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6001796年的意大利（第2页）

虽然教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与意大利世俗贵族非常接近，但教会在17世纪被成功地塑造为一个脱离世俗社会并高于世俗社会的团体。从枢机主教、主教到教会牧师和世俗牧师，神职人员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长袍、言语和行为均区别于普通信徒。意大利天主教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圣殿，华丽而咄咄逼人地彰显着教会的优越感。教会财产和收入大幅增长，修道院、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都证明了教会在富有阶层中的成功。

新形式大众宗教的广泛传播也有力地证明了在民众中的成功。在那不勒斯王国，从16世纪末开始，来自耶稣会、巴纳比派和其他新教团的传教士，仿效耶稣会在南美印第安人中的传教经验，开始传播福音；传教活动稍后又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继传教使团之后，又建立了由贵族和高级官僚阶层组成的常设教会、宗教团体和演讲会。

天主教改革的消息以多种方式在意大利传播。这些消息都经过了仔细的过滤，罗马方面也对地方追封圣徒的提议实施了严格的程序控制。拥有神圣过去的罗马，再加上洛雷托和阿西西，吸引了规模空前的宗教游客，玛利亚圣所、圣骨匣和圣徒遗体是各路朝圣者的向往之地。教堂里的绘画，以及家中悬挂的圣徒画像，都显示着超自然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宗教书籍，特别是圣徒传，18世纪中期之前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印刷量越来越大：这些书面向神职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信徒，在布道和精神集会中又传递给文盲教众。那些穷得进不了修道院的第三修道会女教徒，也在邻居妇女中传播对神像、圣徒和圣骨匣的崇拜。

到了18世纪，无论在意大利城市还是农村，大众天主教都在文盲群体中生根发芽。它围绕着对圣母和圣徒的崇拜（越来越被视为与神交流的直接媒介），选择性地融合并重构了早期流行的仪式和传统，构成了一种类似新念珠崇拜的集体的、戏剧化的信仰表达，是一种公开的虔诚姿态和经文祈祷的视觉呈现。

区域国家的形成

马基雅维利对君主需要“扎根”的关注显示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不同于阿尔卑斯山对面国家的历史演变：对王朝缺少忠诚使得共和城邦转变为没有安全保障的贵族统治。意大利遭受侵略并被卷入战争加速了贵族们作出自然选择的激烈过程，最早出现在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期间，第二次出现在特伦特会议召开之前教皇发展裙带关系时期。

17世纪末，意大利出现了一些稳固的区域国家。意大利（和欧洲一样）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将其解释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必然过程。但是，早期权力分散于多个小国与社会机构的特点，给集权带来了一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表现为，在16世纪，即使是有实力的新建国家，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发展强大的集权行政结构：米兰和那不勒斯，还有西班牙保护国、复辟的萨伏伊王朝和美第奇家族，与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教皇国、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或帕尔马—皮亚琴察新兴的法尔内塞家族在这方面并无差别。

从15世纪起，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首都，比如罗马、米兰或威尼斯，已经开始支持垄断税收，附属城市对周边乡村拥有的传统特权至少有一部分受到了挑战，首都还开始对地方社会施加控制，但为了在领地内实施统治，仍然依赖于现有精英的配合，需要赢得他们的支持。中央集权措施的引入非常谨慎。例如，在设置新地方行政官的同时，也正式确认老牌地方精英现有的自由和权利：威尼斯从未挑战过维罗纳贵族的垄断地位，同样，佛罗伦萨也从未挑战过锡耶纳贵族的垄断地位。区域国家的出现绝对不是将更高级的中央集权强加给各地，而是持续的权力交易和机遇带来的结果。

在面临来自议会、封建势力或附属城市的政治威胁时，王公们采取了各种适当的措施：萨伏伊的伊曼纽尔·菲利伯特公爵没有征用皮埃蒙特的庄园；托斯卡纳的柯西莫公爵为了制服佛罗伦萨市民建造了达巴索城堡；法尔内塞王室夺取了各大封地，控制并边缘化了帕尔马市议会。然而这些只是例外情况。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漫长时期里，通常各方势力之间会达成妥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能够获得行政优势是进行谈判和交易的原因。米兰出售拥有民事和刑事司法权的封地，降低了地方维持秩序和执行法律的成本；威尼斯在财政上对弗留里封地、贝加马科和布雷西亚诺山谷作出让步，换取了它们对威尼斯的忠诚。

