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伊丽莎白时代之前的英国文学（第1页）
第二十三章伊丽莎白时代之前的英国文学
乔叟是第一个认为今天与昨天一样美好的伟大诗人。
——洛厄尔
乔叟之前的大部分英语文学作品，其创作动机也许是为了艺术，结果更像是历史书，而不是艺术作品。其中不乏有趣之作，但大多数都比较乏味。突然间——无法解释——一位讨人喜欢的杰出诗人乔叟横空出世。他如同沙漠中的棕榈树，或者更贴切地说，一丛灌木中高高伫立的松树。乔叟和所有14世纪的英国绅士一样，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他的国王理查德二世的宫廷说法语，而且对英语有几分歧视。乔叟翻译法语作品，并且大量借鉴意大利语，但他使用英语写作。当时的英语与现代英语略有不同，我们必须稍加学习才能读懂他的词汇的含义、韵律的轻重以及元音的丰富味道。所有使用现代英语的俗语去修改乔叟作品的尝试都失败了，即使像德莱顿那样聪明的人物也不例外。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从众多来源收集的故事，整合在统一的场景中。讲故事的人是前往坎特伯雷朝圣的旅人，他们更像是假期出游，而不是虔诚朝拜。故事都很精彩，但是描述这些人的序言比任何一个故事都更出色，寥寥几笔，就把骑士、牧师、女修道院院长和其他人写得栩栩如生。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再没有比它更简洁、更清晰的性格总结了。讲故事者来自各行各业，组成了14世纪的英国缩影。他们所讲的故事，流露出各种情绪，从沉痛的悲剧冒险到欢乐的喜剧都有。
假如乔叟没有写《坎特伯雷故事集》，他将会凭着其他诗作在英语诗坛上占据一个崇高的地位。他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也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的主题，虽然很有趣，但是不论是乔叟版，还是莎士比亚版，抑或乔叟所借鉴的薄伽丘的《菲拉斯特拉托》，都不算太激动人心。乔叟最出色的“小”诗集是《公爵夫人之书》，是一本可爱的杂录，从各种来源以及他的所读所梦中选取材料，组成一个松散但条理清晰的集子。乔叟的所有诗歌都值得一读，大部分都令人愉快。而他的散文至少在考古方面是有趣的，尤其是他翻译的哲学家波伊提乌的作品。乔叟那时候以及乔叟之前一千年内的思想家都比我们更敬重波伊提乌，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读他的著作。
乔叟在一个贫瘠的时期如此出色，以至于他令我们一时忘记，随后才想起，还有两个与他同时代、在思想和语言上迥异的人：高尔和兰格伦。
高尔是一个传统而优秀的将散文改写成诗歌的诗人。他懂法语、拉丁语和英语，在他的时代备受敬重。他的《情人的忏悔》有一些妙句，但拘谨沉闷，除了学者，没人会去读。乔叟在《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结尾处对他有一句比较可靠的评价：“噢，德高望重的高尔！我将这本书献给你。”
乔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了解自己的同行，因此，我们接受他的判断。但是，时光褪去了高尔作品的色彩，他的作品在我看来，既不精彩，又不优美。不过，高尔的诗句经过沃德或者其他选集主编精选后，值得大多数在英语诗歌领域闲逛的读者一读。
兰格伦又叫兰利，是一位古怪的诗人，但比起高尔有活力得多。他创作了《农夫皮尔斯》。我们对这位作者一无所知，他能写出这么独一无二的原创诗歌，必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这首诗歌结构松散，是关于天堂、地狱和基督一生的梦境寓言。诗歌的格式大体上是头韵诗，风格更偏向于传统而非新潮，缺乏乔叟作品的那种雅致和魅力，但仍然是一首出色的诗歌，富有想象力、高贵、诚恳。
乔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语诗歌都很平庸，一部分原因是诗人当中缺少一流天才，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得不与一种不再是乔叟式，却尚未演变成莎士比亚式的语言角力，被迫重新学习诗律的艺术。当时最迷人的抒情诗作品来自北方的苏格兰，来自亨利森、邓巴、道格拉斯和詹姆斯国王（尽管归在他名下的诗歌的作者存疑）。他们全都是乔叟的追随者，但并非模仿者，他们的作品因一直包含着清新自然、有活力的苏格兰词汇而更加丰富多彩。
15世纪，高雅诗歌并不繁盛，通俗民谣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大多数流传至今的英格兰民谣和苏格兰民谣的最优秀版本，都明显是用15世纪的语言写成的，尽管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确定准确的日期，尽管很多民谣可能也有更古老的版本。我们对它们的作者一无所知。诗歌不会自己成型，可能任何一个版本的民谣的最终形态都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但它们的来源就像童话故事的来源一样不明确。当时有职业的民谣歌手或者朗诵者，他们也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动熟悉的诗歌。即使后来开始出现将单首民谣印刷出来沿街叫卖的现象，也不能保证民谣的形态永久不变。民谣的主题都是简单的爱情故事，多少带点儿虚构的冒险，如著名的罗宾汉主题传奇，或者为了庆祝某个真实事件，或者为了讴歌某位英雄的战斗或死亡，如《帕特里克·斯宾斯爵士》。
民谣与中世纪兴盛的史诗和传奇密切相关，但是会用更短的形式处理大致相同的题材。18世纪时，托马斯·沛西编辑的《英诗辑古》成了民谣的主要手稿来源，对浪漫主义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柴尔德教授的选集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收集的民谣最多。除了自发形成的通俗民谣，还有刻意仿写的民谣，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奥斯卡·王尔德的《里丁监狱之歌》以及史文朋对这种优美文学形式的许多实验之作。但是像《古舟子咏》这样的文学杰作的风情，与传统民谣是不一样的，如同香槟与苏格兰啤酒之间的差异。就连瓦尔特·司各特，心中可能记下了数十首民谣，也无法在自己的诗歌中重现那种韵味。无论如何，民谣对正统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一位真正的诗人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16世纪早期的诗人，因预示着伊丽莎白一世的伟大时代的开端而备受关注。在那之前最重要的两位诗人分别是托马斯·怀亚特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怀亚特模仿并翻译了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此后这种诗一直是英国诗人最喜欢的格式之一。他还尝试过其他诗歌格式。萨里伯爵比怀亚特年轻，他的诗歌更加流畅，他翻译的《埃涅阿斯纪》向英国文坛展示了最早的无韵诗。先锋和探索者总是值得敬佩的，但萨里伯爵并非卓越的诗人。（乔叟之后）伟大的诗人尚未出现。
