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7961870年的意大利 复兴运动时期（第1页）
第七章1796—1870年的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
约翰·A。戴维斯
前言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意大利进入被外国占领、政治动**和革命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意大利建立独立统一的君主政体。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变革在意大利革命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革命导致意大利旧制度的土崩瓦解：到拿破仑帝国最终瓦解时，意大利各城邦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被法国大革命重塑。意大利统治者在1814年结束流亡回国时，发现自己作为集权专制国家的主人，权力远比之前封建君主制时大得多。
旧秩序虽已改变，却未得到有效替代。与新形式的专制政府共存的是法国大革命强化的政治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思想，从而产生了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主导了意大利的政治生活（1820—1821年、1831年、1848—1849年，意大利是主要革命和暴动的舞台），这些斗争只有通过政治统一进程才能解决。在萨伏伊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统治下，意大利建立了单一君主立宪制。
意大利这些年来的政治斗争是欧洲更广泛的政治变革进程的组成部分。但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变革与独立斗争密不可分。法国大革命后的二十年里，意大利各城邦的政治命运都掌握在法国人的手中。1814年，维也纳国会授权奥地利掌管意大利半岛。梅特涅亲王曾声称：“意大利仅仅是一种地理表达。”但这一著名论断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维也纳是每个意大利王座背后的操手，但也是原本四分五裂的公国背后的统量。因此，政治变革与摆脱奥地利统治的斗争密不可分，为政治色彩迥异的意大利改革派树立了共同的敌人。
奥地利的统治为意大利人树立起共同的敌人，却没能造就共同的事业。对于较古老的民族主义史学派而言，统一要通过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来实现，这一理念在复兴运动中得以延续，将民族认同感的“复活”或“再发现”视为统一进程的推动力。但这将把统一的意图强加给当时不合时宜的政治斗争。在19世纪中期，可能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意大利人都赞成独立，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或者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几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一个由现有城邦组成的独立联盟似乎是最有可能的结果。如果未能形成独立联盟，那是因为政治冲突迫使独立斗争进入了更广泛的地理、外交和政治领域。1860年，意大利王国建立，人们对此只有很少的期待，而且君主立宪制这一政治形式令许多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
然而，这些争取政治改革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有一小部分意大利人参与，从来不是意大利城邦动乱的唯一原因。到19世纪中叶，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不足意大利总人口的2%，大致相当于意大利新王国获得投票权的人数。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农民和农村劳工，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最严重的社会动**。同欧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社会动**的原因在于商业化农业的扩张侵占了大量公共土地，威胁到整个农村居民的生存。商业化和体制改革的双重力量导致意大利农村普遍存在着极度贫困和不安全的局面，由此造成的紧张和冲突的局势构成19世纪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中产阶级希望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变革，民众抗议常常与改革派和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和目标发生冲突。社会冲突极大地制约了中产阶级改革派的行动，然而公众抗议和自由民主派的阴谋同样破坏了意大利现有的政治秩序。实际上，现有政府无法控制或弥补民众的不满，这让许多保守的意大利人看到，只有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意大利政治变革的斗争伴随着持续暴力的社会冲突，但也和国际大背景密不可分。只要奥地利仍然是欧洲联盟体系的基石，意大利政治变革的国际阻力就会是巨大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帝国野心复苏，英法结盟，共同反对克里米亚地区沙皇俄国的统治，欧洲国际关系形成修正主义氛围，政治变革在意大利再次成为可能。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1789—1814年）
法国在1796年之后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在1797年签订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中，奥地利把意大利半岛的战略要地波谷割让给了法国。1798年，法国军队占领罗马，1799年1月，钱皮尼特将军进入那不勒斯。1799年春，法国军队从意大利撤出，意大利共和国瓦解，但波拿巴在马伦戈的决定性胜利（1800年6月14日）为意大利各城邦更持久和全面的重组开辟了道路。
与法国军队一同进入意大利的还有1789年之后为远离政治迫害而逃离意大利的流亡者。他们与意大利爱国者共同建立了临时共和政府，为意大利提供了第一次公开政治辩论的机会。辩论暴露出激进分子和较温和的改革派之间的巨大鸿沟，但短命的意大利共和国（1796—1799年）接受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标志着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
