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律严身 躬亲践行（第1页）
以律严身躬亲践行
文化人皈依佛教，一般是因为与佛家有着天然的联系，或者日常习性相近，或者思想比较一致，所以，文化人皈依后修习禅宗者居多，因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又不假经教，不立文字，文人对佛教的顿悟很认同，也很向往。文人大多对社会上恶俗的迎来送往并不喜欢，甚至十分厌恶，修行相对自由，不那么辛苦，对文人是个莫大的安慰。如华严、法相、天台、净土，以及密宗等，教众修习甚多。唯独律宗，因规范近乎苛刻，是真正意义上的苦行，赵宋以降，很少有人接触，逐渐式微甚至无人问津了。幸而弘一法师以坚韧不拔的信念和雄健伟力，发心持戒，终成一代律宗大师。
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曾为佛教创立各种规矩，以规范约束僧众，以后演变成戒律。
至曹魏嘉平年间，印度昙柯趣罗尊者来到洛阳，中国僧众开始接受并有弟子受戒。《十诵律》与《四分律》是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律法。其中《四分律》凭借后发先至的优势，逐步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律宗。
道宣法师在唐朝初期创立了律宗，并依照《四分律》开宗，因道宣法师当时住在陕西的终南山（此处历来是清修者向往之地），故又名南山律宗或南山宗。
弘一法师之所以选择律宗，首先，他最初皈依时，接触了《梵网经合注》《灵峰宗论》，所谓先入为主，对律宗产生了浓厚兴趣。其次，他在灵隐寺受具足戒后，读了马一浮赠送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发现按照戒律要求，自己所受戒法无法满足需要，因此，“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
另外，弘一法师选择律宗也是受到著名居士徐蔚如的影响。
徐蔚如（1878—1937），近代佛教居士。浙江海盐人。受母亲信佛熏染，早期即研习佛经。皈依三宝后，谛闲法师赐法名显瑞。民国初年曾捐资给金陵刻经处，重刻《西斋净土诗》。1918年集印光大师文稿书信，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复又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以流通佛典为己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华北，徐蔚如与其他居士一同筹办妇孺临时收容所，收救难民。
他曾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民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等职。因笃信佛教，皈依于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师谛闲法师。1918年，与叶恭绰发起成立戊午讲经会，与蒋维乔等创立北京刻经处。20世纪20年代初期，又创立天津刻经处。十多年间，京津刻经处共校刊佛典近两千卷，成为继金陵刻经处之后，中国又一重要佛教典籍整理出版机构。天津刻经处专刻南山宗律书，如南山三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繁补阙随机羯磨》），灵芝三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等，可以说对南山律宗的传承和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
弘一法师出家前，徐蔚如曾特意去杭州看望，相互交谈中，他说了一段影响弘一法师后半生的话：“自古以来，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百年来，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就算有也不彻底、不清楚。因此，你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弘一法师历来对自己的才华颇有信心，又有一种济世为民的思想，获悉有这样慈悲而重要的律宗，便暗自选定律宗作为修行之本。两年后，徐蔚如再次恳求弘一法师专研南山律。“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弘一法师从此更加专心学习，勇猛精进。10年后，弘一法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专修南山律，“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
弘一法师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佛法崩坏，这让弘一法师十分痛心，他下定决心专修南山律。弘一法师认为“法门陵夷，僧宝殆绝，除了扶律，是不足以言振兴了”。所以，弘一法师当时的心愿就是为僧团树戒幢，为教界立规范。
