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藤原时代公元900年至1200年（第1页）
第九章藤原时代（公元900年至1200年）
藤原时代开始于公元898年，那一年，藤原氏势力随醍醐天皇即位而达到顶峰，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日本艺术和文化也随之开启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艺术文化的发展或许可以用“国民化”一词来总结其特征，与之前历代的亚洲大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截然不同。长久以来，中国思想和印度智慧中最优秀的部分一直源源输入日本，而今，这些被吸收的文化经过沉淀和酝酿终于在日本开花结果，促使这个民族在生活和思想方面呈现出其特有形式的发展。
在平安时代，日本国民思想已完成了对印度理想的理解和吸纳。而今，根据大脑的思维习惯，开始将其独立分离出来，并将这一理想的实现作为自身的目标。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人与印度人更为接近，不会拖泥带水，比中国人更有优势，而中国人受强烈的直觉判断影响——正如儒家中庸思想所体现的那样，不会用尽全力将任何单一目标发展至失衡的极致。
中国在临近唐代末期时内乱丛生，导致中日两国外交受阻。同时日本开始刻意重视发展自身实力，因此当时以菅原道真（菅原道真在日本被尊为天神，是守护文字和学问的学问之神）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决心不再派送遣唐使出使长安，并停止了对中国制度的借鉴模仿。一个全新时代就此拉开大幕，日本复兴了纯粹的大和民族理念，并以此为基础，努力创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内政与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性以日文撰写的重要书籍，这是新发展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在此之前，相对于学者们传统的中国风格，日本本地语言一直被视为女性气息浓厚，仅适于女性使用。由此女性文学的伟大时代曙光初现。其间女作家人才辈出，如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笔锋辛辣的清少纳言（她比以辛辣妙笔写出宫廷丑闻小说《大帝》的法国女作家玛德琳?史居里早了七百年），对人生有着平和纯净体验的赤染，以及以自身经历展示了这个秀雅骄奢时代之爱恋忧伤的伟大的哀婉诗人小野小町等。男性甚至模仿这些女性的文风，因为这是女性引领风潮的时代。
封闭在岛国之内、整日耽于遐思不问政事的宫廷贵族们将艺术和诗歌当作了自己的职责。经世济民之责较为次要，都交给低等阶层去做，因为在当时过度讲究文雅的贵族风气之下，那些经世之责被认为较为低俗且不够纯净，对于钱财和武器这类事宜的处理只适合下层阶级去做。
甚至就连司直这种司法行政的公务也被委托给地位较低的下属。地方长官们几乎毕生都留在都城京都，把所管辖地区的工作留给代理人和部下，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从未离开过京都而得意扬扬、大肆夸耀。
佛教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仍然是一个主导元素，在净土宗女性神佛形象的吸引之下，藤原时代比日本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佛教。之前几个时代里佛教教义中苛刻严格的男性化戒律（仅通过个人努力和自我修炼来获得救赎）遭到反弹，这股反叛潮流与曾在飞鸟时代或奈良时代之前十分盛行的佛教天台宗观念的再度兴盛不谋而合。天台宗主张仅通过观想佛陀抽象绝对之境即可得到圆满。于是，佛教理念放弃了苦苦追求通过戒绝实现入定这一令人筋疲力尽的绝望努力，重新回到对至尊的狂热敬爱之途。修行者不再以自我修炼中男性特有的优势为豪，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念佛将自身融入无限慈悲的宽广大洋。印度也是如此，商羯罗之后出现了罗摩奴阇[47]和柴坦尼亚[48]，“智”[49]时代被“信爱”[50]时代取而代之。
