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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600—1796年的意大利

斯图尔特·伍尔夫

被遗忘的世纪

对于同时代的人和后世历史学家来说，从《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签订于1559年）到《艾克斯拉夏贝尔和约》（签订于1748年）之间的两个世纪是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低谷，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几个世纪一样消沉。像弗朗西斯科·吉恰尔迪尼这样同时代的人，难免会回首意大利城邦引领欧洲文化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半岛沦为外国列强的战场和殖民供应线时，他们倍感耻辱。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比如塞萨尔·巴尔博和贝内德托·克罗齐，对史诗般的19世纪复兴运动充满期待，更加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前的几个世纪有多么暗淡。

即使衰落的隐喻能够带来文学上的繁荣，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17世纪和18世纪的意大利与此前的辉煌时代相比，无疑在下坡路上。然而，贬低这几个世纪存在的意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反宗教改革的影响，还是贵族对社会的重组，都给意大利随后的演变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和制约。

外国势力统治下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财富先是招来了外国的入侵，随后长期被法国和西班牙争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的签订。到1600年，半岛的政治地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轮廓，而且在17世纪继承战争爆发之前，只是经历了相对较小的修改。占领米兰公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撒丁王国对西班牙在欧洲实现帝国主义野心至关重要——先是打通了去往佛兰德斯的路线，然后又干涉了三十年战争。强权的存在限制了其他意大利王公的行动自由，虽然最初在菲利普二世和勒班托时代，海军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权。欧洲战争期间，雇佣军们对意大利王公主权的蔑视一直在显示王公们的软弱，他们老练的外交技巧，曾经受到马基雅维利的高度赞扬，如今却没有了用武之地，甚至到了17世纪中叶，托尔夸托·埃克托在《诚实的伪装》（创作于1641年）一书中告诫意大利统治者要藏好他们的古董。

在北部，西班牙在伦巴第的守备军和军队不断提醒人们，他们在威尼斯共和国和萨伏伊公爵面前不堪一击。1630年，哈布斯堡帝国军队以争夺贡扎加公爵的继承权为借口包围并洗劫了曼图亚。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大公们被西班牙在托斯卡纳海岸建立的守备国（守备国涵盖皮奥比诺、厄尔巴岛和阿根塔里欧海角）牢牢围住。至少在1627年西班牙政府破产之前，热那亚共和国一直被西班牙国王用贷款拴在脐带上。教皇国也因此受到了牵制，因为历届教皇需要依赖西班牙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并执行反宗教改革的行动。

就权力平衡而言，意大利领土对欧洲政治家，就如同意大利文化遗产对于四处游历的欧洲精英一样重要。此外，这块领土相对容易干涉，主要原因在于教皇和皇帝拥有封建宗主权，这是中世纪大混战的最后遗产。封建权力的传承为王朝灭亡时的城邦兼并提供了合法性：教皇在最后一位埃斯特公爵和德拉·罗弗尔公爵去世后，分别接收了费拉拉公国（1598年）和乌尔比诺公国（1631年）；哈布斯堡皇帝在末代贡扎加公爵生前便收回了曼图亚公国（1708年）。领土内存在的帝国和教皇封地，削弱了意大利公国统治者们对臣民的绝对管辖权。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后，西班牙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可意大利的王公们依然软弱无能，听任他国摆布。即便封建权力的取得并不具有合法性，列强们仍毫无顾忌地左右着意大利各城邦的命运，把它们当作殖民地来对待。18世纪上半叶，三次继承战争结束，在之后复杂的签约过程中，控制意大利并占领西属意大利各地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不顾教皇抗议，继承了其西班牙亲属在意大利的土地，以补偿自己失去西班牙的损失（1713年）；最后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去世（1737年）后，托斯卡纳地区被指派给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丈夫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弗朗西斯·斯蒂芬。意大利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舞台的主角，变成了国际政治中受人支配的配角，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48年革命。

只有一个王朝——皮埃蒙特—萨伏伊的统治者萨伏伊王朝，试图利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通过不断改换联盟和参与战争的冒险政策，谋取领土扩张。尽管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这个高度崇尚武力的王朝仍然是一个看大国脸色的附庸国，比如，1720年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二世就被迫放弃西西里王国，选择贫穷的撒丁岛。

