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7961870年的意大利 复兴运动时期（第2页）

在伦巴第，贵族和专业人士越发不满自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政府和伦巴第名流之友好关系也逐渐退热。奥地利当局试图扼杀一切形式的独立文化活动，包括被视为保守派伦巴第知识分子的喉舌、著名的文学和哲学杂志《调解人》（1819年）。在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革命之后，伦巴第的镇压变得更加凶残，并且开始针对当地贵族家族。圣人西尔维奥·佩利科发表《我的狱中生活》（1832年），以其无可挑剔的保守天主教徒身份，成为反奥地利事业的殉道者。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他的大作《约婚夫妇》（1827年）中隐晦表达了对外国压迫的谴责，进一步证明了奥地利统治并未赢得伦巴第贵族的心。

就连反动派也明白，复辟王朝根基不稳。那不勒斯卡诺萨王子（1763—1838年）和萨伏亚德极端保守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1753—1821年）都认为，教会和贵族在古代君主政体中所享有权威的丧失，导致了人们对上帝顺从和虔诚不可逆转的下降。虽然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教会的权力，但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复辟在维护法国改革方面作出了致命的妥协。新的“行政君主政体”虽然理论上更强大，但缺乏内在的政治基础。正统派统治者视教会为自己的保护者，但不愿恢复18世纪前统治者从罗马夺取的权力，也不愿恢复法国人夺取的土地和资产。他们也没有恢复贵族以前的特权，只能依赖少数被选为部长的贵族和他们在维也纳的赞助人。1820年那不勒斯和都灵发生的事件表明，由于没有真正的保皇派贵族，甚至连王朝的军队都成了革命的温床。对于卡诺萨来说，只有全面恢复旧的封建政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作为权宜之计，他建议统治者应该利用天生具有忠君思想的农民，正是这些农民在1799年为保卫王位和祭坛而自发地集结，抵抗法国侵略者及他们的意大利支持者。卡诺萨忙于组织反革命秘密社团和合法民兵组织，但他们目无法纪，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在1830年，卡诺萨受雇于摩德纳的弗朗西斯科四世，组织了反革命民兵组织，随后受雇于枢机主教伯内蒂，组建了另一个名为百夫长的农民民兵组织，以追捕教皇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颠覆分子。

意大利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或许可以解释1820—1821年革命后那种末日般的镇压氛围，当时只有托斯卡纳仍是相对宽容的避风港。1821年，吉安·皮耶罗·维尤索在佛罗伦萨创办了《选集》。接下来的十年，托斯卡纳首都取代米兰成为意大利的文化活动中心。在其他地方，复辟时期的独裁政权授权警察和神职人员，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试图阻止思想的传播，扼杀一切形式的反对行为。神职人员严格垄断了仅有的一点教育资源，并负责审查所有印刷材料、公开演出、剧院和会议。在不追查秘密组织的时候，警察和他们的间谍也在努力查获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小说和被认为有害于宗教原则和公共秩序的出版物。

革命准备（1830—1848年）

1820年西班牙的崛起引发了意大利1820—1821年的革命，而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是意大利下一波起义的导火索。路易·拿破仑（未来的拿破仑三世）在1830年访问罗马期间，与一些秘密组织的成员取得联系，并且相信路易·菲利普在法国的新政府会给予支持，于是西罗·梅诺蒂和恩里科·米斯利开始计划在摩德纳发动起义。1831年2月，包括梅诺蒂在内的主要头目被逮捕，但此时叛乱已经从摩德纳蔓延到博洛尼亚和意大利中部其他地区。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要求奥地利干预，尽管法国没有支持起义，但以阻止奥地利人永久占领教皇国为理由，还是向安科纳派遣了一支军队。然而，到3月底，奥地利人重新获得了控制权；5月26日，西罗·梅诺蒂及其同僚为了独立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由于担心起义和法国的干预会把欧洲各国拖入战争，欧洲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英国政府担心，法国似乎有意在意大利重新站稳脚跟，并且不希望看到奥地利对该地区的控制被削弱。然而，英国代表也坚持认为，教皇的不当管理是意大利中部政治动**的真正原因，并呼吁维也纳利用其影响力改革教皇的管理。

