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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当我们透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共同目标，与我们的兄弟们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自由呼吸，而经验也告诉我们，爱绝不是互相凝视，而是一起往相同方向凝视。唯有连接在同一条绳索上的登山队员才称得上是伙伴，他们一起爬向映照在他们心中的同一座高山。若非如此，为什么在这个一切讲求舒适的世纪，我们在沙漠中与伙伴共享少得可怜的食粮时会感到如此圆满的喜悦？相对于社会学家的预测，那又代表着什么样的价值？所有曾经在撒哈拉获救的人都经历过那种莫大的喜悦，与此相较，其他一切乐趣都变得微不足道。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的世界开始在我们周遭破裂。每个人都因为自己信仰的宗教而狂喜，认为它许诺了那份圆满。所有人透过互相矛盾的字词，都在表达同样的**。不同的推论结果带来各异其趣的解决方案，我们为此争辩、分裂，但我们的目标其实都是相同的。
由此观之，我们无须对世人的行为感到讶异。某个人原本不知道自己内心有个沉睡的陌生人，但在巴塞罗那一处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窖中，他终于感受到那人苏醒了，无论那是基于牺牲精神、互助情怀，或某种关于正义的僵硬定义，当时间到了，他将只知道一种真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理。假使某个人曾经在西班牙的修道院中目睹一群可怜修女，满怀恐惧地跪在地上面对枪杆，我们不难理解他会愿意为了捍卫宗教而牺牲。
当梅莫兹成功克服安第斯山脉的诡谲狡诈，心中**漾着胜利的喜悦往西侧的智利飞去，假如你批评他的做法，认为他不应该只为了一封商业文书而冒生命危险，梅莫兹只会在内心嘲笑你。因为当他飞越安第斯山时，他内心的人类诞生了——那是属于他的真理。
假如你想说服某个不惜发动战争的人，让他明白战争的恐怖，你不该把他当成野蛮人看待。在对他下论断之前，应该先试着理解他。
我再举个例子。里夫战争[50]期间，一名南方的上尉军官负责指挥一个前哨，该哨所位于两个山地叛乱区之间。一天晚上，他接见一群从西山下来的议员，大家按照交际礼仪一起喝茶，这时忽然爆发枪战，是东山的部落下山攻击哨所。上尉立刻把客人请走，准备投入战斗，但敌方议员回道：“今天我们是你的客人，天主不会允许我们抛弃你们……”他们于是加入哨所部队，一起击退来犯的敌人，然后他们返回西山高处的窝巢中。
后来轮到西山部落准备攻击哨所，他们在前一天派使者去见上尉指挥官：
“那天晚上我们帮助你作战……”
“对……”
“为了你，我们消耗掉三百个弹匣……”
“对。”
“你们似乎应该把弹药还给我们。”
心胸宽大的上尉不愿意占人便宜，他知道西山的人基于高贵情操帮助过他，于是他把等量弹药还给了他们。隔天这些弹药就成为西山部落攻击哨所的火力来源。
对人类而言，真理就是使他成为人的东西。当一个人体认到那种人际关系中的尊严，那种游戏规则中的忠诚，那种愿意以生命为担保的相互尊重，如果他有机会看到过那样的高度，他怎可能认同另一种人——那些热络地拍着阿拉伯人的肩膀表示友好的煽动家，表面上逢迎谄媚，转过头去却毫不留情地耻笑、践踏他们——巧言令色的劣质善意!假如你跟他争辩这问题，他对你只会感觉到一股夹杂着不屑的怜悯——而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但我们同样有理由痛恨战争。
若想理解人类及人类的需求，从他的本质上认识他，我们就不该各自坚持自己认为的唯一真理，并据以制造对立。没错，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我们都有道理。逻辑可以用来推论出所有道理。就算一个人决定把世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驼背的人，他也找得出他的道理。而一旦我们对驼背的人发动战争，所有人很快就会陷入攻击他们的狂热。我们会因为驼背者犯下的滔天大罪而报复，而驼背者确实也犯过错误。
