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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别人谈论自己总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更多。不过，这些辩护词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有罪，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宽恕的借口。但是，有一件事让我隐约觉得尴尬。尽管我心里忧虑，但我偶尔也想加入进去说几句，但这种时候，我的律师就会对我说：“您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处理这件案子时，把我撇在了一边。这一切都在进展着，而我不能有任何干涉。我的命运被发落，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地，我想打断所有人的话，对他们说：“追根究底，谁才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但是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况且，我得承认，人的兴趣点总不会持续太久的。比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让我厌烦了。只有那些与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一些手势和大段独白，还能使我震惊，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从心底里就觉得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会提供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接着还有这个罪恶灵魂在其精神状态驱使下，对我投出的隐晦目光。”他总结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强调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年纪，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而且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还带玛丽回家。这时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那就是玛丽，不是什么情妇。接着，他谈到了雷蒙的事情。我发现他看事情倒还是很清晰的。他所说的，看起来倒头头是道。我和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一个“道德可疑”的男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挑衅。雷蒙受伤了，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我按照预谋的，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做干净了”，我又沉着地、坚定地开了四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件的线索为你们勾勒出来了，这一切，说明了这个人是如何在对情况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件，不是一个可以酌情轻判的、未经考虑的偶然事件。先生们，这个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也听到他说的话了，不是吗？他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他深知言辞的分量。我们应该说，他充分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人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怎么平常人身上的一些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变成了无可推卸的罪名。至少，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直到我又听见他说：“他有表示过悔恨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对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表示过受到了触动。”这时候，他转向我，用手指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指责，而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我并没有对我的行为有多少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的态度让我惊讶。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向他解释说我从来不会真正对什么事情感到后悔，我关心的总是今天或者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我自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和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现出友好，也没有权利拥有善意。我试着继续听下去，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经试图探索我的灵魂，但他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没有人性，至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在我这里都是行不通的。“当然，”他又说，“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在法庭上，宽容这种美德是消极的，它应该转变为正义这种美德，这虽然没那么容易，却是更为高尚的。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大家所见的程度，它正在变成一口深渊，整个社会都可能陷进去。”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在辩论时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冗长得以至于到了最后，我只能感到这个早晨的炎热。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用低沉的、坚决的声音说：“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审判一宗穷凶极恶的罪行——弑父罪。”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超出人类想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能够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给他带来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让他感到的憎恶来说，是相形见绌的。在他看来，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要以同样的罪名退出人类社会的。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它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为，并且使它合法化。“我相信，先生们，”他提高了嗓门说，“如果我说，坐在这板凳上的男人也犯了与这个法庭明天要审理的案件相同的罪，你们是不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它。他宣称说我和这个社会毫无关系，因为我蔑视它最根本的规则，而且我也不能指望这颗人类的心，因为我对它最基本的反应根本一无所知。“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他说，“而在我这样向你们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时也请求处死一个罪犯，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这艰难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一种迫切而神圣的命令，因为我在面对这张除了残忍别无其他的脸时，感觉到一种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大厅里寂静了许久。我呢，我已经由于酷暑和惊讶而头昏脑涨了。庭长咳嗽了几下，用极其低沉的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太懂我的辩护模式，他说他很乐意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举动背后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滑稽，因为我说是因为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很快，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候不早了，已经审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请求下午再审。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搅动着大厅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摆动。我觉得我律师的辩护词大概永远也说不完了。有一阵子，我还是认真听了听，因为他正说道：“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每次说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我很诧异。我侧身朝着一个法警，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我觉得这还是在把我排斥在事件之外，把我视作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替代了我。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审判庭很远了，再说，我觉得我的律师也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由进行辩护，接着，他也开始谈起了我的灵魂。不过在我看来他远没有检察官有才华。“我也一样，”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和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恰恰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派人，一个靠谱的职员，不知疲惫地忠于自己的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他看来，我是个模范儿子，在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赡养母亲，最后，因为我希望养老院能够给这位老妇人提供一种我自己给不了的舒适，我才把母亲送入了养老院。“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又补充说，“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必须证明此类机构的用处和伟大，只需要说，那是国家资助的就行了。”只不过，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里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也因为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论我的灵魂，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了一摊没有颜色的水，看得我头晕眼花。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要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响声从大街上穿射到大厅里和法庭上，最后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记忆向我袭来，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我最简陋却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夏天的气息、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和连衣裙。我在这个地方一切的徒劳这时候都涌上我的喉头，我只迫切地想让一切结束，好让我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说了什么，我只听见一点点。他大吼着说陪审团是不会把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神那儿去的，他还要求考虑那些能够从轻发落的情况，因为我已经背负上了杀人的罪，这将是永远的悔恨，是最确定的刑罚。法庭中止了审讯，我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和他握手，我听到他们说：“太棒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来找我求证，他对我说：“嗯？”我表示同意，但我的赞扬并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到傍晚时分的惬意。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大家一起等着的事情，只和我一个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的目光与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这使我想起来，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一眼。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像是在说：“总算结束了。”我看见她有点儿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与世隔绝，我甚至没有能够回应她的微笑。

法庭重新开审。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杀人罪”……“预谋”……“酌情减轻”。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那间小屋子里，之前我也是在里面等候的。我的律师来找我，他口若悬河，并且用从未有过的自信和亲切对我说，他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只须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的话，有没有机会撤销原判。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下来看，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然的话，就有太多公文废纸了。“无论如何，”我的律师说，“上诉是可以的，但我相信，审判结果会是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三刻钟之后，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他说：“庭长要宣读答复了。您要等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门咯吱作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着，我听不出他们的远近。接着，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大厅里读着什么。铃又响了，被告席的门开了，大厅里的寂静向我涌来，伴随着这种寂静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奇特感觉，因为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了别处。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感觉自己认清了在所有这些脸上读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于是他们把我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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