1799年，法国军队撤退，意大利共和国在民众反革命的暴力浪潮中被推翻。保皇派复辟，图谋复仇，但转瞬即逝，在马伦戈战役后，意大利政治版图在波拿巴的个人监督下得以重绘。1802年1月，前西阿尔卑斯共和国被重建为意大利共和国：定都米兰，包括波河（摩德纳、雷焦埃米利亚）以南的前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和前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9月，皮埃蒙特并入法国。
拿破仑加冕称帝后（1804年12月2日），意大利各城邦成为皇室属地。意大利共和国改为意大利王国（1805年5月），由皇帝总督欧仁·博阿尔内统治。在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年12月）取得胜利后，拿破仑废黜了那不勒斯波旁王朝。1806年3月，一支法国军队将约瑟夫·波拿巴推上那不勒斯王位。两年后，约瑟夫被迫迁往西班牙，由卡罗琳·波拿巴的丈夫约阿希姆·缪拉取代。1808年2月，法国军队占领罗马，一年之后，罗马被法国吞并：1811年，拿破仑与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之子被加冕为罗马国王。1807年，托斯卡纳被兼并，委托给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巴西奥克希统治，而在1805年，另一个妹妹帕奥莉娜·博尔盖塞成为帕尔马、瓜斯塔拉和皮亚琴察公爵领地的统治者，这些领地随后在1808年并入法国。到1806年，只有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在法国的控制范围之外，两地分别是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世袭王位统治者的避难所，那不勒斯得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庇护。
无论是新的君主制度还是意大利修订后的政治版图，都没有帝国长久，但事实证明，意大利各城邦的制度重组更为持久。正如在法国一样，废除封建制度，意大利即刻摆脱了与旧君主政体固有的权力分享和特权豁免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绝对主权。这是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必要法律前提，从中央到各省、地方和社区，均设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法国民法典》的颁布巩固了体制改革的成果，规范了民法和行政程序。它还伴随着全新的干涉主义政府风格，规范、管理、控制和监督的方式都有别于古代君主政体。
在封建统治仍有残存、封建土地租借依然广泛的南方，上述改革的影响特别明显。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了以前附属于封建庄园和公共土地的多种使用权。直接征税围绕单一的土地税进行重组，而在整个意大利，出售宗教房屋的土地和前皇室领地使法国统治者能够赎回旧政权统治者的债务，重组公共财政并发行新的综合国债。
这些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并非总是以改革者所预期的方式进行。废除封建土地使用权、出售宗教房屋所有土地，以及封建土地和村庄公地的分割，都旨在刺激农业、创造大量新的小农财产。但是，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拥有土地的人，而农民在收成受到灾难威胁时，却失去了以前放牧、种植庄稼、打猎、捕鱼、拾柴或拾荒的权利。在整个19世纪早期，围绕保留或重获使用权展开的斗争仍然是意大利农村动**的主要原因。
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更广范围的经济增长条件仍然不利。法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有所增加，试图替代进口的努力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但地中海和拿破仑大陆体系中无休止的战乱严重破坏了贸易发展。拿破仑强加给意大利各城邦的商业条款完全从法国利益出发，而意大利的附属国被迫进贡大量现金，还要满足皇帝对人力和物资的无理要求。
这引起了有产阶级和受教育阶层的不满，尽管在许多方面，法国的统治给这些群体带来了诸多好处。地主受益于封建制度的废除，而公共管理的扩大为专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教育和培训取代身世或社会地位成为先决条件，为土木工程师、建筑师、农学家、兽医和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新设立技术培训学校，意大利出现新的专业阶层。在皇家军队服役对于许多来自富裕意大利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尽管法国统治者的确比他们的前任寻求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但与有产阶级建立政治联盟的尝试，是法国在意大利统治中的薄弱环节。经历了共和时代的动**，意大利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是保守和专制的。前雅各宾党人被有意排除在外，1802年的里昂，拿破仑中断了关于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的辩论。意大利精英们团结在法律和秩序的承诺下，但对缺乏实权越发地不满。法国的政治策略是用更广泛的由显要人士组成的政权取代旧君主政体的特权政治秩序，但这种模式的弱点在于，它没有授予实权。就像在法国一样，显要人士组成的省议会的设立确实具有重要的行政责任（如分配税收和征兵配额），但没有协商权。
意大利精英阶层要求建立宪政，以反对法国的统治。意大利南部是法国统治者批准宪政最接近的一次尝试，约瑟夫·波拿巴在1808年离开那不勒斯前往西班牙之前，曾承诺在当地建立国家议会。缪拉从未履行这一承诺，但的确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在1812年首先恢复了西西里中世纪的议会，随后西班牙在加的斯的国民议会颁布了基于普选和单一议会的宪法。1812年“西班牙宪法”既是意大利全民抵抗法国的宣言，也是反对拿破仑帝国专制、等级森严、高度集中统治的明确政治表达：出于这两个原因，意大利自由派很快采纳了西班牙宪法作为自己的宪法。
