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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30年
“三来一补”企业当初能在深圳蓬勃发展，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港资之所以愿意大规模地来深圳办厂，源于深圳市政府给他们免税三年和只按工缴费征收流转税的优惠政策。加上国际市场的兴旺和内地用工成本的低廉，港商办“三来一补”企业的利润是要高于办三资企业的。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曾回忆，当时，国内外市场对轻工商品需求旺盛，但宝安县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只有罐头食品厂和假发厂，要想发展工业，就必须让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才会有更多的“蚂蚁”进来。“如果我们嫌人家是劳动密集型拒绝引进，而技术档次高的企业担心风险不愿意进来，我们就迈不开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步伐。我们相信，只要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技术不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会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
确如方苞所言，随着怡高电业厂落地，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宝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饭堂、大队部改作临时工业厂房，仍然供不应求。到1983年，深圳已引进外资企业2512个，其中“三来一补”企业占82%，大多数分布在宝安，宝安的“制造业大区”地位由此奠定。到1990年，宝安90%的村里都办起了“三来一补”企业。到1993年，宝安区已有34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仅当年的“三来一补”工缴费就达2。2亿美元，而在1979年，宝安县的财政收入仅有1700多万元。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宝安区“三来一补”协议投资28亿美元，实际投资14亿美元，工缴费收入近16亿美元。1996年投产的“三来一补”企业近3600家。
根据《宝安县志》的记载，在20世纪90年代，沙井常住人口还不到3万人，租出厂房达1200多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租金是10元到16元。按这个标准，村民们什么都不用做，每人每月就有500元钱。当时，工厂的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沙井的万丰村就是通过引进大量的外资企业而致富的，从而有“南国第一村”的名声。
“三来一补”的经营模式通过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当时中国缺资金、缺技术的弱势。上屋怡高电业厂成功之后，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遍地开花，开创了深圳工业化的格局。最高峰期，深圳曾经有上万家这类企业，是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支柱。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
1978年，香港怡高电业有限公司来石岩设厂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工资低。当时公司在香港每天要支付工人100多元港币（100港币，折合人民币约83。2元），在深圳的工人工作一天，能拿到9元钱就已经非常高兴了。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钱左右，全部为农业收入，村民进厂工作后，一个月就可以赚到80多元钱，收入提高非常明显，那时候村民还是头一回体验多劳多得这样的分配方式。
当年，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农民江惠群等人告别农田，走进新开业的上屋怡高电业厂，成为生产线上的女工。她们在港方派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操作机器，学习如何用铜线做线圈。江惠群和工友们拿计件工资，每天合计0。7元至0。8元，每月能挣20多元。这比她们此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作的所得高出10倍以上。
当年第一批入厂的女工江惠群，如今已是71岁的老人了。她回忆说，当年她老公叶玉荣在供销社搞业务，外出开会时认识了当时位于文锦渡的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老李。听老李说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的王老板想要来内地投资办厂，叶玉荣从中牵线，推荐王老板把厂址选在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
当时工厂只招25名女工，想进去的有七八十人，江惠群因为老公叶玉荣有“招商引资”的功劳，她才得以进去。当年她32岁，算是年长的了。其他女工们大多都有小学学历，十八九岁。
赵带容也是当年的女工之一，如今回忆起往事她仍然记忆犹新。欢迎仪式上，上屋大队干部讲话，感谢香港老板的投资，欢迎派往工厂的技术员指导女工们做工。赵带容说：“大队干部告诉我们，技术员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技术员是香港人，用粤语跟即将进厂工作的女工们说话，女工们都听得很认真。
从香港派来的两位技术员一男一女，男的被女工们尊称为“戚先生”，女的叫“梅珠”，他们一个一个地教女工如何操作机器，如何用铜线做线圈。从“打线”到“切线”到“串线”等工艺，花了一个多星期，二十几名女工全部学会了其中某项技能，生产线便可以开始运转。
那时没有周末的概念，每个人都希望多做多赚钱。据赵带容介绍，她从女工做到了“拉长”，管一条生产线，负责领材料、出货，刚开始那几年每年可以赚400~500元，过了几年有700~800元。她1987年离开厂子的时候年工资是800元。
江惠群还记得，活多的时候要加班赶工，加班到晚上9点多，活少的时候就在厂里等来料，有时材料半天不来，大家还会抱怨。基本每天早上七八点上班，下午五六点下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可以回家做饭、带孩子、休息。最初的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因此都住得很近，走路回家只要三五分钟，所以大家中午都会回家吃饭。“起码中午可以看小孩，挑水做饭，不像以前种地，早上天亮就出门，天黑看不清了才能回家。”她如此感慨道。
这样的好光景持续了多年，然后就慢慢暗淡下来。日益上涨的人工成本让“三来一补”企业的利润逐渐减少。从2000年起，深圳最低工资标准逐年递增，从每月500元左右迅速上升到每月1000元左右，2008年以后又加速提升到每月2000元以上。“三来一补”企业员工工资一个月2000多元，包吃包住，还要交“五险一金”等各项费用。菲薄的加工费显然难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成本。
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
2007年12月5日，建设部等五部委印发《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
2008年9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法。
2009年5月2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通过《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2009年8月27日，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由于“三来一补”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只是外商生产环节的一部分，不能融资，纯粹靠加工收取利润，只收取工缴费，并也只能外销不能内销，没有研发和设计的环节，生产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