人类一旦接受分裂的状况，就仿佛一整部《古兰经》所述皆是不可撼动的唯一真理，于是狂热主义随之而来。假如我们想要挖掘出人类的本质，就必须忘记——哪怕只是暂时忘记——人与人之间的分裂状态。我们当然可以把人类分成左派和右派、驼背者和非驼背者、法西斯分子和民主主义分子，这些区别自有其坚不可破之处。但要知道，真理应该能够使世界简化，而不是造成混乱。真理应该是能够厘清普世意义的语言。牛顿并非透过解谜般的方式“发现”了什么长久被掩藏住的法则，他完成的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他建立了一种人类的共通语言，可以同时用来解释苹果落在草地上或太阳从东边升起等现象。真理不是可以用逻辑阐述的理论，真理是能够用来简化世界的道理。
讨论意识形态有什么用？一切都可以用逻辑推论，但一切也都可以造成对立。如果陷入这种讨论，人类的救赎只会越来越遥远；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人类却都展现相同的需求。
我们都希望从困境中获得解脱。拿锄头挖土的人会希望知道挖土的意义。一名苦刑犯被迫拿锄头挖土和一名探勘者拿锄头挖土是截然不同的事，前者无异于一种羞辱，后者却是一个可以使人壮大的行为。挖土这个实质动作并不恐怖，苦刑不在于这个动作本身；苦刑的恐怖源自于毫无意义地挖土这个事实，因为苦刑者的劳力付出完全未能将他与人类社会联结。
于是我们想从苦刑狱逃走。
欧洲有两亿人的生活没有意义，但他们希望活起来。工业发展使他们脱离农业社会的语言，关进巨大的劳工阶级小区，那里就像挤满黑色火车车厢的铁路调度场。他们渴望从那黑暗的世界中苏醒。
还有许多人陷在各行各业的牢笼中，他们无法畅享拓荒者、思想家、宗教创建者感受到的无上喜悦。我们以为如果要让人类长大，只需要帮他穿衣服，喂他吃东西，满足他的所有需求。我们慢慢在他们身上培养出目光短浅的小城政客、排拒心灵生活的技工，或库特林[51]的书写中那种小布尔乔亚。我们或许把他们训练得不错，但我们忘了怎么好好陶冶他们。假如有人认为文化的养成靠的是背诵现成公式，那他对文化的理解就大错特错。一个资优班的坏学生对自然界和自然定律的认识或许多过笛卡儿或帕斯卡，但他是否拥有同等的思维和辩证能力？
所有人或多或少都隐约感受到重生的需求，但有些解决办法会骗人。当然我们可以让人穿上军装，使他们显得耀武扬威。于是他们会高唱军歌，与袍泽共享面包。他们将能找到他们追寻的东西，某种普世皆然的滋味。但他们吃完那块面包之后，也可能魂断沙场。
我们可以挖出木造偶像，或找回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效用的古老神话，我们可以重建泛日耳曼时代或罗马帝国的神秘信仰。我们可以让德国人陶醉在身为德国人、身为贝多芬同胞的陶然醉意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民族每个煤仓的司炉工人通通灌醉。这么做，当然比从一堆司炉工人中培养出一个贝多芬要简单得多。
可是这种偶像是残忍而具破坏性的。一个人如果为知识进步或疾病医疗而死，他在死亡的同时，也服务了生命。为领土扩张而死或许也是美丽的事，但今天的战争会破坏它宣称要保护的根基。现代人不再是靠牺牲一点鲜血来求取整个民族的生机。一旦飞机和芥子毒气成为工具，战争就不再只是简单的流血手术。人人掩蔽在厚厚的水泥墙后方，找不出更好的方案，于是只好夜复一夜地派出飞行队伍直接轰烂对方的五脏六腑，炸掉他们的神经中枢，瘫痪他们的生产及贸易。胜利属于最后腐烂的一方。但到最后，双方是腐烂在一起。
当世界化为沙漠，我们渴望找到友伴；同袍共享一块面包的情谊使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我们不需要战争，就可以在共同奔向同一目标时发现旁人肩膀的热度。战争欺骗了我们。仇恨并没有为这场奔跑带来更多狂喜。
为什么要互相仇恨？我们是一体的，我们生活在同一座星球，搭乘的是同一艘船。不同文明如果能相辅相成，共同切磋出新的发展因子，那是一件好事，但要是它们互相吞噬，那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人类若想从他所处的困境中解脱，其实只需要设法找到某个能把人链接起来的目标。既然如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出足以维系所有人的方式。医生对病人进行听诊时关注的不是那个特定病人的呻吟，他是在为人类治病。医生说的是普世的语言。同理，当物理学家思索那些天理般的方程式，借以同时理解原子和星云，他也是在做一种普世皆然的追寻。山上的牧羊人也一样。他只是在星空下卑微地看守几只羊，但当他真正意识到他扮演的角色，他会发现自己不只是个仆佣，而是个尖兵，而每一个尖兵都必须为整个帝国负责。
