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缘皈佛门（第2页）
李叔同曾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夏丏尊对此却颇为不安，内疚了一辈子。
李叔同临终前曾写下一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送给夏丏尊。他依然在感谢这位生命中重要的助缘人。
马一浮为李叔同打通研习佛法的通道。李叔同在杭州浙江一师教书那几年，深感时代动**所带来的流弊，从心底厌恶有些教师只教书不育人，只拿薪水却不从精神上净化学生的心灵，让他们识别什么是真善美。
为了让学生们开阔视野，他常在课余时间，带学生们参加各类文化活动。有一次李叔同带丰子恺到马一浮家做客，两人切磋国学、哲学、佛学。李叔同与马一浮年龄相仿，二人在艺术上惺惺相惜，但在佛学研究方面，马一浮是李叔同的前辈，说老师也不为过。
在马一浮看来，佛学与儒学是互通的，他常常对人讲“儒佛兼摄”：真正的修行人，应该掌握用佛学与儒学互补的方法，因为儒家式的修养与佛教徒的修行最终还是要达到同一个目标，即提高道德修养，过滤心灵的杂质，抵达灵魂的清凉之境。“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这一观念对李叔同理解佛教很有启发。
李叔同是一个从小接受孔孟文化的儒者，也曾担负着求取功名、荣耀门楣的重任，无奈科考失利，又逢家道中落，诸事艰辛，他的内心也曾出现过人生亦幻亦真的镜像。生活的窘迫和养家的责任，让这个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纵身一跃到泥沙俱下的社会中讨生活。无论是在上海《太平洋报》副刊做编辑，还是在杭州浙江一师当教师，那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要适应职场里的各种规则，要学会圆滑地为人处世，要违心地应酬各种饭局。
虽然李叔同当时在美术、音乐、书法等领域中被称为大师，世人对他刮目相看，但在人心浮躁的年代，再难看到灵魂撞击的火花，再难听到心灵交融的圣歌，他只能守着最后一片心灵净土，寻找清澈的河流和一叶小舟。
在这种情境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除了进行艺术创作还能如何？如果连艺术创作都无法完成自我救赎，他只能选择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宗教。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身心的净化和灵魂的蜕变，就像他在断食试验后为自己起的名字那样：李婴——如婴儿般新生。
马一浮的佛学理念与李叔同的想法不谋而合。佛法与儒学一样，不只是学问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实践中发现的真理。无论佛学还是儒学，都在于人们经过自我的深刻剖析后，可以获得道德的提升和智慧的增长。
杭州工作六年，李叔同与马一浮往来频繁，每次都会请走几部佛经回去研读。《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圆觉经》等佛经，是李叔同那一时期的精神食粮。后来李叔同公开说，他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
多年后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回忆了和李叔同、马一浮在一起谈话的情形：“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哲学）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再后来，马一浮介绍李叔同到杭州虎跑寺习静，一次正好赶上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的出家仪式，李叔同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虎跑寺内香雾缭绕，僧人并立，沉郁的钟声飘**在寺院上空。主持剃度的了悟大师步入殿内，端坐佛像前。在引请师的引导下，彭逊之入殿，向了悟大师行礼。礼毕，了悟大师为彭逊之施行剃度。
在学佛这条道路上，李叔同始终把马一浮当作精神上的导师，马一浮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他人生的航向，这是无须辩驳的事实。
幼年的家庭影响，后来的朋友助缘，让李叔同萌生了出家的念头，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他的病。李叔同一生受尽各种疾病的折磨，如果不是对艺术与佛法全身心的专注，他的世寿可能活不到62岁。其间的艰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李叔同毕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无论意志如何坚强，面对难忍的病痛，他还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情绪。
李叔同主要患有神经衰弱症、手足麻木症、肺病三种病症。其中神经衰弱症和肺病在他出家之前就已经得到确诊，手足麻木症是出家后刺血写经所致。
李叔同出家后，曾给侄儿李圣章写信说：“神经衰弱症，始自弱冠之岁，比年亦复增剧。俟此次撰述事讫，即一意念佛，不复为劳心之业也。”也就是说，李叔同在20岁左右时，就已患上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它包括抑郁、焦虑障碍、紧张性头痛、失眠、消化不良等。人们由于长期处于紧张和压力下，易出现精神兴奋和脑力疲乏现象，常伴有睡眠障碍、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神经衰弱如果处理不当，可迁延达数年甚至数十年，如果遇到新的压力或休息不足，症状还可能会加剧。
由于当时的医学不发达，抑或是李叔同本人和家人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没有进行及时、科学的治疗，这才导致李叔同中年后病情加重，他才会主动地进行断食体验，渴望到一处清幽之所安度下半生。
