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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日本与和平
我们一再被指责积极备战，怀有扩张野心。也许，具有征服欲和殖民传统的欧洲国家无法想象，我们并非为时常引领他们走入战争的扩张精神所驱动；但是，愿意研究我们外交政策史的人都清楚，我们维护和平的愿望始终如一，我们最终诉诸战争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我们文明的本质禁止对外国进行侵略。体现中国农业文明的儒家思想本质上是自给自足和非侵略性的。遵循孔子教诲的人们生活在富饶辽阔的平原上，这使他们没有必要越过自然疆界去侵犯他人。孔子训诲的要旨是热爱土地和勤劳至上。他和他的弟子们讲授顺从与和谐的家常伦理和家长制的优越，后来出现的佛教强化了知足和自制的基本观念。在其久远的历史上，我们从未发现中国和印度本土的王朝彼此发生冲突。中国唯一一次威胁到日本是在12世纪[63]，当时她的蒙古征服者企图迫使我们接受其统治。
日本虽然原本是个海岛国家，但是由于很久以前就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已经像她的邻国一样变得自给自足，寻求在其岛国的狭隘边界内实现自己的命运。早在8世纪我们就放弃了自古以来对朝鲜拥有的管辖权。这一事实证明，这个大陆性概念早已深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成为它的一部分。朝鲜半岛大概早在史前时期就被我们殖民了。朝鲜的考古遗迹与我们在原始支石墓中发现的类别完全相同。时至今日，在所有的亚洲语言中，朝鲜的语言仍然与我们最接近。根据最早的传说，我们皇家女始祖的弟弟素盏鸣尊[64]神定居于朝鲜。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个国家的第一位国王檀君就是他的儿子。3世纪时，朝鲜半岛上兴起了若干个较小的独立王国，威胁到我们的宗主权。神功女皇为了恢复我们的宗主权，率大军进犯了朝鲜半岛。直至8世纪，我们的编年史还充满了我们保护殖民地的纪事。然而，自从那时以来，日本发生了巨变，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宗教热情上。这一时代见证了无数寺院的建立，以及奈良巨佛的铸造。与此同时，我们默许了最后一个朝鲜殖民地灭亡，作为母国我们没有注意到她的多次求助。13世纪蒙古人未遂的侵犯燃起了对在中国大军中打前锋的朝鲜人的敌意。然而，我们唯一的报复行动是丰臣秀吉进行的独一无二的远征。丰臣秀吉在16世纪率领大军进入朝鲜，与他所认为的世仇决一死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情绪已经不再认同征服他国的想法，丰臣秀吉的军队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被召回。这次非同寻常的远征的唯一结果是，在其后的德川幕府时期，朝鲜君主派遣特使向每一位新任命的幕府将军表示从属国国王的效忠意愿。他们对中国帝王也遵循这种做法。这个礼仪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代，但是我们从未想过要行使这个礼仪所隐含的权利去干预大陆政治。相反，我们为自己能完全与世隔绝而感到自豪，甚至也没有寻求与中国恢复那些在丰臣秀吉出征之后就中止了的外交礼仪。
拒绝援助著名的郑成功是德川幕府不干涉大陆事务政策一个很好的例证。郑成功是明朝的一位爱国将领，他把荷兰人赶出了台湾，抵御中国的满族征服者长达三代人之久。所有其他省份的巡抚都投降了，他独自一人坚持推行明朝残存的统治。他本人有一半日本血统：父亲是明朝的一名逃亡者，母亲是长崎女子。他以自己的血缘为由请求和日本结盟，取得日本的后援。几位年轻的大名和相当一部分武士为他的请求所打动，自愿前去相助，但是德川幕府坚决不准许他们这样做。
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我们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生动地证明了我们奉行和平与不侵略的传统政策。当我们从长达三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的时候，国际局势的确发生了变化！亚洲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威胁到我们自己的生存。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除非它能捍卫自己，抵御外来的攻击。在科技进步面前，天然屏障毫无意义。自从快速战舰和远程大炮问世以来，我们以前认为来自大陆的侵略军不可逾越的黄海和朝鲜海峡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任何对我们持有敌意的列强在占领了朝鲜半岛之后都能轻易地入侵日本，因为朝鲜就像一把匕首，刀尖直指日本的心脏。此外，为了维护我们的民族生存，让朝鲜和满洲独立从经济上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倘若日本不能向这些国家地广人稀的地区合法移民，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迟早会面临饥荒。今天，俄国人把手伸到了这些领土，只有我们进行了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将自古以来就在我们管辖之下的朝鲜视为属于我们正当的国防范畴。1894年，当朝鲜半岛的独立面临中国威胁时，我们被迫与中国开战。同样为了朝鲜的独立，我们1904年与俄国短兵相接。[65]
