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8701915年的意大利 政治和社会（第2页）

社会主义的兴起

1871年马志尼对巴黎公社的谴责疏远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意大利“第一国际”，奉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巴枯宁在1865年至1867年间一直住在那不勒斯，他认为土匪盛行显示出意大利农民的革命潜力。然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唤醒农民方面并不比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先驱成功。相反，他们在城市工匠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罗马涅、马凯和托斯卡纳。他们的起义失败导致1878年后无政府主义的衰落，但无政府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这些地区始终是革命社会主义和颠覆运动的温床。

与此同时，工匠、工厂工人和部分农民通过互助会养成了组织的习惯，在温和的自由派和马志尼派推动下，他们秉承自助原则，缴纳最低限度的资金来支付葬礼和生病费用，组织夜校和阅览室。截至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互助会变得越发独立，开始不满资产阶级的庇护。与此同时，皮埃蒙特阿尔卑斯山谷比埃拉的羊毛工人爆发了长期罢工。这些工人中有许多人拥有小块土地，让自由派感到不安的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更加保守，反而提供了继续抵抗的资本。以上的发展及选举权的扩大，促进了“法律”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的传播。前无政府主义者安德里亚·科斯塔于1881年成立罗马涅革命社会党。尽管名字如此，但该党反对暴动，赞成法律解决途径。1882年，科斯塔成为第一个当选议会议员的社会党代表。在伦巴第，意大利工人党于1885年从激进分子手中脱离出来，该党排斥选举政治，倾向于通过工会和罢工等经济行为实现目标。它的纲领与英国工党颇为相似，但不同的是，它缺乏一个强大且成熟的工会运动支持。该党无法将其影响力扩大到伦巴第以外的地区，但由于农业萧条，它在深入农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884—1885年，曼图亚省爆发了第一次农业工人大罢工。政府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感到震惊，试图镇压工人党。

政府镇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工人阶级领袖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在了一起，后者帮助工人阶级宣传事业，并在法庭上为其辩护。其中一位年轻的米兰律师菲利波·图拉蒂，带头组织了受社会主义纲领启发的全国性政党。意大利社会党的成立时间通常可以追溯到1892年的热那亚议会，尽管这个名字直到1895年才被采纳。面对“工党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图拉蒂艰难地树立起权威。但是，科斯塔的加入使得新政党实力大增。改革派和革命者能够在新政党中共存，因为在理论上，改革只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而革命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步觉醒才能实现。这是“第二国际”的正统观点，图拉蒂与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结盟，以对抗克里斯皮，捍卫自由的策略，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权威认可。

尽管受到镇压，社会党在工业工人和无地劳工中的队伍迅速壮大。在1897年选举中，社会党选出17名代表：4名来自米兰、都灵和佛罗伦萨等大城市，9名来自波谷农村地区。尽管农民耕种的减少和雇佣劳工的增加已经削弱了教会在平原地区的势力，但社会党避免正面挑战宗教。雷吉奥埃米利亚镇的卡米洛·普兰波利尼等福音派社会党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耶稣是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而现代教会背叛了他的教义。宣传者用寓言和福音书中的引语在村庄里传播社会主义信息。这与城市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共济会纲领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影响都有利于传播自由思想，散播对国教的敌意。

在19世纪90年代，社会党在知识分子和大学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社会党领袖们面对迫害时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赢得人们的钦佩，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是复兴运动留下的民主遗产最勇敢的捍卫者。图拉蒂的进化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遵循实证主义哲学。它呼吁人们相信通过科学和教育可以取得进步。社会主义也和妇女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杰出的俄国流亡革命家安娜·库利西奥夫结束与安德里亚·科斯塔的感情后，成为图拉蒂的终身伴侣。在这两段感情中，她无疑受到主流革命思想的影响。她是最早争取进入医学界的女性之一，而且在米兰女性工人组织中表现活跃。然而，受到宗教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党人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感到紧张。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党人甚至在争取男性普选权时也犹豫不决。这在日后成为严重的问题，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党仍致力于争取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不参政”原则限制了天主教参与国家政治。但多年来天主教徒显然是群众组织领域的严重竞争者。利奥十三世关于社会问题的著名通谕《新纪元》（1891年），通过呼吁采取行动纠正资本主义不公正，给天主教运动带来了新思想。允许成立工会，但重点是促进阶级间的合作，而罢工行动则不被赞成。这降低了天主教运动对工业工人和带薪劳工的吸引力，但在满足农民需求方面，天主教运动比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成功。它最明智的举措是通过农村银行提供廉价信贷；牧师对教区居民的了解对于避免不良风险必不可少，他们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天主教亚文化在威内托和伦巴第北部根深蒂固，就像埃米利亚罗马涅的社会主义一样。