17世纪，政府通过设置新的地方行政官并增加行政人员，慢慢开始将一些司法和财政活动集中在手里。政府利用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传统敌意，提出了另外的管理手段，在没有正式取消地方特权的情况下，将地方特权掏空。然而，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展都是经过谈判得来的，这也凸显了意大利各国国情与特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区域国家的发展得益于大城市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威尼斯共和国最为典型，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威尼斯政府完全是由威尼斯贵族组成的：随着威尼斯政府的作用不断增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威尼斯地主阶层。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1622年的比萨地籍显示，佛罗伦萨人对土地的拥有仅次于比萨人；1756年在帕维亚周围的乡村中，最富有的地主几乎都是米兰人。

在区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王公们会有意采取某些政策来赢得贵族的支持。与王公相比，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等寡头共和国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后者非常羡慕王公的特权，他们态度封闭，而且缺乏宫廷的象征作用和物质优势。王公们千方百计吸引封建贵族为自己服务。在托斯卡纳，王公们建立了封地和骑士制度，以此吸引贵族为己所用。在皮埃蒙特，萨伏伊家族为了将封建贵族纳入爵位轨道，特意发展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套传统军事价值观，虽然给大批银行家、军事供应商和官僚新授予了爵位，但仍然成功地维持了这套价值体系。在帕尔马，法尔内塞王室控制大土地封建主的方式一向是镇压或者让他们参与宫廷，后来又归还他们被没收的遗产，对城市贵族则授予职位和头衔。到了18世纪，以宫廷为中心的区域国家已经建立起来，贵族价值观也随之渗透到社会中去。

宫廷

王公们确立权力、建立区域国家的标志与手段就是宫廷。意大利宫廷不仅为法国凡尔赛宫廷和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而且似乎通过一个个公国发挥了更为直接的政治作用。意大利王公们通过提高宫廷的地位重新定义了自身的角色，并重构了他们与面对的多重势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宫廷和君主政体一样早就存在。但与勃艮第宫廷或意大利南部的阿拉贡宫廷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们成功地传播了理想化的宫廷生活方式价值观。这就是卡斯蒂格利奥尼的《朝臣》（1528年）在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名声大噪的原因，热度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社会偏爱夸张的风格，认为外表与内在同等重要，奢侈张扬、华丽辉煌、宏伟壮观都是必要的，以及至少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价值观。是不是意大利宫廷开启或鼓励了这种风格呢？探究这个问题也许并无意义。宫廷自然符合这些价值标准，不管是曼图亚或佛罗伦萨等城市宫廷，还是波旁王朝查理三世在那不勒斯的卡塞塔宫，或者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二世在皮埃蒙特的狩猎宫之类的乡村宫廷。后来贵族们建造了更加宏伟的宫殿和花园，比如蒂沃利的阿尔多布兰迪尼别墅，其奢华的风格与布局都部分地源自这些宫廷。但宫廷发挥的作用要广泛得多，既包括行政办公、维系社会关系网络，也包括施加个人影响、赞助艺术并重塑城市空间，同时宫廷也是宗教的象征，塑造了贵族的规范。

虽然15世纪时乌尔比诺或费拉拉的宫廷极为华丽精致，但王宫所在的地理区域并不限于贵族的领地，实际上从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到罗马和都灵，都能见到华丽的宫廷。在许多方面，罗马为宫廷和君主的象征性身份认同提供了范例。从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期，梵蒂冈建筑群进行了扩建，以容纳对教皇国施加控制所需的官僚机构，并为教皇重新发挥国际作用营造高雅的格调。与此同时，作为首都的罗马城被多次改造，修建了许多通往梵蒂冈的宽阔大道，教皇与枢机主教的宫殿和别墅、广场，还有喷泉、方尖碑、教堂和公共建筑，都是为了荣耀教皇和反宗教改革教会的领袖而建造的。