有几次我们可以占领朝鲜，但在强大的挑衅面前我们进行了克制，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千万不要忘了，发起明治维新运动的历史之魂也曾回忆起朝鲜最初是日本的一个朝贡国，在德川幕府时期曾向幕府将军进贡。19世纪70年代初并不缺乏战争借口，因为朝鲜在怪异的妄想支配下，不仅拒绝承认明治维新政府，还多次侮辱我们。比我们面临的少得多的挑衅常常被欧洲国家作为侵略的理由。1873年内阁出现的分歧及1879年萨摩藩的分离主义者挑起的叛乱都是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争执引起的。在那些争执中，主和派往往胜出。当时，西方尚未像后来那样对东方怀有强烈的兴趣，也不想干预我们的行动。
主战派成员敦促说，日本可以控制朝鲜的绝佳时刻已经到来，这样就不会再有朝鲜落入其他列强之手的隐患。在他们看来，朝鲜一直是个朝贡国，我们只是在确认自己早已拥有的权利。若是解决了朝鲜问题，或许能够避免与中国和俄国爆发血战。
天皇的几位主要顾问以及大部分在政府中有话语权的人强烈反对主战派的观点。在他们眼里，明治维新的意义比针对邻国的扩张更为高尚。对于他们来说，明治维新代表了正义、人道和自由主义原则，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素质。它真正的主旨应当是高尚和自我牺牲，把武士的美德扩展到整个国家。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岩仓具视这些政治家都怀有这种崇高的理想，他们的一生为当今的日本政府奠定了道德基调，雄辩地展示了无私与清廉。他们的简朴和果敢是启蒙精魂所特有的。在每一次民族重生的关键时刻，启蒙精魂都会出现，引领人民向前迈进。
主和派占了上风，主战派集体从政府辞职并举行了起义，结果是那些留在政府中的人不得不对往昔的密友施以死刑。一贯倡导和平的天皇不仅禁止出征朝鲜，还谋求与朝鲜发展友谊。1876年我们与朝鲜签订了睦邻条约。在条约中，我们承认这个离群索居的王国的全部主权，并首次开启了她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由此开始了我们在远东的开放政策。我们放弃对一个朝贡国的权利，目的是迫使中国也这样做，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如果中国和俄国尊重朝鲜的独立，战争就不会爆发了。
1894至1895年与中国开战，是因为中国想成为朝鲜实际上的宗主国。她声称朝鲜是她的朝贡国。我们在1876年签署的条约中承认朝鲜是个独立国家，这对中国自古以来所拥有的自尊心是个沉重打击，她对日本把朝鲜置于中国统辖范围之外极为愤怒。因其本能的保守倾向，她对我们的现代化很反感，谋求羞辱那个在领土面积上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不起眼的暴发户。当时的局面与奥地利和普鲁士19世纪在“七周战争”[66]之前的状况相似，实际上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争吵引起的，必须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内部分歧以及满洲与中国本土的分歧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因为，不要忘了，主战派集中在北京的清朝朝廷和华北地区的总督府，而南方人对打仗并不热心，对日本取得的成就甚至感到欣慰。也许，这就是中国轻而易举地被我们击败的一个原因。
朝鲜政府内部的不和向中国呈现了一个她长期觊觎的控制朝鲜的大好时机。对东方专制政权极为致命的内阁与皇室的对立再次成为所有灾难的真正起因。在汉城（今首尔）开明的政治家看来，国家的开放与拟议中的资源开发相当令人满意。然而，皇室的女眷们担心，在一个内阁渴望建立的、奉行开明政策的政府中会失去自己的特权。皇室向中国求援，而思想进步的内阁则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外交对决接踵而至，照例女眷们获胜。
中国在1894年获得了对朝鲜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尽管我们进行了抗议，她还是决定向朝鲜派出大量军队，在那里永久驻扎下去。后来发生的战争已经家喻户晓了。平壤是另一个萨多瓦[67]，我们的军队征服了整个南满，包括旅顺港。1895年中日两国签订了和约，在和约中中国全面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向我们割让了福摩萨[68]，以及我们在战争结束时所占的领土。通过这项条约，我们达到了发起这场战争的目的，即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防御可能来自中国的入侵。随着实际上控制了黄海，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