1814年，约阿希姆·缪拉从帝国叛逃，试图在意大利建立新的王朝，他的那不勒斯将军们以立宪作为换取支持的条件。他们的行动也反映了军队中秘密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些秘密组织的前身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为地方贵族和知识分子提供秘密交流思想机会的共济会，法国占领后数量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军队中有许多前雅各宾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格格不入。例如，法国卡拉布里亚总督让·皮埃尔·布里奥，前雅各宾派、拿破仑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第一个烧炭党聚集地，成为缪拉政府反对者的主要集会点，并为宪法运动的支持者提供了广泛的秘密联系网络。
对代议制政府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南方，吉安·多梅尼科·罗玛尼奥西1815年在伦巴第发表的文章《代议制君主政体宪法》反映了人们对复辟将扩大政治代表性的期望。人们对立宪政府的解读多种多样，对昔日的精英阶层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希望重获由于旧君主政体倒台而失去的政治影响力。例如，法国于1814年在伦巴第结束了统治，当时一群贵族夺取了政权，希望奥地利能恢复他们在政府中的传统角色，但并未成功。1815年后，伦巴第对奥地利统治的敌意源于被排除在新奥地利政府之外的贵族和大地主的怨恨。这种排他性是意大利复辟时期统治的广泛特征，容易受到来自旧精英阶层以及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的反对。这些人士的反对暴露了意大利旧君主政体、法国统治和意大利改革的危机催生的政治解决方案的脆弱基础。
复辟政府（1814—1830年）
1815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签署神圣联盟，从中可以看出王朝复辟的念头。签署联盟的目的是把革命思想拒之门外，认为革命思想给欧洲带来了动乱和灾难。为此，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承担起了恢复合法君主、顺从宗教原则的责任。
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与之前决裂根本不可能。甚至意大利的政治版图也不能简单地恢复到1789年以前的边界。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古老的共和国分别被并入萨伏伊家族的亚阿尔卑斯地区和伦巴第-威尼斯的新哈布斯堡王国。奥地利通过米兰总督政府和其在四角广场堡垒中的常备军，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在波河南岸，帕尔马公国、摩德纳公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都是奥地利的客户。作为欧洲主要的天主教国家，奥地利也是教皇广阔的世俗领地的主要保护者，包括公使城市博洛尼亚和费拉拉。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视维也纳为他们的主要盟友，另一个享有一定程度外交自主权的意大利统治者——萨伏伊家族也是如此。
意大利各城邦早已预料到拿破仑帝国的倾覆，而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避免再现18世纪9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奥地利政府奉行同样的政策，但并非所有意大利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摩德纳的弗朗西斯四世公爵（1815—1846年）决心抹去所有法国占领的痕迹，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1802—1821年在位）撤销了在撒丁王国亚阿尔卑斯地区的所有法国立法，并驱逐诸如加富尔家族那样与法国政权结盟的人。在罗马，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年在位）恢复了耶稣会和宗教法庭，废除了对犹太人的宽容，尽管枢机主教孔萨尔维确实试图维持行政改革的动力。然而，在帕尔马公国，法国前皇后、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1815—1847年在位）保留了法国的机构，而在托斯卡纳，弗朗西斯皇帝的弟弟费迪南德三世大公（1790—1824年在位）也寻求延续性。在那不勒斯，约阿希姆·缪拉在托伦蒂诺战役（1815年5月3日）中被击败后，费迪南德四世（1815—1825年在位）才重新获得王位。梅特涅亲王力图避免重复1799年那不勒斯对保皇派的清剿，并确保像亲王卡诺萨这样的极端反动派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至少在最初，那不勒斯波旁王朝不仅向缪拉政府的支持者伸出橄榄枝，保留了大部分法国改革，但通过建立新的统一君主制，实际上也将改革带到了西西里岛。1816年，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费迪南德四世改称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德一世。西西里丧失了作为独立王国长达数百年的自治权。
然而，和解和抗拒都没有换来政治和平，1820年和1821年那不勒斯和都灵都成为革命的目标。意大利革命从西班牙获得启示，试图在1820年恢复西班牙1812年宪法。对意大利统治者来说，这是个不祥的征兆，两次起义都是从军队开始的。在那不勒斯，军官们在1820年7月发动起义，并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南部，迫使费迪南德一世承认宪法。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革命领袖们要求立即恢复1816年被废除的岛屿自治权。大地主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分离主义要求很快让西西里革命陷入与那不勒斯的自由政府的冲突之中。在梅佐桥诺大陆（罗马以南的意大利），地方名流也要求从那不勒斯获得更大的自治权。
维也纳考虑向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寻求帮助，这时，皮埃蒙特爆发了新的叛乱。叛乱再次由一群军官发起，其中一些还与国王的堂兄卡里尼亚诺王子查理·艾伯特（后来成为国王，1831—1849年在位）交情颇深。1821年3月在亚历山德里亚发生的起义蔓延至皮埃蒙特其他城市。维克托·伊曼纽尔退位，他的继任者查理·菲利克斯（1821—1831年在位）逃往摩德纳。查理·艾伯特发表声明，婉转表达对叛军的支持，后来又改变主意，也逃走了。但是，查理·菲利克斯率领一支奥地利军队，在诺瓦拉附近的一次短暂交战中击败了桑托雷·桑塔罗萨领导的自由派。到4月中旬，革命结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皮埃蒙特始终充斥着反抗和镇压。另一支奥地利军队被派往那不勒斯，结束了当地的革命，又在这里驻守了八年，那不勒斯人民饱受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