世纪末危机

阿杜瓦的失利，加上高税收和严重经济困境，民众积怨深厚。保守派开始怀疑君主政体能否与当下代议制政府并存。索尼诺率先呼吁“恢复法令”，恢复国王任命部长的实际权力。他认为，一个从议会中获得更大独立性的政府不仅能够维持秩序，更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他的提议未能使右翼团结起来。迪·鲁迪尼认为，这会产生让君主政体面对直接政治责任的风险。

出于恐惧，国王、宫廷党和保守党没有明确计划，而是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1898年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在意大利各地引**乱。米兰工人在5月走上街头，国王和鲁迪尼政府惊慌失措，实施戒严。尽管示威者手无寸铁，但仍有100多人丧生，400多人受伤。军事指挥官巴瓦·贝卡里斯将军用大炮轰击卡普钦寺，误以为那是革命总部。国王翁贝托授予他特殊勋章。政府利用人们对革命的恐惧，为大规模镇压措施辩护。激进报纸被取缔，工会被镇压，社会主义领导人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天主教社会运动也遇到类似遭遇。任何形式的民众组织都遭到质疑，迪·鲁迪尼本人深信，社会天主教是罗马教皇长期企图颠覆意大利政权的工具。

然而，对天主教徒的镇压导致内阁分裂，迫使迪·鲁迪尼辞职。国王借此机会选派名叫路易吉·佩洛克斯的将军领导新一届政府。佩洛克斯是一名参议员，与议会温和左翼关系紧密，他的任命最初被视为一种安抚姿态。但在1899年2月，他提出了一项新的立法来惩罚罢工、禁止集会和限制新闻自由。5月，国王授权他可以不经议会同意采取进一步镇压措施。尽管议会中社会党百般阻挠，乔利蒂和扎纳德利极力反对，政府还是决定举行选举。佩洛克斯成功赢得多数席位，但这要归功于政府在南方的影响力。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反对党赢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社会党人的席位翻了一番，从16席增加到33席。这相当于道德失败，佩洛克斯于1900年7月辞职，翁贝托国王被无政府主义者盖塔诺·布雷西（一名来自新泽西州帕特森的移民工人）刺杀，报复他在1898年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他的继任者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从父亲的政治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尊重代议制政府。

意大利工业革命

金融业重组为意大利工业复兴创造了条件。乔利蒂在1893年创立意大利银行，结束了旧银行体系下的货币混乱局面。但作为对南方利益的让步，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银行仍然保留了发行纸币的特权。1894年，德国资本在米兰成立商业银行，由德国人管理。它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德式混合银行，将存款业务与长短期信贷结合起来。在为工业筹集资金方面，它们比之前的银行成功得多，而且有助于在意大利传播企业经营和管理技能。

1896年，世界范围的大萧条结束，意大利工业获得了实现突破性持续增长所需的刺激。1896年至1913年，意大利人均产值增长率领跑欧洲主要国家，工业年增长率约为5%，农业年增长率超过2%。新一代企业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米兰和都灵的理工学院接受过工程师培训。水力发电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它使意大利摆脱了对进口煤炭能源的完全依赖。在这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混合银行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作为工业中心，都灵一直落后于米兰，但在新汽车产业发展中却独占鳌头。与其他工业产品不同，汽车让人联想到速度和运动；著名的菲亚特公司是由一群年轻贵族和前骑兵军官创办的。其中一位名叫乔瓦尼·阿涅利的成了意大利最著名的企业家。1912年，阿涅利访问美国，引进福特流水生产线，生产更便宜的“实用”汽车。作为潜艇发动机和飞机的生产商，菲亚特完全能够满足战争与和平的需求。老牌企业倍耐力橡胶公司成为意大利第一家跨国企业，得益于汽车工业扩张，在轮胎制造业中确立了主导地位。意大利工业界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卡米洛·奥利维蒂于1911年生产出第一批打字机。

米兰带领意大利城市进入大众消费和大众传媒的世界。它拥有最早的现代百货公司和最早的现代报纸；到1913年，《晚邮报》的发行量达到35万份，其周刊《周日信使报》的发行量达到150万份。到1910年，大约有500家电影院开张，仅在米兰就有40家，战前意大利电影制片人正在向美国输出像《卡比里亚》这样壮观的史诗。但故事还有另一面。

首先，工业仍然高度集中在工业三角区。1911年，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三个地区占意大利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57%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其次，意大利在新兴产业方面虽然成功，但纺织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该行业雇用了约四分之一的工业劳动力，占制造业出口的60%。1907年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爆发危机，尽管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现代化，但复苏缓慢，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纺织技术有所进步，但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工资过低的女性劳动力，四分之三的纺织工人都是女性。