一股宗教情感席卷藤原时代的日本，善男信女们沉醉于狂热敬爱之中，为追随空也和一遍大师，他们离开城市乡村，所至之处舞姿翩翩、歌声不绝，一路唱诵着阿弥陀佛。模仿天使手持莲台从天而降迎接离世灵魂的假面戏剧开始流行。女士们从莲花的根茎抽取纤维，编织出或者绣出大慈大悲的佛陀形象，有人甚至为此耗费一生。这股新潮流尽管与中国唐朝初期的情形十分接近，但具备鲜明的日本特色，完全属于日本本土。而且这股潮流从未消失，时至今日，仍有三分之二的日本人信奉与印度毗湿奴派相对应的净土宗。
源信写就了这一宗派的教义经典，源空则将之发扬光大至鼎盛时期。此二人都主张人性天生软弱，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我征服，也不可能在此生直接修得佛性。只有在阿弥陀佛和他的化身观音的慈悲照耀之下，人自身才有可能得到救赎。他们没有与早先宗派争执冲突，只是任由那些宗派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找到出路。他们宣称，只有天赋异禀的极少数个人能够修行“圣道”，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念佛者，哪怕只是独自一人，只要口念“阿弥陀佛”，向以无量光阿弥陀佛为代表的近母性的最高神佛敬拜，就能够前往“净土”，那是佛陀所在的纯净国度，那里没有现世的痛苦和罪孽，人们可以在净土进化成佛。
他们称这一念佛法门为“易行道”，而他们的佛造像也因带上了女性气质而显得更为柔和。开创了新风，与那些庄严雄伟的佛造像及体现神降天谴的威严凶猛形象（比如之前平安时代里，湿婆模样、消除尘世情感的不动佛）大相径庭。源空的弟子亲鸾创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这是当今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宗派。
以线条精妙、用色细腻著称的日本画，从10世纪开始出现了新特色：金色成为绘画的主色调。这与欧洲中世纪艺术家以金色为背景的做法颇为类似，人们对此的解释是，阿弥陀佛的国度必定是在金光普照之下。
阿弥陀佛的佛国、作为慈悲化身的观音、代表无上力量的势至以及奏响天音护送灵魂升入天国的二十五菩萨，成为这一时期的绘画主题。源信本人所绘、现存于高野山的《阿弥陀佛圣众来迎图》便是最好的例子。
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以11世纪的定朝和尚为顶峰，他所制作的阿弥陀佛造像现存于宇治的凤凰堂，至今仍荣光闪耀。凤凰堂是藤原时代的大臣们为表达对净土的信仰而建造的无数寺院中的一座。定朝的不动佛造像柔和甜美，形象近乎阿弥陀佛，这足以说明女性化影响力之大，甚至连湿婆的威猛外形也被改变了。
然而，可叹啊，在如此世俗的世界里，梦幻之国不会长久！风暴已经在各个地方酝酿，并最终会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将都城京都的盛世繁花吹散。每一次地方骚乱都会令掌握着政府实权的那些地方官进一步增强手中的权力，使得他们最终成为随后几个时代的大名和豪族。北方战乱为尚武的源氏一族带来了机会，通过为期十五年的漫长战争，他们在箱根关以东地区站稳脚跟并深获民心；箱根关以东的未开化居民带给日本宫廷贵族的畏惧感几乎不亚于哥特游牧部族对后期罗马人产生的心理压力。镇压内海海贼的战争令平家的势力得以巩固。因此到11世纪末，日本的军事力量被势均力敌的源氏和平家两家瓜分。与此同时，宫廷贵族却羸弱至极，他们相信真正的男人应该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的特质，甚至在面部妆容和服饰上模仿女性。这些轻佻浮夸的贵族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12世纪中叶，因皇位继承而导致的内乱令藤原贵族的弱点暴露无遗。军队的司令官甚至骑不上战马，守卫皇宫的禁军大将穿上当时流行的厚重盔甲竟然无法行动。在此窘境之下，为争夺皇位，宫廷贵族只得求助于他们一向轻视的源平两家；尚武的源氏和平家二族尽管都是天皇后裔，但宫廷贵族却一直待之如下等阶层。
平家支持的天皇候选人即位，在位时间达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受藤原时期习气的影响，几乎将勇猛精神丧失殆尽。于是源氏后代视之为囊中之物，通过在须磨和盐屋[51]展开的史诗般的战争，将平家的权力和威望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