经济危机

如果说意大利城邦在西班牙入侵和建立统治后失去了政治自治权，那么在17世纪的危机中则丧失了欧洲主要经济国的地位。

16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经历了一次工业繁荣：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许多小城市的奢侈品生产与出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包括纺织品、铁器、枪支、水晶玻璃、陶瓷、印刷品、优质肥皂和皮革。威尼斯细毛织物的产量从1503年的1310件增加到1602年的28729件；1606年，米兰有3000台丝绸织机；1553年至1572年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翻了一番多，从14700件增加到33312件。意大利南部，包括那不勒斯和萨勒诺的主要工匠中心，通过出口原材料，与生产制成品的北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卡拉布里亚的生丝和大批羊毛通过福贾海关，阿普利亚的谷物和橄榄油被运往威尼斯。

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仍然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其优势在于向黎凡特和整个欧洲出口制成品，以及提供银行服务的规模。转折点出现在1619—1622年爆发的商业危机。所有的指标，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海关收入或行会工匠的数量，都表明了不可逆转的急剧衰退：1650年前后，佛罗伦萨只生产了大约6000件细毛织物，1680年威尼斯仅生产了3820件。在17世纪中叶之前，意大利北部只有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工业——防御工事和军备建设——依然活跃。

意大利工业衰退的原因是竞争不过北欧生产的便宜而轻薄的新型布料，从而丧失了出口市场。17世纪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农村纺织业的搬迁和重组，而在意大利，与市政当局密切相关的行会则过于僵化，一直坚持高产品质量、高工资水平和城市内的生产垄断。在威尼斯为保卫殖民地而对奥斯曼帝国发动战争的时候，英国人、荷兰人，接下来还有法国人，则渗透到了地中海。威尼斯的衰落成就了里窝那的崛起，这座托斯卡纳大公于16世纪90年代建立的自由港，成为外国船只的供应基地。

到了18世纪，长期衰退对意大利经济的影响随处可见。意大利从制成品出口国沦为外国制成品的主要进口市场，以及初级品与半成品的出口国。这一点在丝绸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意大利北部曾经是丝绸织锦和布料的主要出口国，现在只能维持缎带之类少量廉价品的出口，同时却扩大了生丝的生产规模，成为里昂丝绸业的主要供应商。威尼斯、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等大城市则变成了消费中心，城市主要发挥首都的行政作用，依赖宫廷和数量不断增加的游客；许多曾经以制造业闻名的小城市，如科摩、帕维亚、克雷莫纳或阿普利亚的莱切，都变得保守而闭塞。也许只有建筑领域还保留了一定的韧性，从今天遍布意大利的巴洛克式教堂和宫殿中仍然清晰可见。

随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需求迅速萎缩，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在南部，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要么像卡拉布里亚的生丝一样退出了市场，要么像西西里的红酒一样市场萎缩。半岛内部的经济循环曾拉动过内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经济一体化，如今却分裂为众多地方市场。

随着城市生产的崩溃，从17世纪后期开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开始发展农村纺织与金属加工作坊，南部的生产规模则更加有限。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这些生产活动往往集中在小农场，以及农业自给自足且人口密集的地区，比如阿尔卑斯山（威尼斯、皮埃蒙特）、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或萨勒尼塔诺的山麓和低谷。然而，不同于16世纪高品质的城市制造，这种廉价手工产品主要面向当地市场，还有一小部分由小贩运往国外。

人口和瘟疫

意大利是欧洲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农业资源的压力会周期性地通过马尔萨斯式的饥荒或瘟疫得到缓解。到16世纪中期，意大利人口终于恢复到1348年鼠疫暴发前的1100万；到1600年，增加到1330万。早在工业危机出现之前，传统农业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就已经捉襟见肘。西西里的传统粮仓已经无法弥补意大利北部的粮食短缺，1590—1591年出现的可怕饥荒就是证明。瘟疫减少了人口压力，近两个世纪后，当人口再次增至1550万时，1764—1766年的饥荒又造成意大利南部农民死亡率急剧上升，并促使托斯卡纳重农主义者采取激进的改革措施。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经济陷入衰退之时，1630年又暴发了毁灭性的瘟疫，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故事。这场瘟疫的发病率虽不明确，但包括首都米兰在内的许多城市和村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居民因此丧命。1656年，一场强度类似的瘟疫暴发，袭击了大都市那不勒斯（16世纪末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有25万居民），并蔓延到整个南部大陆。造成意大利人口总体下降的不仅仅是瘟疫；许多小镇（比如马切拉塔）虽然几乎没有受到瘟疫的影响，却在17世纪经历了多次死亡危机，同时也出现了粮食歉收、小麦价格高企的情况。

