觉得晒得发热的沙子现在都发红了。我们迈着均匀的步伐朝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在匀速地减小。当距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停住了。马松和我，我们放慢了步子。雷蒙直接走向和他有过节儿的那个家伙。我听不清他对那人说了什么，只见那人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样子。雷蒙上去就是一拳，同时叫了一声马松。马松冲向那个指定给他的男人，狠命砸了两拳。那个阿拉伯人被打进水里，脸朝下，就这样待了几秒钟，脑袋周围冒上来一大串泡泡。这时，雷蒙还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雷蒙转身对我说：“看着他的手要掏出什么。”我对他喊：“小心，他有刀！”可是，雷蒙的手臂已经给划开了，嘴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往前一跳，但是另一个阿拉伯人已经从水里爬起来，站到了那个拿刀的人身后。我们不敢动了。他们慢慢后退，不停地打量我们，用刀威胁着我们。他们感觉自己已经退到相当远的地方，就飞快逃跑了，我们待在太阳底下动弹不得，雷蒙紧紧摁住他滴血的胳膊。
马松立刻说有一位医生总是来高地过礼拜天。雷蒙想马上就去，但他一说话，嘴里的伤口就泛出血泡来。我们扶着他，尽快地回到木屋。雷蒙说他只受了一点皮肉伤，可以到医生那里去。马松陪着他去了，我留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两个女人。马松太太哭了，玛丽脸色发白；而我呢，还要给她们讲述这件事，这让我心烦。最后我不说话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雷蒙和马松回来了。雷蒙胳膊上缠着绷带，嘴角上贴着橡皮膏。医生说不碍事儿，但雷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想逗他笑，但是他始终一声不吭。后来他说要去海滩，我问他到海滩上什么地方。他回答说随便走走透透气。马松和我说要陪他一起去。于是他发起火来，骂了我们一顿。马松说那就随他去吧，但我还是跟着他出去了。
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久。太阳已经炽热难耐，阳光在沙滩和海面上散落开来。我感觉雷蒙知道要去哪儿，但有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在海滩的尽头，我们看到一口小水泉，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沙地里流淌着。那里，我发现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躺在那儿，穿着油腻的蓝色工装。他们看起来很平静，几乎可以说是很满足。我们的到来没有让他们做出任何改变。用刀刺了雷蒙的那个人一言不发地望着他；另一个斜眼看着我们，吹着一截小芦苇秆，重复着那东西发出的三个音。
这时候，周围只有阳光、寂静、泉水汩汩的流淌声和那三个音符。然后雷蒙的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可是那人没有动，他们一直对视着彼此。我注意到吹芦苇秆的那人脚趾分得很开。雷蒙一边盯着他的对手，一边问我：“我把他干掉？”我觉得如果我说不，他一定会火冒三丈，非开枪不可。我只是对他说：“他还没说话呢，这样就开枪不好。”我们依然听到泉水和芦苇秆细微的声响，隐匿在这一片寂静和暑气之中。雷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一顿，他一还口，我就干掉他。”我回答：“就这么干，但是如果他不掏出刀子，你不能开枪。”雷蒙有点儿火了。另一个人还在吹，他们俩注意着雷蒙的一举一动。“不，”我对雷蒙说，“还是一对一单挑吧，把手枪给我。如果另一个来插手，或者他掏出刀子，我就干掉他。”
雷蒙把枪给了我，太阳光在枪上一闪而过。不过，我们还是站着不动，好像周围的一切把我们包裹住了一样。我们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在大海、沙子和阳光之间，一切好像静止了，笛声和水声都消失了。这时我想，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突然，那两个阿拉伯人倒退着溜到大岩石后面。于是，雷蒙和我就往回走了。他显得好些了，还说到了回去的公交车。
我一直陪他走到木屋前，他一级一级登上木台阶。我在第一级台阶前站住了，脑袋被太阳晒得嗡嗡作响，一想到要费那么大力气爬木台阶，还要和女人们说话，就提不起劲儿。可是天那么热，一片光线如雨丝般从天而降，亮瞎人眼，就这么一动不动站在那儿也是受罪。过了一会儿，我转身朝向海滩，迈开步子往前走。