这时，（德、法、俄）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干预我们获取胜利成果。假借和平的名义，在德国和法国的支持下，俄国强烈要求我们放弃我们在满洲新获得的领土。考虑到我们在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个出人意料的打击十分沉重。然而，我们无法拒绝三个列强联合提出的要求，只得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此外，由于他们的干涉是凭借和平的神圣名义，日本不得不表示赞同。俄国帝国不久之后厚着脸皮夺取了他要求我们撤出的旅顺港，这似乎是个怪异的行径，但是我们对他的行动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作为西方外交的新手，我们仍然相信国际道义，信赖俄国人动听的言辞。他们当时宣称，他们是为了国际商业利益才占据这个地方的。九年过去了，在这九年里他们的真实意图已昭然若揭。然而，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决心占有满洲，还想并吞朝鲜。我们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议，俄国一次又一次做出保证，然而始终未能兑现这些保证。与此同时，他向满洲派驻了大量部队，他的先遣队进入了朝鲜本土。龙的咽喉被触及了，我们腾飞起来。在辽东的峭壁和黄海的巨浪中我们短兵相接，发生了殊死的战斗。我们不仅是为了祖国而战，也是为了最近的改革理念、古典文化的高贵遗产，以及和平与和谐的梦想。在这些梦想中我们看到，整个亚洲辉煌地重生。
谁在谈论黄祸？若不是因为有人把这些说出来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可能在日本的辅助下挥军席卷欧洲的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根本就不会引起注意。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黄祸”这个词最早是德国制造出来的，当时他正准备吞并山东沿海地区。因此，我们自然怀疑，俄国正是在加紧对满洲和朝鲜的铁腕控制时开始大叫“黄祸”的。
中国的长城，由于极为漫长，是唯一能从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她像一座纪念碑昂然矗立，对可能出现“黄祸”的说法进行抗议。这座古老的壁垒从山海关一直延伸到潼关。当初修建它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也为天国的雄心自我划定了疆界。在它存在的2100年里，跨过它的大门只进行过偶尔的出击，目的只是惩罚掠夺成性的游牧部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说中没有在海外或讨伐式的冒险故事，没有关于马其顿式的征服和罗马式凯旋的叙述。在中国文学里，找不到类似特洛伊战争史诗或维京人英雄传说的作品。确实，有关“黄祸”的叫喊中国人听起来一定带有讽刺意味。由于奉行了传统的不抵抗政策，他们目前正在白种人灾难带来的剧痛中倍受煎熬。而日本长期以来自愿与世隔绝的整个历史更使这种叫喊显得可笑。无论现代局势如何演变，没有理由设想中国或日本会突然产生一种游牧民族的冲动，开启一个摧毁一切的事业。倘若历史习惯于重演，若是一种真实的危险再次威胁世界，它将会孕育在草原的历史摇篮里，而不会发生在黄河和长江的丰饶河谷，也不会出现在日本群岛的梯田山麓。是从俄国帝国的疆土上，古代哥特人、汪达尔人、匈奴和蒙古人率领他们的游牧大军降临到欧洲和南亚。从阿穆尔河高耸的堤岸到乌拉尔山脚下，成吉思汗和帖木儿[69]的后代，来自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和鞑靼人，今天仍在不羁地四处游**。从他们在北京和满洲犯下的暴行，从基什尼奥夫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中，全世界可以看到当野蛮的本性挣脱了牢笼，俄国士兵会干些什么。俄国自己要为可能发生的那种危险负责，他现在却将其归罪于爱好和平的远东国家。
战争何时才能止息？在西方，国际道义的标准远远低于个人的道德标准。侵略国没有道德意识，在迫害弱小民族时完全忘却了骑士风度。没有勇气和力量捍卫自己的人必然会遭受奴役。我们一想到自己真正的朋友依然是刀枪就会感到悲哀。医院和鱼雷，基督教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维持巨大的武器库以保障和平，欧洲展示的这些稀奇古怪的组合意味着什么？这些矛盾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并不存在。这些不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理念，不是她改革的目标。将我们隐匿其皱褶之中的东方夜幕已徐徐升起，然而我们发现世界仍处于人道的暮色中。欧洲教会了我们战争，他何时才能学会领受和平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