虽然怀亚特和萨里伯爵都不是出色的诗人，但他们给英国诗歌引入意大利的清新韵调。那时候，年轻的英国大学毕业生都会到意大利访问，我们只需要想想弥尔顿、雪莱、济慈和勃朗宁夫妇，就能记起，数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都贴近英语诗歌的核心。除了怀亚特和萨里伯爵，其他有作品被收录在《托特尔杂集》里的小诗人，都受到了意大利的影响。这本杂集是英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在那个年代，绅士们将写诗歌视为礼仪技能，朋友之间会传阅作品手稿的抄本。有心的出版社会收集这些手稿并集合出版，但不太在意写作顺序或者作者是谁。我们要感谢托特尔和其他杂集编者，要不是他们，很多诗歌可能会失传，而且毫无疑问，有很多诗歌确实已经失传。
在这个时代的众多小诗人中，有一些人作为先驱和前锋而名留青史，盖斯科因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钢玻璃》是英国诗歌中第一部讽刺作品，是不可小觑的开山之作。另一位更出色的诗人萨克维尔参与了《法官之镜》的创作，他写的部分是诗中真正有诗意的地方，描述了诸王之死的悲伤故事，是乔叟和斯宾塞之间韵律最佳的诗作。
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很多英国散文，甚至比诗歌更显老旧。真正的诗歌似乎不会受到时光流逝的影响，而散文似乎会渐渐变得陈腐、过时。不过，在这个时期，仍有几位散文作家能够克服那个时代与后世之间的差异，继续焕发生命力。15世纪末期，有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托马斯·马洛礼。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他的《亚瑟王之死》。这部作品是把法国传奇故事的翻译松散地组织在一起而成的，但是有几个情节相当精彩，其写作风格也很完善，只是略显古老而已。
早期的英语文学是通过自由的翻译以及接纳外国的语言丰富自身的。最早、最勤勉的翻译家之一，是既有学问又有品位的英国出版业之父卡克斯顿。他意识到，乔叟“润色美化”了英语，于是他研究乔叟的法国原著并且模仿大师的手笔，同样对英语进行了修饰，对我们的散文影响至今。他翻译了二十本书，在自己的出版社印刷发行。这是英国第一批自费出版的书籍，后面至少还有五十批。他出版并赞助的其中一本书，就是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
大约在马洛礼从事翻译期间，英国史上最高尚的人之一，“受祝福的”托马斯·莫尔出生了。莫尔的杰作《乌托邦》在英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最初是用拉丁语写的，一直到莫尔去世后都未能被翻译成英语。后来，它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它的书名成为世界通用的名词，用来指代任何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描述一个完美共和国的各项优点的同时，莫尔也抨击了他所处时代的弊端，而那些弊端显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常相似。如果说，莫尔笔下国家的各项原则未能被付诸实践，那么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任何哲学政治家的最出色的想法同样未能获得推行。而莫尔——拥有亨利八世时代最高尚的灵魂，仅仅因为过于正直、诚实，就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之一，并不算异乎寻常。他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作家那么简单。他与荷兰的伊拉斯谟是朋友，因此成为英国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之一，提倡教育平等和地位平等。从文学成就上来说，他不算天赋异禀，但人文主义者的职责并非成为其母语文坛上的艺术家，而是播撒经典作品的种子。
一般读者对宗教争论和说教没有兴趣。而克兰默作为坎特伯雷第一位新教大主教，其作品风格优美，因此将一些因文字功力不够就会早早消亡的内容保存了下来，这是他天才一面的一个证明。他的作品的韵律风格相当现代，仿佛他本来应该比他生活的年代至少晚一百年出生。他除了是历史上重要的宗教改革家，也是伊丽莎白时代之前英语散文界最重要的艺术家。
另一位主教拉蒂默虽然不如克兰默那么雄辩，但同样有力、诚挚。他也是宗教改革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也许是他的说教辞能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作品风格直率，摆脱了“牧师”的条框，使用源自生活而非其他书籍的插图而充满感染力，因此值得一读。
这一章也许可以用一段对阿谢姆的点评结束。从实际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开创者，因为他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老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校长》是英语文坛上第一部讨论教育的重要专著。虽然其中的问题已经被推敲过许多遍，但有些内容至今未过时。阿谢姆有点儿学究气，是个学者而非文学家。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价值观：从《亚瑟王之死》中获得纯粹快乐的人比当时的任何一部散文著作的读者都多，但阿谢姆认为这部作品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