然而，对于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来说，意大利中部起义进一步证明了革命的必要性，这场革命将横扫意大利现有的统治者。虽然之前的革命有助于意大利的独立事业，但马志尼也将革命失败归咎于秘密组织未能提供有效的领导。这正是马志尼想要做的，在他前一年发表的《青年意大利宣言》中，呼吁意大利革命者不再隐身，转而公开为建立意大利国家的统一事业而努力奋斗。1831年8月14日，青年意大利党在马赛成立，马志尼立即将他的革命思想付诸实践。但他的信件再次被截获，1833年他在都灵、尚贝里、亚历山德里亚和热那亚的同志被皮埃蒙特警方逮捕。所有人都遭受酷刑，一些人被处死，马志尼被缺席判处死刑。他没有被困难吓倒，重新开始计划入侵萨伏伊，以配合热那亚起义（1834年），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也参与其中。这个计划也遭遇失败，马志尼于1837年离开瑞士前往伦敦。

1833年之后，马志尼几乎一直处于流亡状态，只有在1848—1849年和1860年回到过意大利。尽管受马志尼发起的青年意大利运动策划或启发的起义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他在意大利的追随者受到审查和警察骚扰，但马志尼的影响也是有争议的。青年意大利党的成立为的是对抗秘密组织的影响。1834年，马志尼与意大利的法国革命传统领军人物菲利波·布奥纳罗蒂（1781—1837年）发生了争吵。他的观点更多的是受到圣西门著作的影响，深刻而神秘的宗教信仰也渗透其中。对马志尼来说，民族主义是更高的道德事业，它超越了物质平等的问题，强调责任而非权利，在《人的义务》（1860年）和其他文章中，他激烈地驳斥了源自《人权宣言》的革命传统。

马志尼对雅各宾派传统的敌意，尤其是对把物质平等作为政治行动目标的敌意，使他疏远了那些更接近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意大利激进分子，如像朱塞佩·法拉利（1811—1876年）和卡洛·皮萨康（1818—1857年）。像米兰自由派的卡洛·卡特尼奥（1801—1869年）一样，法拉利认为联邦政府的解决方案比马志尼的单一共和国更适合意大利半岛的文化、物质及其多样性。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由人民而不是马志尼来决定新国家的政治形式，而在许多南方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来，马志尼的共和国与他们希望推翻的拿破仑式集权国家惊人地相似。1837年，马志尼拒绝支持西西里岛的起义，他的亲密合作者之一、摩德尼民族主义者尼古拉·法布里齐在马耳他成立了意大利军团，切断了与马志尼的联系，成为南方革命者的核心。

尽管激进分子之间存在这些对抗和分裂，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计划还是第一次明确地把从奥地利独立出来的斗争作为更广泛的政治革命前提，旨在推翻包括教皇在内的现有意大利统治者，建立单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这个激进而顽固的革命计划迫使马志尼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定义并阐明他们自己的立场。

虽然经历了早期的动**，19世纪30年代仍是经济相对扩张和稳定的十年，增加了人们对迫在眉睫的改革的期盼。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新型制造业和工业建立，新型金融机构成倍增加。1839年，半岛上第一条铁路在那不勒斯开通，伦巴第和威内托的铁路项目列入规划。伴随商业复兴而来的是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新气象。期刊文学仍然由宗教出版物主宰，审查依然严格，但是新农业和经济学期刊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卡塔内奥的《世界统计年鉴》（1832—1836年）和米兰的《理工学院》（1839—1844年），佛罗伦萨的《维埃苏选集》和《托斯卡纳农业杂志》，以及其他许多短期的出版企业。1836—1837年的冬天，安科纳、那不勒斯、罗马、卡塔尼亚和巴勒莫暴发霍乱，引发了更多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开辩论，1839年佛罗伦萨举办意大利学习者大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增强公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这些发展造就了更加开放的文化氛围，同时让更多人关注到新城市中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层虽然还缺乏独立的声音，却已不容忽视。例如，在歌剧季期间，剧院为精英们提供了日常聚会的场所，供他们交流新闻和八卦；昔日的贵族们也开始与新贵和职业代表们分享新闻和八卦。新中产阶级还出现在许多新哲学社团、农业协会以及文化娱乐俱乐部中，这些社团标志着城市社交新形式的出现。外国游客恢复去意大利旅游，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也有了更多的旅行自由。意大利人的视野更加开阔。

尽管出现以上变化，但反动和专制的政治气氛丝毫没有松懈。在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在通谕《米兰·沃斯》（1832年）和《辛古拉里·沃斯》（1834年）中谴责了试图调和天主教与自由主义的做法。在皮埃蒙特，新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直到接下来的十年都没有妥协的迹象。那不勒斯的情况有所不同，费迪南德二世（1830—1859年在位）一登上王位，就罢免了当年他父亲身边腐败的部长们，事情最初看起来很有希望，却未能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让步。