那儿的阳光依旧火红炽热。沙滩上，大海急速地呼吸着，被细小的浪花压得喘不过气。我慢慢朝着岩石走去，我感觉我的额头被太阳晒得肿胀起来。全部的热气压着我，让我无法往前走。每当我感到一大股热气向我脸上扑来，我就咬紧牙关，握紧揣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紧绷，决意要战胜太阳和它带给我的昏昏沉沉的迷眩。从砂砾上、雪白的贝壳上或是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光，像一把把利剑劈过来，每闪一下，我的牙关就收紧一下。我走了很长时间。
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一小堆昏暗的岩石，阳光和海上的尘埃在它周围罩上一圈炫目的光环。我想到那岩石后面的清凉泉水，想再听听这淙淙的流水声，想躲避太阳，想不再费力往前走，想不再听到女人的哭声，想找一片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可是当我走近了，我看到雷蒙的对头又回来了。
就他一个人。他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脖子下面，前额在岩石的阴影里，身子露在太阳底下。蓝色工装被晒得冒热气。我有点儿吃惊，对我来说，那件事已经了结了，我到这儿来根本没有想着那件事。
他一看见我，就稍稍直了直身子，把手插进了口袋；而我，则自然而然地握紧了外套口袋里雷蒙的那支手枪。然后他又朝后躺下了，但是并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离他还相当远，差不多有十米吧。透过他半开半闭的眼皮，我隐约地看见他的目光时不时地一闪。然而大部分时候，我看见的是他的脸在我眼前的一片腾腾热气中晃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慵懒了，比中午时候更加平和。还是那同一个太阳，还是那一片光亮，还是那一片伸展到这里的沙滩。两个钟头了，白昼纹丝不动；两个钟头了，白昼在这一片金属般被炙烤过的海洋里抛下了锚。天边驶过一艘蒸汽小轮船，我是因为瞥见一个小黑点而这么猜测的，因为我始终盯着那个阿拉伯人看。
我想我只要一转身，事情就完了。但是整个沙滩在烈日下震动，在我身后挤作一团。阿拉伯人没有动，无论如何，他离我还很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的阴影吧，他好像在笑。我等着。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在我眉毛里积聚了起来。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脑袋也和那天一样难受，所有的血管都一齐在皮肤下面跳动。我再也受不了这热气了，就往前移动了一步。我知道这很愚蠢，因为往前走一步也无法使我摆脱这太阳。但我还是走了一步，只往前走了一步。而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烈日下明晃晃地对着我。光线从刀刃上喷射而出，像一把闪耀的利剑，直直地刺中了我的额头；与此同时，我眉毛中积聚着的汗水一下流到了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而浓稠的水帘。这一泪水和盐水混合而成的水帘后面，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只感觉到太阳光像铙钹一样，一阵阵地敲在我的前额，蒙蒙眬眬间，那刺眼的刀锋一直正对着我。滚烫的刀尖啃噬着我的睫毛，挖凿着我痛苦的眼睛。就是这时候，一切都摇晃起来。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感觉天门洞开，烈火如雨，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着，手紧紧握住手枪。扳机扣动了，我摸着光滑的枪柄，猛地一按，就那一刻，一声干巴巴的巨响震耳欲聋，一切都开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阳光。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宁静，而在这宁静的海滩上，我曾是幸福的。于是，我又对准那具已经了无生气的肉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而这四枪，就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1] 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勋章绶带为红色，分六个等级。除特别说明，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2] 费南代尔，1903—1971，法国演员、导演，擅长喜剧，名作包括1957年电影《八十天环游地球》，现葬在巴黎十六区的帕西墓地。
[3] 即锅炉司炉人员，指操作锅炉设备的专业技术人员。——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