在考虑意大利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时，不应忽略落后的工业部门。1900年至1913年间，工业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约40%。但是，只有印刷、工程技术和建筑工人这样的“劳动贵族”达到了与发达工业国家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相媲美的生活水平。尽管他们的饮食远优于农民，大多数工厂工人只在特殊场合吃肉；而在米兰，高达70%的家庭收入仍用于食物。工资过低，工会难以为继。多轮罢工之后，工人们被迫停止行动。然而，意大利工人阶级领导人在规避困难方面表现出高超的聪明才智。工会仿照法国劳动交易所的模式，按地区而不是按职业来组织。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更容易团结起来，参加地区大罢工。革命派工团主义者和顽固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工会找到了最大的支持，而贸易联盟则倾向于站在改革派一边。

乔利蒂和民主

1900年后，一种新自由主义在乔利蒂的领导下发展起来。他的政策旨在扩大自由国家的基础，之前备受压制的新生政治和社会力量得以自由表达意见。国家行政部门还应发挥新作用，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进行调解，并积极干预，消除社会抗议的根源。政府寻求与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合作，推进福利改革：1902年成立最高劳工委员会，赋予工会参与社会立法的权利，通过法律，禁止童工，限制妇女工作时间，设立生育基金。在担任扎那德利政府内政部长期间，乔利蒂允许农村劳工工会自由组织罢工。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超过20万农业工人参加了罢工，而1899年只有2000人左右。为了缓解失业，政府还将公共工程合同分配给社会党组织的劳工合作社。事实上，通过政府、工会和合作社共同努力，失控的局面才得以控制。

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乔利蒂试图安抚的唯一运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天主教运动的巨大潜力，并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者的有效制衡。在保守的庇护十世时期，教会和政府之间达成谨慎和解。教皇对社会主义的威胁非常关注，1904年开始放松了对非宗教人士的限制，并在1909年允许天主教候选人参选，但并没有组建政党。更为激进的基督教民主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的领袖，牧师罗摩罗·穆里被革职。事实证明社会党人不守规矩，乔利蒂欣然接受天主教的选票，但他试图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为选民的政治分化日益严重，一边是反教权人士和共济会成员，一边是保守派和教会。

1911年，乔利蒂出人意料地推进男性普选。他的野心是通过承诺实施更有力的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将人寿保险国有化，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将社会党纳入多数。但摩洛哥危机给乔利蒂的计划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数。根据之前与法国达成的协议，意大利获得占领利比亚的机会，这是在不伤害民族感情的前提下不可多得的机会。乔利蒂似乎相信自己能够保住社会党的支持，但就连图拉蒂也对乔利蒂的背叛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他都无力阻止席卷全党的愤怒浪潮。1912年，革命“顽固派”受到来自罗马涅的一位热情的年轻演说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启发，在雷吉奥埃米利亚议会选举中获胜。

乔利蒂试图平息反宗教人士的愤怒，但激进分子仍然在1914年3月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导致乔利蒂辞职。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奥·萨兰德拉试图利用对乔利蒂操纵和转移联盟策略的反感，宣布回归纯粹自由主义，不再对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妥协。相反，他主动要求天主教的支持，而他的前任右翼领袖索尼诺一直拒绝这样做。但他的政府依赖于乔利蒂在议会中支持者的宽容，如果不是战争爆发，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太久。

利比亚战争也破坏了乔利蒂的社会妥协。在左翼，墨索里尼与无政府主义者、独立革命工团主义工会和顽固共和党人组成阵线。他遵循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乔治·索雷尔关于暴力和总罢工的积极价值教导，尽管他不同意索雷尔认为必须由政党而不是工会来领导的观点。雇主对乔利蒂的调解方法越来越不耐烦，他们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组织来抵制罢工。经济衰退加剧了双方对抗的主张。革命的**在1914年6月的“红色周”中达到**。三名反军国主义示威者在安科纳被杀后，全国举行了大罢工。在罗马涅和马凯，罢工升级为暴动；暴乱者占领火车站，切断电话线，洗劫教堂，在市政厅升起红旗，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场运动完全没有计划，两天后，改革派劳工联盟撤回支持，罢工失败。

利比亚战争和民族主义

利比亚战争得到的国内支持远远超过当年克里斯皮在埃塞俄比亚的冒险。1911年的意大利比1896年的意大利富裕得多，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远征费用也不再令人望而却步。利比亚算不上意大利企业的梦想之地，但出于政治考虑，政府鼓励罗马银行在那投资。1911年，该银行陷入困境，它资助了一场重大的新闻宣传活动，以立即占领来保护它的投资。该银行与梵蒂冈和亲教会保守派政客关系密切，天主教舆论为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当下更支持扩张主义政策。意大利仍然是一个资本净进口国，但意大利的银行和工业已经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寻求建立势力范围。对土耳其作战如果取得成功，将会提高意大利在国外的威望，同时加强国内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尽管社会党反对，利比亚战争一开始还是激起了民众的极大热情。可以在自由土地定居的幻想尽管早些时候在东非遭遇挫败，但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在克里斯皮当年失败的领域，乔利蒂却取得了成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在战争记者、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达农齐奥《海外之歌》的煽动下，他谨慎、平淡的政治风格与新近民族主义热情格格不入。事实证明，对利比亚的征服比预期要困难和昂贵得多。即使在土耳其于1912年10月正式割让利比亚之后，游击战仍在继续。