关于受戒与得戒的问题，弘一法师于1935年底在泉州承天寺弘法时，专门做了一场关于《律学要略》的演讲，还特地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甚多！今且举出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受沙弥戒，须二比丘授，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亦受不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来，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至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此怎样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既没有能授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
一般修行人，受戒后已经感到非常欢喜，但对于弘一法师这样人生处处都要追求完美的人，戒而不得自然无法忍受，只要问题还摆在面前，自己又有能力探求的话，自然不会停下脚步，必一探究竟还诸本源，方肯罢休。这样一来，弘扬律宗就成了他的一大动力。
弘一法师对佛教的戒律有着深厚的法缘，毕生有志于佛教律学的弘扬。他受比丘戒之前曾发四个愿，其中一愿是：“我为僧界现状，誓志创立风范，令人恭敬三宝，老实念佛，精严戒律，以戒为师。”
从1921年初次涉猎有部律，至1931年他在横塘镇法界寺佛前发愿舍弃有部律而专心于南山律，已是悠悠十年的光阴。
1931年弘一法师在《学南山律誓愿文》中写道：“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愿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律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速证无上正觉。”更于1933年在泉州承天寺，偕同“南山律苑”12位师生，在佛前焚化《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誓尽心为宣扬七百余年淹没不传之南山佛教，流布世间。”此后的十多年中，几乎无日不在律藏中，研讨探究，致力于弘扬南山律。
中国佛教律学原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摹诃僧祇律》《五分律》。为弘扬律学，弘一法师穷研《四分律》，花了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为他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
关于致力于弘扬南山律的因缘，弘一法师在1935年的讲演中曾回忆说：“关于《有部律》，我个人起初见之甚喜，研究多年；以后朋友劝告，即改习南山律。其原因是：南山律依《四分律》而成，又稍有变化，能适应我国僧众之根器。”并说“此余由‘新律家’而变为‘旧律家’之因缘，亦即余发愿弘南山之因缘也”。基本点明了自己的发心。
其实，弘一法师受戒之后，先到嘉兴精严寺访问了范古农居士，在精严寺阅藏数月，又到西湖玉泉寺安居，专研律部。因杭州师友故旧酬酢太多，而且慕名的人又不断来访，1920年夏，他决定到浙江新城贝山闭关，埋头研习。第二年正月重返杭州玉泉寺，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
1921年3月，由于吴壁华、周益由二居士的介绍，弘一法师又到温州庆福寺闭关安居，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著述，并亲自以工楷书写，历时四载，始告完成。出版后部分寄赠日本，很受日本佛教学者的重视。
律宗是佛教各派中戒律最严格的宗派，一举一动都要严守戒律。弘一每次坐藤椅时，都要把藤椅摇一下，怕一下子坐下去会压死藤椅缝中的小虫。他曾亲侍当时名播中外的印光大师，目睹大师俭朴的生活，这对弘一影响很大。他的生活也极尽俭朴，常把别人对他的供养移作佛教事业经费，自奉很薄。他行游各地时，锡杖芒鞋，三衣一钵，有时还自己挑行李，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
拜他为师的宽愿法师一直跟随在弘一法师的身边，弘一教他学文化，教育他怎样处世接物，认真做人，并教他许多格言。如“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立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出家后的法师对人对事淡然处之，不惊不怒，从容应对，真正做到了他教诲于人的“人到无求品自高”。他对宽愿法师说过：“人生在世，有三大难得。一是中国难得，二是佛法难闻，三是良师难遇。”弘一法师对此还逐条加以解释，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能做中国人是何等幸福。佛法难闻，则是做一个和尚并非穿袈裟就算是皈依佛门了，必须排除一切杂念，坚持戒律，勤学苦修，才能得道，才能超度众生。学佛得道，必先求得知识学问，深透理解佛经的精义。要达到这一步，又需借助一定的方法，这就需要良师的诱导教诲，指引道路。这是弘一法师究其平生所悟有感而发，言辞虽平实朴素，却是为人处世的中道，是法师的自觉觉人，自度度人。他不仅这样教诲后生弟子，自己在出家修行的过程中认真严肃、首重器识的高尚品德，也较之在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弘一法师在实践躬行中时时记录心得，他写道：
吾人因多生以来之夙习，及以今生自幼所受环境之熏染，而自然现于身口者，名曰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