1929年李叔同住在承天寺，附近每天传来练习放枪、体操、唱歌之声，让他饱受骚扰之苦。返回温州时，又与二百兵士同乘一封舱船而归，途中备受“种种逼迫，种种污秽”。重居庆福寺，在关房“窗前二丈之外”，又有众兵士每天“放枪喧哗”。
他在给夏丏尊的信中写道：“此生平所未经历之逆恼境，导致脑神经重伤。”神经衰弱让李叔同饱受煎熬，感受颇深，甚至在僧人为神经衰弱者进行临终助念时，他也充分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他在《人生之最后》中说：“以余经验言之，神经衰弱者，病时甚畏引磬及小木鱼声，因其声尖锐，刺激神经，反令心神不宁。若依余意，应免除引磬小木鱼，仅用音声助念，最为妥当。或改为大钟大磬大木鱼，其声宏壮，闻者能起肃敬之念，实胜于引磬小木鱼也……”
李叔同的肺病是在《太平洋报》工作期间加重的。1912年夏，由于连日的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李叔同积劳成疾，导致咯血。整夜失眠，再加之肺病哮喘，让他痛苦不堪，心情郁郁。他用一首《人病》的诗抒发咯血时的感受：“人病墨池干，南风六月寒。肺枯红叶落，身瘦白衣宽。入世儿侪笑，当门景色阑。昨宵梦王母，猛忆少年欢。”
李叔同说：人生病之后，砚台也干了，不能写作，夏季六月吹着南风却觉得寒冷。心肺枯干好像秋天飘落的枯叶，身体消瘦衣服也变得宽大。走到外面使同伴看了发笑，站在门前使景色变得难看。昨夜梦中到了天宫，猛然想起少年时的欢乐情景。李叔同认为，自己离死不远了，早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肉体得到了解脱。出家后的李叔同肺病频发直至圆寂。学生劝他就医，他笑曰：“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是大病，从它死好。有求死之心并非坏事，死心塌地念佛，要么病好，要么往生。”
疾病的折磨，让李叔同向往幽静生活，寺院无疑是最佳的休养之所。再者，神经衰弱和肺病不是肢体的残疾，所以他还像健全的人一样，总有能做的事：读经、念佛、写字、散步、打坐、弘法，全身心投入去做事，不想病、不谈病。李叔同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无论遇到肉体上的病痛，还是精神上的折磨，对人生的体验都较常人为切，对境遇的感悟也较常人为深。寺院的秘境，佛法的微妙，可缓解他肉体与精神之疼痛，开阔了他的思想领域与人生境界。
出家后的24年间，李叔同就在这样自我营造的静谧之境中安度人生，神经衰弱症和肺病比之前有所好转。他找到了心灵的栖居之所，内心清静了，一切就都清静了。
佛语说，一切万有皆受因缘支配，非人们所得以轻忽。正所谓出之幽谷，迁之乔木，返璞归真，人格圆满。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法说，一切都是幻象，早晚都会消散的，消散之后还会再聚，这就是世间的因缘。
纵观李叔同的出家，皆由因缘组成。因家庭的影响，幼年便在心中种下菩提种子，让他对生命的无常有了懵懂的认识，正所谓“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这颗善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待他成年之后因种种机缘，得到有缘人的无私助缘，他开始向往那种虚缈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的自由幻境，这种超越现实的愿望，加速了他遁入空门的脚步。要想摆脱尘世的烦恼，求得生命的永恒，唯有走向佛门这一种选择了。
众生病苦谁扶持，一心向佛菩萨心。病痛的折磨可以摧毁他的身体，但没有摧毁他的心志。他真心发愿，诚心拜佛，一心皈依，心无杂念，苦其心志，修其精神，过着苦行僧般的修行生活，从而完成了从艺术家向佛教徒的艰难蜕变。
李叔同如此坚定地出家，实际上早就意识到幻象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幻象越来越真实，甚至触手可及。他要打碎这些幻象，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当他站在一片世俗的废墟之上，在尘土飞扬中仰望天空，终于发现：在一个由物欲组成的文明世界，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整地获得自己，因为他始终生活在纠缠的关系中，成为与自己对立的陌生人。他在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愿，努力去塑造别人为他设定的形象，遗憾的是，在与现实的抗辩中他铩羽而归。人生的荒谬正在于此，人生的欢喜也正在于此。
所以，他愿意接受佛陀的教诲：当你发现自己被贪欲引诱的时候，一定要自我降服。你要做自己“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仆……
为人处世，恪守言行合一或言出必行，事实上是一个艰难困苦而又玉汝于成的过程。而在芸芸众生之中，要想真正辨识“言必信，行必果”，除了要有一双慧眼，还得“假以时日”。孔子在《论语》中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说，以前我对待人，听到他的豪言壮语就相信他会这样做；但现在我看人，听了他的话我还不能相信，还要观察他后面的所作所为。李叔同在俗38年，在佛24年，其在言行合一上的执着与决绝，在其出家前后，尤其是皈依佛门之后，体现得尤为彻底。
1918年2月，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师的李叔同写信给学生刘质平说：因受马一浮大士之熏染，学佛有悟，世味日淡，罪业至深，暑假后不再任事，秋初即入山习静。
6月31日，他将书画赠予学生，将金石作品与藏印赠西泠印社封存，将钢琴等家具赠予日籍妻子。
8月19日，大势至菩萨诞辰，他身披海青，脚穿芒鞋，于杭州虎跑寺向了悟法师行剃度礼，法名演音，字弘一。
“世间再无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从此，一个名闻遐迩、万人景从的艺术大师，皈依佛法，遁入空门，转身为一代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