16世纪，防守坚固的宫殿被王公的宫廷所取代，宫廷形成一个闭环，与城堡分开，也与城市分开，构成一个独特的自给自足的系统。17世纪，公共事务被看作与王公本人密切相关，因此，行政和司法机构都设在王公宅邸附近，甚至有些宫廷之间还有内部交通连接，比如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和皮蒂宫之间的瓦萨里走廊。宫廷的规模和形制不断扩大：1550年的美第奇宫只有39名朝臣，1692年朝臣人数增至797人。

无论是宅邸内部还是相邻城市中的空间分布，都要考虑行政办公和仪式感的需要。王公们被分隔保护的私人住所、礼拜堂和花园，彰显了他们神圣的地位。渐渐地，首都也以王公宫殿为中心被重新规划或改造。宫殿是城市的焦点，条条笔直的道路通向宫殿，宽阔得足以行驶马车、进行游行，路旁还装饰着雕像、纹章、徽章和其他象征王公权力的标志。大教堂被用来凸显统治者的神圣地位，比如都灵大教堂，甚至是宫殿的附属品。如果朝臣们宅邸的数量或品质达不到宫廷的标准，王公们会鼓励他们在宫廷附近建造宫殿，接待王公的客人。

意大利宫廷在17世纪走向了辉煌，因为它是确立王公优越性的有效工具。正是通过宫廷，法尔内塞王室遏制了大封建贵族，并将帕尔马的城市贵族转变为拥有爵位的贵族；萨伏伊王室把军队变成了一个金融和社会市场，兜售了大量注水的爵位。宫廷为精英们提供了利益和机会，反过来也增强了宫廷的影响。由于行政管理基本出于王公一人，宫廷便成了资源分配的主体——任命地方行政官和官员、授予名誉职位和爵位、进行军事和教会职位任命、发放建立封建村庄所需的合同和许可。17世纪发生的经济危机可能也促使贵族世家通过服务于王公来恢复或增加自己手里的财产和资源，他们显然意识到了宫廷处于核心地位，是各种社会关系（从推荐到联姻）的交汇地。17世纪也出现了大量批评卡斯蒂格利奥尼的文章，认为他尊重知识分子作为朝臣的体面，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机会主义的建议，即如何通过奉承王公来获得补助和俸禄。

贵族的力量

社会关系重组巩固了区域国家及其宫廷的地位，重组的基础是吸纳，甚至鼓励意大利各公国中的贵族来担任新的领导角色。正是通过这样的妥协，统治者才能够吸引并融合掌握地方权力但经常发生冲突的各股势力为己所用。到了18世纪中期，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和启蒙运动的改革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比失去了知识垄断地位的教会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特权。从长期来看，造成的负面后果甚至持续到了意大利革命（拿破仑式的）之后，因为教会和贵族的存在对意大利未来的发展施加了沉重的社会负担。

鉴于意大利之前的历史，变化产生的方式可能会令人惊讶，至少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这样的。如果南方王国的基础是封建贵族，意大利公国的历史基础则是封建贵族失败并由城市贵族取而代之。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封建地主被逐出城市和周边乡村，他们仍旧是农村的一大特征，可以审时度势或是心血**，忠诚于不同的政党（皇帝、教皇、地方政府或其他势力）。

16世纪，贵族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来源：封建贵族和城市贵族。关于什么是城市贵族，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分歧：一方面，威尼斯商人统治阶级早已在金色的贵族名册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即使到了17世纪，佛罗伦萨贵族阶层仍然不愿意接受来自美第奇大公（尽管不是来自外国统治者）授予的贵族爵位。那时，获得贵族身份的途径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王公们会创造一些新的头衔回馈为自己服务的人，或者干脆明码标价；此外，可以加入一个受教皇保护的骑士团，比如马耳他骑士团，或者托斯卡纳圣斯特凡诺骑士团；也可以取得特定的职业资格，如公证人或医生。