尽管没有提出政治异议的机会，但商业政策的批评氛围越发宽松。在伦巴第和威尼斯，维也纳对的里雅斯特的偏爱超过威尼斯，奥地利限制进入其他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法规引发不满。而那不勒斯政府拒绝降低其高保护主义关税，与南方地主及其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发生了冲突。于是，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开始盛行，即便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群体也是如此。

在专业阶层中，糟糕的就业机会引发不满。1820年革命后，军队职业机会有限，而教会也几乎没有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位。法律、医学、建筑、土木工程、会计、农业和商业服务等领域的职位空缺的确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不足以满足需求。而统治者们急于限制官僚机构的扩张，并限制专业人员的进入。例如，在伦巴第，奥地利政府在公共就业方面优先考虑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并通过延长进入公共服务所需的大学课程的时间（因此增加费用），加大意大利人的入门难度。在那不勒斯，大学课程只在首都开设，那里的学生受到警察的密切监视，政府一再拒绝在各省设立更多大学的要求。

对于女性来说，还没有一种被认为是体面的公共事业。对于意大利新兴中产阶级的女性来说，从事任何公共事业的机会都比她们的贵族前辈要少。自由主义圈子里的少数妇女是贵族，而在中产阶级中，妇女的教育一般限于修女提供的道德和精神培训。

相比于中产阶级的不满，农村居民的不满更具威胁性。商业扩张和人口增长共同加剧了农村贫困人口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在两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和伦巴第王国，19世纪30年代通过的新立法中，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新立法延长了前封建庄园和乡村公地的私有化。这些政府干预加速了农业经济中的私有化和商业化进程，同时仍然坚持复辟中的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清楚地揭示了当权政府面临的矛盾。

甚至在“饥饿的40年代给意大利农村带来更多的苦难”之前，人们对政治动**再次爆发的预期就已经在上升，这为意大利各城邦就政治选择展开首次公开辩论提供了条件。辩论由温琴佐·焦贝尔蒂的两卷本专著《意大利人的道德至上》开启，该书于184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但很快再版，尽管有警察和审查人员干预，该书还是在意大利各地广为流传。作为皮埃蒙特的牧师和曾经马志尼的追随者，焦贝尔蒂（1801—1852年）制订了一个对温和保守的独立支持者有吸引力的计划：他提议意大利统治者应该模仿中世纪的圭尔夫党，与教皇结盟，然后与奥地利谈判，组建独立的意大利统治者联盟。皮埃蒙特贵族保皇派恺撒·巴尔博在《意大利的希望》（1844年）一书中提出类似的方案，引发强烈反响。该计划还提及通过与奥地利谈判，建立独立的意大利统治者联盟。

民众对这些方案的强烈反响表明，许多保守的意大利人现在承认，从奥地利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可能会化解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要求，并认为这可以通过谈判实现，从而避免冲突。接下来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件强化了这些信念。首先是起义的复兴。1844年，两个威尼斯兄弟，埃米利奥·迪埃拉和阿提利奥班·迪埃拉，试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尽管未能成功，却在北部教皇城邦引发新的叛乱浪潮。教皇国家的日益混乱震惊了温和派人士，比如皮埃蒙特贵族马西莫·达齐格里奥（1798—1866年），他认为查理·阿尔伯特是同情民族主义事业的。达齐格里奥与意大利中部自由党有着密切联系，在一系列旨在向广大公众宣传并使政治辩论公开化的小册子，如《罗马尼亚近期事件》（1846年）和《国家舆论计划》（1847年）中，以及在奥地利占领费拉拉（1847年）之后，他警告革命者：最好是通过被其称为“公开的阴谋”的舆论的力量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达齐格里奥补充说：1845年10月，查理·阿尔伯特在一次个人会见中宣布愿意支持国家事业。

对革命动乱的恐惧增加了温和方案的吸引力，但更大的推动来自1846年6月7日枢机主教乔瓦尼·玛丽亚·马斯塔伊-费雷蒂当选为教皇，成为庇护九世。接连不断的反对教皇事件显示出，庇护九世的当选似乎缺少些天意，而新教皇赦免罗马政治犯的决定，提升了他的自由声誉。1847年3月，教皇政府带头放松了审查制度，并与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和皮埃蒙特的查理·阿尔伯特建立了关税同盟。

在教皇的名义领导下组成意大利统治者独立联盟，保守派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但事态发展迅速，梦想破灭。到1847年夏，庇护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改革浪潮从罗马蔓延到整个意大利中部。而后奥地利军队占领费拉拉，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利奥波德大公试图在8月恢复托斯卡纳的协商会议，希望以此来阻止不断加剧的骚乱。但事与愿违，民众对奥地利当局的集体反抗行为愈演愈烈，伦巴第和威尼斯骚乱加剧，省级议会请求自治。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到1847年秋，意大利各城邦的问题已不在于是否会发生革命，而是在何时何地发生。