总的来说，意大利人口在一个世纪后才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北方比南方增速更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北欧的人口增速。重要的是，当人口在18世纪开始快速增长时（1800年上升到1810万），城市却没有受到影响，城市人口仍然停滞不前。唯一的例外是那不勒斯，由于持续有农村移民涌入，人口在18世纪翻了一番，超过40万，说明农村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日益增长。

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

西班牙统治意大利的方式，和统治西班牙王室管辖的其他小国一样，也是早期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统治方式：传统的国家代表们接受君主的权威，君主承认代表们的特权与权力。代表的组织构成因国而异，比如米兰的参议院、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议会、那不勒斯市政议会。实际上，无论是封建贵族（意大利南部各国）出身的代表，还是城市贵族（米兰）出身的代表，都是有权有钱的贵族。主要的差别在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建立了与总督府联系密切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和西班牙一样，这种体制在意大利未能发展成法国或普鲁士模式那样的早期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因为大多数天主教君主国家持续陷入欧洲多国混战，需要财政支持。在之前的查理五世和如今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让渡封地政策建立了一种默契的平衡，结果国家将大片区域的控制权下放给了地方势力。17世纪上半叶，为了维持战争的开支，税收不断上调，催生出更多公国，同时也使公国越来越依赖外部精英的支持。

在米兰公国，市民、贵族和农民的赋税越来越重，例如克雷莫纳市的“公民税”，从1565年的7万里拉增加到1630年的135。9万里拉。中央行政机构只是协调各个城市的财政、军事和供应义务。税收大幅增加的同时，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好在由于米兰是唯一参加过军事行动的西班牙属地，马德里及西班牙治下的其他意大利公国给予了财政补贴，使情况得到部分缓解。

意大利其他地区，即便没有任何军事对手，也被迫为西班牙参与的战争作出贡献。在最贫穷的撒丁岛地区，议会被迫在1613年至1616年间将捐款增加了6倍，“自愿”捐赠15000达克特。西西里在1620年至1650年间向米兰输送了1000万斯库迪。那不勒斯王国为战争筹集的资金仅次于卡斯提尔，捐款从1616年的83。5万达克特增加到1645年的1170。9万达克特。

巨额税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哪国政府能够从本国人民那里搜刮到这么大笔的资金。创造新的税收名目、转让国家和公共收入、出售贵族头衔和封建资产，政府通过这些方式向本地家族和外国银行贷款，最终累积的债务导致政府破产。在米兰，17世纪40年代的封地市场巩固了新旧贵族的地位。在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金融家们利用公共财政危机牟利，直到政府破产之后，才被当地投机者和富有的贵族所取代。在这些南方王国里，旧封建王朝和新兴家族利用政府的困境，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涉及的范围在伦巴第是前所未有的。

苛捐杂税最终引发了政治反抗。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647年的那不勒斯起义，引起了全欧洲同时代人的注意，并被迅速载入历史的记忆。说起这场起义，就不能不提到渔民领袖马萨内洛，马萨内洛以圣母的名义领导了这场人民宗教起义短暂的初期阶段，对抗税吏、投机者和不得人心的牧师。这次起义表明，可以利用民众的宗教信仰反抗已有的权威。起义蔓延到各省和城市，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法国贵族冒险家吉斯公爵实施的阴谋，共和国的成立，首都与各省之间，农民、封建贵族及地方行政官之间深刻的社会差异，都是王室权威崩溃后社会分裂的结果。镇压叛乱和恢复王权都依赖于贵族的合作，因此国家承认贵族的封地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

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不断升级的税赋同样引发了对西班牙的政治反抗。那不勒斯起义早在巴勒莫和其他西西里城镇爆发起义（同一年发生）之时便可预见。在这些地区，人民反对贵族特权并宣告共和国成立，促使总督当局和巴勒莫的封建贵族走到了一起。商业城市墨西拿1672年和1674年爆发的起义再次上演了特权贵族和“民众”行会之间的社会对抗，但没有波及与之有竞争关系的首都巴勒莫。在撒丁岛，马德里得到了议会拨款却拒不处理贵族的申诉，最终导致封建贵族公开反抗（1668年）。