你以为那个牧羊人不会渴望有这种自觉吗？我曾经在马德里前线走访一所离战壕只有五百米的学校，它位于一座山丘上，设在一堵小石墙后方。一名中士在那里教植物学。当他用手抽丝剥茧地解析一朵罂粟花的脆弱构造时，他吸引了许多驻防在附近泥土堆里的大胡子士兵。尽管炸弹会没有预警地落下，他们却像朝圣般前来，在士官周围盘腿而坐，双手撑着下巴听他讲课。他们皱眉、咬牙，听不懂多少上课内容，但有人曾骂过他们：“你们这些大老粗，简直像刚从野兽窟里冒出来，赶快追上人类的脚步吧!”于是他们拖着沉重步履，赶紧过来设法追上人类。
无论我们扮演的角色多么卑微，只有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快乐。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平静地生活、平静地死去，因为为生命赋予意义的东西，也可以为死亡赋予意义。
死亡如果是依循着一定的定律发生，它可以非常甜美。当一位普罗旺斯的老农夫在他主宰大地的生涯结束时，把他的羊群和橄榄园交给他的儿子，让他在若干年后再交给他儿子的儿子，那样迎接死亡是一种圆满。每一个生命都在时间来到时如豆荚般爆开，让种子撒落在大地上。
有一次我跟三名农夫一起在他们的母亲逝去的房间里。当然那是个哀痛的时刻——生命的脐带第二次被剪断了，一个连接两个世代的结第二次被解开。那三个儿子发现自己孤独无助，必须重新学习人生，他们不再享有节日时共进大餐的家庭餐桌，没有了原本他们围绕在四周的那根支柱。可是我在那个断裂的情景中也发现人可以被第二次赋予生命。那几个儿子也将成为队长，他们也将成为众人围绕的中心，成为一家之主，直到有一天，他们把棒子转交给曾经在庭院里玩耍的一群小孩。
我看着那位母亲、那个躺在**的老农妇，她的脸庞平静而坚毅，她双唇紧闭，脸孔宛如一个石头面具。我在那张遗容上看到她儿子们的影子。那张面具曾经印制出她儿子们的面容，那副身躯曾经模铸出他们那俊美的人类形体。现在她毁坏了，她平躺在那里，像果肉已经被剥完的水果外壳。但接下来，她的子女们也会用他们的肉体模造出他们的小小人类。人类在农场上不会死去。母亲死了，母亲永远存在。
哀伤是真确的，但那传承的意象是如此简单，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身影在生命的道路上倒下，但人类依然在那路上行走着，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前往某个难以描绘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傍晚，当那个乡下小村庄的教堂敲响死亡的钟声，我感觉**漾在空气中的不是绝望的音符，而是一种幽微而温柔的轻快节奏。同样的钟声伴随无数葬礼和洗礼，这一次，它又向世人宣告一个世代交接给了下一个世代。听着钟声为这位老太太和大地的婚礼奏出礼赞，我们感受到一种庄严与平静。
世代交替像大树成长般缓慢进行，它传承的不仅是生命，还有意识。这是个多么神秘的晋升过程!从混沌到融合，从星辰的岩浆喷涌到第一个有机细胞奇迹般形成，人类逐渐出现，并且慢慢提升了自己，直到能够谱写华丽的大合唱，计算出银河的重量。
母亲不只传承了生命，她也教给她的子女们一种语言，交付给他们一个千百年来缓慢累积的行囊、她自己接收到的心灵资产，正是那满满一袋的传统、概念和神话，使牛顿和莎士比亚与生活在洞窟中的原始人有了天大的不同。
一种饥渴的感受使炮火下的西班牙战士愿意聚集在矮墙边听植物学课，使梅莫兹勇敢飞往南大西洋，使某个人写出动人诗篇。当我们感觉到饥渴，我们隐约发现创世尚未完成，我们还得努力对自己和天地万物有更明晰的意识。我们必须在夜空中抛出桥梁。只有一种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自私和无所谓当成最大的智慧。但一切都告诉我们，那绝非智慧!伙伴啊，我的飞行伙伴们，请你们当见证：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才感到真正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