成立于1910年的民族主义协会，最初代表广泛的利益，因此赢得了从左翼民主统一主义者到三国联盟及右翼天主教保守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的共同诉求是更强势的外交政策。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该运动的领导人强化并阐明了他们的政策，以失去许多最初的支持者为代价。他们强烈支持保护主义，与重工业关系紧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认为工业扩张既是国家活力的证明，也是未来伟大的必要条件。法学教授阿尔弗雷多·罗科提出民族主义威权理论，他强调该理论完全不同于传统爱国主义。自由个人主义必须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共同体的等级观念。在国家的严格监督下，生产和劳动将受到国家财团的纪律约束和组织。民族主义协会的反民主和扩张主义方案对新兴大众选民没有吸引力，但民族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保守派、农业和商业领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学生中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在文化、外交和军队的精英中也多有渗透。

战争之路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在外交政策、战略和公众舆论方面都出现严重分歧。1912年，为遏制奥地利，三国联盟重新成立，但武装部队领导人仍然相信，在欧洲战争中，意大利将与其盟友并肩作战。左翼支持法兰西共和国，只要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意大利的公众舆论就不太可能接受和奥地利并肩作战。

幸运的是，奥地利在没有向意大利提供领土补偿的情况下就进攻了塞尔维亚，这违反了联盟条款，意大利政府于8月3日宣布中立。然而，中立让意大利陷入尴尬境地。政府担心获胜一方不会顾及意大利的利益，萨兰德拉和他的外交部长索尼诺也担心，如果战争在意大利未能取得重大领土利益的情况下结束，君主制和统治阶级的声誉将受到损害。萨兰德拉宣称，他的政策之一是祖国神圣的利己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把意大利的支持卖给出价最高的国家。但鉴于奥地利不愿对意大利民族统一主义作出任何重大让步，加入协约国一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公众舆论在干涉派和中立派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农民都想要和平，而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社会党坚持走国际主义路线。但是干涉派的少数群体更具战斗性。

他们在大城市的势力异常强大，主要的支持来自学生和中产阶级。对于干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来说，乔利蒂和其政府体系是首要目标。他对战争的态度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即他玩世不恭的调停策略背叛了复兴运动和右翼自由国家的理想。民族主义者尽管钦佩德国，但很快认识到，战比不战更好。他们的优势在于，与其他干涉主义团体相比，他们更赞同萨兰德拉的利己主义政策。但是，干涉主义联盟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界限。知识分子在动员舆论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第一次战争游行就是由马里内蒂及其未来主义艺术家组织的。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曾将战争美化为“让世界保持洁净的唯一途径”。与民族主义者不同，未来主义者是亲法反教权的。未来主义者及其前卫派知识分子同盟捕捉并关注年青一代对沉闷、缺少野心且保守的资产阶级抱有的不耐烦的情绪。

然而，最坚定的干涉派来自激进派和共和民主党人，他们得到了共济会的支持，共济会认为这场战争是在复兴运动精神的感召下，争取民主和民族权利的十字军东征。更令人惊讶的是来自极左异见人士的支持。革命派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相互吸引：对议会民主和阶级妥协的仇恨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利比亚战争时期，阿图罗·拉卜里奥拉曾写道，意大利无产阶级不擅长革命，因为他们不擅长发动战争。但大多数工团主义者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和君主政体。然而，在1914年，该运动最负盛名的领导人加入了鼓动战争的行列：他们认同法国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思想。战争会结束改革派的懦弱，并带来革命。这些争论对墨索里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的革命战略在“红周”后陷入僵局。1914年11月，他辞去《社会主义前进报》编辑职务，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为战争做宣传。他得到了知名企业家的资金支持，这些企业家很高兴看到社会党内部出现分裂，后来又从法国和俄国获得资金支持。得益于米兰的菲利波·科里多尼和帕尔马的阿尔塞斯特·德·阿姆布里斯特等革命工团主义论坛，墨索里尼的革命行动纲领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其实是一场没有追随者的领袖运动。工团主义者失去了对他们的国家组织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反战的无政府主义者。但由于墨索里尼拥有记者的才华，《意大利人民报》成为整个干涉主义运动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