在17世纪和18世纪，贵族意识形态在欧洲得到了稳步加强。不难想象，王公们对贵族的承认符合意大利地方寡头的需要。即使是佛罗伦萨的贵族也承认爵位在外国人眼中非常有价值。到了16世纪后期，意大利各个城镇都出现了城市贵族；就算爵位不能给予他们实权，但也能确立他们在制度中的身份和地位。

16世纪中期，意大利出版了大量关于如何定义绅士和贵族的书籍。家世崇拜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纹章也开始出现在宫殿的外墙。早期人文主义者曾认为，真正的贵族品质是美德，可到了17世纪，这种观点已经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骑士精神，认为荣誉才是真正的价值规范。地位崇高、享有优先权、世袭爵位、担任军队职务、追求丰厚的俸禄、拥有私人武装、蔑视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成为意大利贵族阶级的标志。无论贵族私下里有什么怨恨，比如出身和财富之间、封建军事出身与执政之间悬而未决的冲突，贵族意识形态都是通过王公、城市贵族和新晋贵族的利益融合而形成的。以前看出身的区别，现在则会贬低与贵族地位不符的行为，比如，“低劣”的艺术，当然对低劣艺术的定义根据每个贵族阶层的活动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贵族意识形态可能因为城市贵族的经济利益从制造业、贸易和银行业转移到土地而得到加强，只有在热那亚，寡头政治的投资还停留在国际金融领域，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地方的贵族大部分都是地主。这种结构性转变不一定能够解释意大利经济衰退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贸易风险增加且回报率下降的后果。不过我们无法断言，进行土地投资就是抛弃创业精神的表现，毕竟抓住市场机遇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威尼斯贵族修建大规模排水工程；伦巴第地区扩大水稻种植；教会贵族为占领罗马市场转向畜牧；托斯卡纳贵族地主发展佃农。土地为抵押金融项目提供了基础，尤其是向贫困公国、农村地区和农民提供的高利贷（教会禁止的高利率）。城市土地所有制和日益商业化的农业无疑恶化了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当然也强化了贵族的优越地位。

在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等共和国，贵族统治阶级因猜忌和权力垄断，对联姻条件有诸多限制，导致贵族人数急剧下降，意大利大多数城邦附属城市中的贵族也是如此。转移财产、抬高嫁妆，使得贵族青年男女的独身比例居高不下。威尼斯的情况最为糟糕，贵族数量从1536年的6439人下降到1624年的4457人，到了1766年，仅为3557人。许多其他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和锡耶纳，贵族人口也出现了类似比例的下降。到了18世纪，公民寡头群体的数量已经难以满足履行政治义务的需要了。在这些共和国中，由于办公成本不断攀升，强大的财力是支撑权力的必要条件。威尼斯不得不向贫穷的贵族提供教育和救济，帮助他们维持自己的地位。富有寡头和贫穷贵族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是17世纪和18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历史的主要特征。

然而，帕尔马和其他公国一样，需要付出代价。虽然王公的政策巩固了贵族的经济权力，却未必能够创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阶级，更不用说一个能为统治者服务的阶级了。在帕尔马，贵族内部的各个层面并没有真正融合，联姻时继续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则；在皮埃蒙特，军队贵族们仍然带有与众不同的优越感。无论贵族世家和统治者之间如何相互依存，贵族世家的利益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上，有意鼓励贵族重组意大利社会，意味着加强保障贵族的家族遗产。贵族的财富、权力和理想在各国都得到了巩固，贵族成为最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阶层。

直到18世纪初，批评主义才开始出现。来自维罗纳（该地区的封建神话非常有名）的贵族西皮奥内·马菲对贵族的骑士精神进行了嘲讽，哈布斯堡地区（皮埃蒙特几乎没有）的启蒙运动作家们抨击了贵族的传统特权及君主服务的缺席。从根源上来看，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端于贵族阶层。

