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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疫情防控，基于不同的“次优选择”

面对西方社会对于中国“过度防控”的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辛迪加报业”发文称，过度防控虽然不是最优解，但这是一个次优解，是需要对疫情马上做出反应下比较好的选择。

张军教授解释说，这些措施是因为当下无法满足最优结果所需的条件：最起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感染源及有没有能力识别出感染源？即便找到了感染源，如何通过相对科学的做法防止感染源在人群中扩散？

所以，当大家都需要时间来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时候，每个地方都会“宁可信其有”，采取比较极端的做法。从全局来看，这不是最优结果，它是一个局部的最优结果，即每个局部都会认为这是最佳选择。但整合起来从全局看，就是一个次优结果。

随着时间推移，两三个月过去，很多情况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防护，有些地方的新感染病例数开始下降，说明情况出现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都开始强调差异化，每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疫情状况，逐步复工、错峰返程，也强调各地不得妨碍交通运输、物流等，鼓励大中小学错峰开学等。更多的政策权力逐步交给地方，让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对之前的统一政策进行微调。

那么，西方国家的防控措施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指出，西方国家的这些决策看似愚不可及，但也绝非毫无根据。

西方国家的防控策略选择，同其捉襟见肘的医疗资源难以支持全面防控有关，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采取这种剑走偏锋的防控方式，可以确保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配置给重症患者，避免医疗系统濒于崩溃。因此，实际上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两难选择。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谁都知道最优解是什么，那就是精确找到可能感染的人群进行隔离，避免多数人受到影响，从而避免社会和经济的更大损失。

然而，这只是理想，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理性分析的结果就是无法达到最优解，只能在次优解中选择可以做到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两位专家在分析中西方国家疫情防控策略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次优选择”的原因。

亚当·斯密提出了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颂扬以利己为动机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西方微观经济学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以利己为行为动机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将会达到（帕累托意义下的）最优。

这就是说，如果每个消费者都为了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每个生产者都追求最大利润，那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他们不仅能做到，而且还会不自觉地使社会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但现实经济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经济所要求的条件，结果还会是帕累托最优吗？

西方学者承认，存在着诸如垄断、外在性、公共物品等若干导致市场经济失灵的因素。但他们又声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微观经济政策可以修正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写道：“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情况，使市场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其中三种最重要的是不完全竞争（如垄断）、外部效应（如污染）及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公路）。在每一种情况下，市场失灵都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缺乏效率，而政府则可以起到医治疾病的有效作用。”

言下之意不外乎是，国家对微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现实经济和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距，因而能使经济达到或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次优理论”却证明，在不能全部满足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弥补了现实和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政策的执行仍然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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