革命（1848—1849年）

暴风雨来临了，爆发在离维也纳最远的地方。1848年1月2日在巴勒莫举行的纪念该市守护神圣罗莎利亚游行队伍中开始出现骚乱，随后演变成1848年第一次欧洲革命。1月29日，费迪南德二世颁布宪法，试图防止动乱升级，其他意大利统治者也随之效仿：2月17日，托斯卡纳利奥波德；3月4日，查理·阿尔伯特；3月14日，庇护九世。在各种情况下，让步旨在通过向少数财产所有者授予有限的投票权来收买反对党，但脆弱保守的临时政府立即遭到来自不满的城市工人和农民更激烈的攻击。

2月巴黎发生革命之后，要求进行更广泛政治改革的压力有所增大，尤其是在3月13日维也纳革命之后。奥地利显然已经岌岌可危，梅特涅亲王从首都逃离，意大利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威尼斯，奥地利人撤退，由律师丹尼尔·曼宁领导的温和共和党政府于3月23日在米兰成立。然而，81岁的奥地利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拉德茨基顽固抵抗，并将其炮兵调往一个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工人阶层区。这种野蛮的行径没能迫使米兰屈服，却激起了民众反抗，在五天的激烈巷战（3月18—22日）后，拉德茨基的军队被迫撤退。

皮埃蒙特君主也试图控制民族主义运动。3月23日，查理·阿尔伯特政府向奥地利宣战，应米兰温和派的要求进入伦巴第，他们担心民主人士可能会夺取政权。查理·阿尔伯特承诺加入对抗奥地利的战争，最初赢得了像卡洛·卡特尼奥和马志尼这样激进分子的支持，他们从英格兰匆匆赶到米兰。但查理·阿尔伯特政府坚持要迅速吞并伦巴第，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真正关心的是扩大自己王国的规模。伦巴第民主党人动员起来反对与皮埃蒙特合并。但在5月，查理·阿尔伯特通过投票支持将皮亚琴察、帕尔马、摩德纳和雷吉奥归入皮埃蒙特，随后是6月的伦巴第和威尼斯诸省，最后是7月的威尼斯，从而巩固了他的地位。

卡特尼奥指责查理·阿尔伯特在拉德茨基征募士兵时拉票，而在7月24日，皮埃蒙特军队在第一次库斯托萨战役中被决定性地击败。奥地利人占领了米兰、摩德纳和雷吉奥埃米利亚，查理·阿尔伯特撤退到提契诺河对岸，请求停战。但即使在库斯托萨战役之前，皮埃蒙特王国领导全国讨伐奥地利的企图就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困难。4月29日，庇护九世谴责对奥地利的战争，粉碎了与罗马结盟可以实现独立的保守幻想。5月15日，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开始发动一场反革命，暂停那不勒斯议会，退出对奥地利的战争。

库斯托扎·马志尼宣布，王室战争将让位给人民战争，奥地利军队重新占领伦巴第，激进分子开始掌权。10月，由朱塞佩·蒙泰内利领导的激进政府在佛罗伦萨上台执政；12月，温琴佐·焦贝尔蒂在都灵建立了有着激进同情心的政府。但最重要的是，11月15日，保守派罗马临时政府领导人佩莱格里诺·罗西被刺杀；24日，庇护九世和他的枢机主教们逃到盖塔，寻求那不勒斯费迪南德的庇护，这给了民主党第一次真正的机会。1849年1月选举成立了制宪会议，会议于2月5日召开，4天后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同一天，利奥波德二世逃离托斯卡纳，临时政府首脑朱塞佩·蒙泰内利和弗朗西斯科·多梅尼科·格拉齐呼吁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与罗马和威尼斯结盟。3月初，马志尼抵达罗马，罗马共和国投票决定与托斯卡纳统一。

在南方，革命采用了不同模式。费迪南德二世5月15日发动政变，革命席卷大陆各省，但到秋季就已被镇压。9月，一支那不勒斯军队在墨西拿登陆，结束了4月在巴勒莫开始的分裂叛乱。那不勒斯军队于1849年5月进入巴勒莫，南方的所有革命终于结束。

革命后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革命以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失败告终，却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革。意大利人对奥地利的仇恨更加强烈，而且因为贴上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的标签而变得神圣化。最重要的是，通过皮埃蒙特君主的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现在获得了新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