启蒙运动

如果不是半岛在欧洲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启蒙运动在意大利是不可能发生的。西班牙统治结束后，一系列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发动的战争给意大利送来了新的统治者：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波旁王朝统治了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帕尔马。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当列强瓜分意大利王公们的领土时，王公们表现得比以往更加无能：摩德纳的弗朗西斯三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1737年获得继承权，是因为加入了哈布斯堡军队与土耳其人作战，就像16世纪萨伏伊的伊曼纽尔·菲利伯特在出任西班牙军队的将军并在佛兰德斯取得胜利之后，才得以重掌公国一样。

但此时的情况与西班牙统治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几个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如果哈布斯堡王朝想要继承维也纳的王位，或者波旁王朝想要继承马德里的王位，就不能保留在意大利的领地，这样最终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意大利的归属：1759年，查理三世被迫放弃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1790年，彼得·利奥波德在哥哥约瑟夫二世去世时放弃了托斯卡纳。只有伦巴第仍然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但在三次继承战争中将更多的西部省份输给了萨伏伊。从1748年签订《艾克斯拉夏贝尔和约》之后到1796年法国革命军入侵之前，意大利各国正式摆脱了欧洲几大敌对王朝的控制，进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和平是启蒙运动改革的先决条件。

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发端很复杂，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欧洲专制主义危机。启蒙运动一方面对意大利以外的科学和哲学发展重新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坚定地与教会令人窒息的统治作斗争。牛顿和洛克的思想促进了新批判方法、科学方法与思维方法的阐述，并迅速发展为科学能够促进人类进步的信念、对“有用”科学的偏爱，以及理性改革能切实改善公众幸福感的乐观态度。对教会的攻击直接源于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境内的管辖权冲突，后来变成质疑教会审查制度和宗教裁判所施加的思想垄断，最后又演变为攻击耶稣会士。

到了18世纪中期，米兰的皮埃特罗·韦里和切萨雷·贝卡利亚、托斯卡纳的蓬佩奥·内里和弗朗西斯科·玛丽亚·吉安尼、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吉诺维西都成为这场如火如荼的知识辩论运动的焦点人物。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的探讨构成了更广泛的欧洲辩论的一部分，但聚焦于意大利各国的具体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取决于政权的态度：在伦巴第、托斯卡纳和帕尔马，辩论的环境非常友好；在那不勒斯，辩论虽然可以接受，但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在摩德纳、威尼斯、教皇国、皮埃蒙特和西西里，由于政府和当地社会的敌对，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热那亚共和国干脆禁止所有的政治讨论。

无论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认为，意大利各国与欧洲（指的是西欧）的进步相比，落后程度令人发指。迷信、特权，还有意大利的历史，处处阻碍着改革的进展。在王公比较开明的地方，知识分子逐渐投靠王公，将其视为必要的，乃至唯一的变革推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赢得舆论的支持。一旦王公们开始实施变革，改革便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领域，包括合理化政府机构、让教会居于从属地位，以及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障碍。

改革派王公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作在对教会的斗争中达到了顶峰。教会早在17世纪后期就失去了早期的驱动力，沦为一个拥有特权、无知、进行不合时宜道德审查的混乱群体。教会的财富和宗教团体的“无所事事”使教会不堪一击。

与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一样，意大利各国都对教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镇压修道院、收回教会侵占的土地、没收财产、驱逐耶稣会士，最后（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甚至试图实施詹森主义改革并由国家进行牧师培训。到了18世纪90年代，教会在西班牙统治意大利时期曾经享有的经济、司法和文化优势，大部分已丧失殆尽了。但是，支持反宗教改革的民众对教会依然虔诚，这种虔诚后来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政治潜力。

在进行了十年积极且颇有成效的合作之后，到了18世纪7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对王公的信任开始变得有所保留。太多的问题取决于王公的性情：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彼得·利奥波德和约瑟夫二世过于激进，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四世和萨伏伊的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三世则太过软弱或偏执。即使有些地方的统治者积极参与改革，可变革面临的阻力又十分巨大。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还有罗马和摩德纳，启蒙改良主义姗姗来迟，早期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幻灭感。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让启蒙运动戛然而止，统治者废弃了一切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启蒙运动无疑改变了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意大利重新融入欧洲，却呈现出多种社会和政治面貌。改革凸显了社会和政治分歧，而革命则使分歧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