西班牙压榨意大利各地为其参与的欧洲战争筹集资金，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抗，从长期来看，无疑消灭了意大利各小国内部权力集中的可能性。政治稳定需要总督和特权机构对现有秩序予以承认。在西西里岛，政府想要依靠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制衡贵族。在那不勒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行政官和律师对教皇要求宗主权的主张提出质疑。然而，在整个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无论是封建土地贵族还是世袭土地贵族，其权力和特权在17世纪后期均得到了巩固。

反宗教改革

尽管西班牙是欧洲反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但并不能说西班牙直接推动了反宗教改革的扩大。一方面，它只能在阿拉贡王国的前领地巴勒莫和卡利亚里建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抵挡不了那不勒斯当地精英的反抗。另一方面，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代表们又追随马德里，拒绝罗马对管辖特权的主张。特别是在那不勒斯（教皇宣称的封建宗主国），早在17世纪初，一位王室律师就针对世俗宫廷和教廷之间的冲突，详细阐述了王国自治的原则，17世纪80年代这个话题再次引起重视，1723年彼得罗·贾诺内写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王国国民史》，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是达到了顶峰。

16世纪上半叶要求宗教改革的呼声对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都产生了影响，反宗教改革能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天主教会能够对教会改革的要求作出回应和指导。特伦特会议召开后，对异端邪说的恐惧立刻成了首要问题。会议通过监视和迫害等手段，将新教的威胁限制在奥斯塔山谷，以及除了西皮埃蒙特古老的瓦尔登西亚村落之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但是宗教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卡拉布里亚地区瓦尔登西亚人（也称瓦尔德西人）的所有村庄都遭到了屠戮（1561年）；意大利小型犹太社区被隔离在贫民区；南部城市大量的穆斯林奴隶（1640年前后，那不勒斯有1万人）被强制皈依。

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从庇护五世（1566—1572年在位）到乌尔班八世（1623—1644在位），几位精力充沛的教皇通过高度集权的方式强制实施特伦特会议的法令。等级森严的教会变成了好战分子的教会，是唯一掌握教义真理的地方。在政治上，新建立的自信滋生出傲慢，教皇在《威尼斯禁令》（1606年）中试图利用精神武器处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成功。从社会角度来看，将民众重归统一的单一信仰，对17世纪意大利四分五裂、阶层分化、冲突不断的社会产生了多重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长期影响。

仅仅几十年前意大利人文主义还在蓬勃发展，世俗人员和神职人员之间正式而广泛的高级文化交流，将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但如今一个话题能否进行讨论，界限是由教会单方面设定的——伽利略在1633年屈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文人不仅被排除在教会之外，而且被迫声称接受基本的教义原则，并被警告不要公开嘲笑或批评为人民制定的各类繁复的仪式。到了16世纪末，文人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从属角色并学会了谨慎和耐心。

教会现在完全由神职人员组成，教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天主教文化并强加于意大利社会。这是一种与社会等级结构挂钩的文化，布道根据各阶层的教育水平而有所不同，农民和工匠被划归无知者的行列。16世纪后期伟大的改革派主教和耶稣会士已经指明了道路，他们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建立神学院培养牧师，作为向无知教民灌输思想的教会知识分子新阶层，还要建立大学来教育世俗贵族精英的子女。由于世俗牧师相对缺乏（南方还缺乏牧师培养），宗教修道会，尤其是新修道会，在传播福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区牧师是理想的布道人选，他们既得到教义和圣礼新教派的支持，又牢牢地受制于教区主教，在经过罗马教理问答训练之后，便可听取信徒的忏悔，施行恰当的布道，引导和控制信徒的一生。

教会与意大利贵族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教会统治阶层（特别是当下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枢机主教团）均来自贵族，贵族的孩子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继续掌握着牧师的圣俸和人选。最重要的是，教会认为社会也分成类似的等级：按照教徒的社会地位组织宗教仪式和游行，向人们宣讲服从、尊重和听天由命，并将穷人排除在井然有序的社会之外。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耶稣会士成功地在意大利大多数首都宣扬建立大型医院，将穷人、病人和其他边缘群体隔离和包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