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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结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整个欧洲历史的标志性和约。它是两个伟大时代的分界线，标志着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和政治革命时代的开始。从此之后，人们不再为了教义而战，而是为宪法而战。我们发现人们会对民主政府和政治权利问题比对宗教政府和宗教教条问题更加关注。我们不再看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党派因为宗教观点的分歧而向另一个国家或党派发起攻击。（62）
但是我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们开始接受宗教宽容思想。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宗教宽容，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宽容而已。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和财富的更迭使一个党派今天是迫害者，明天就成为被迫害者，这迫使所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必须相互宽容，任何一方不要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另一方。两个多世纪的教训使人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看清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人们不仅要在外在行为上，更要在精神上保持宽容。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述政治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君权神授思想的发展以及政府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
（1） 文艺复兴在科学领域的真正代表人物是尼古拉·哥白尼。当哥伦布和其他人都在探索地球上的未知海域和开拓新的文明世界时，哥白尼却执着于探索宇宙并发现了宇宙的真正体系。哥白尼的理论体系在1507年已经完善并成熟，但由于担心被攻击为异端邪说，他在36年后（1543）才发表了阐述自己观点的伟大著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哥白尼的理论对16世纪的思想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的理论被认为违背了天主教和新教所奉行的《圣经》教义，因此在其出版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几乎被完全否定。甚至在伽利略（1564—1642）发明了望远镜后，神学家们对哥白尼真理学说的传播仍然予以阻挠，从而使得其理论直到18世纪才取得完全的胜利。参见怀特，《科学与神学的斗争》，第1卷，第3章。
（2） 人们对发现磁针的特性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一直存有争议。指南针最初是由中国人在8世纪开始应用的。在13世纪中叶之前，关于欧洲航海者使用指南针，并没有可靠的记载。很可能是十字军在东征期间在东方掌握了指南针的相关知识。
（3） 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将南美洲突出的部分（巴西）向东划到分界线以东，从而使其成为葡萄牙而非西班牙的领地。
（4） 教皇对异教徒土地的所有权的主张得到了《圣经》经文的支持：“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篇》，第2章，第8条）。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认可教皇的主张，而天主教的君主们认为只要不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他们都认可。在路德反对天主教之后，新教国家的统治者们对此则根本不予理睬。
（5） 雨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荷兰著名法学家，在《海上自由论》中反驳这一理论，并表示海洋应该属于所有人，这一法理最后成为国际公法的一部分。
（6） 很难确定东南亚岛屿的分界线应该如何划分。
（7） 海洋时代被认为包括两个阶段——大西洋时期和太平洋时期。而后者则刚刚开始。参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欧洲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扩张”。
（8） 胡安·庞塞·德莱昂1512年开始他的探索之旅；瓦斯科·德·巴尔博亚1513年发现太平洋；埃尔南多·德·索托在寻找富足的印第安王国时于1541年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同一年，弗朗西斯科·德·奥雷亚纳沿着安第斯山东坡到达纳波河，顺流而下来到亚马逊，随后漂流而下入海。
（9） 普利斯科特对墨西哥国家的描述，尤其是对其政治机构的描述，完全是误人子弟。参见书末的参考文献。
（10） 据推测，美洲土著居民的文明之所以落后，一部分原因就是其有用家养动物的缺乏。参见费斯克，《美洲的发现》，第1卷，第27页。新大陆动物群与旧大陆的相比，它们在驯化的物种方面极其匮乏。除美洲鸵、羊驼和火鸡外，新大陆对动物的驯化就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而动物的驯化构成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很大的一部分。
（11） 在掠夺了印第安人的金银财富之后，西班牙人又通过奴役印第安人进一步积累自己的财富。这种在鞭子抽打下的奴役，其苦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埃及监工对奴隶的迫害。几百年间，仅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金矿和西印度群岛的糖厂，就有几百万印第安人丧生。超过半数的秘鲁人口被这里的金矿吞噬了生命。一位作家说，“在5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压迫和奴役当地人民；强迫他们做劳工，而对此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西班牙人对当地土著居民大肆屠杀，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抗。有统计说，在此期间有4000万土著居民丧生：最保守的数字也达到了1000万；恐怕前边的数字更接近真实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西印度群岛曾经拥有600万人口，此时几乎已经灭绝；而仅仅在海地，人口在15年里就从100万减少到6万，而在50年后，这个数字又降低到了只有200人”（佩恩，《欧洲殖民地》，第89、90页）。黑奴作为替代劳动力又被引进。这就是新大陆非洲奴隶贸易的开端。奴隶贸易的开始得到了素有“印第安人使徒”之称的仁慈主教拉斯·卡萨斯（1474—1566）的批准。然而，卡萨斯在其去世前认识到了黑人奴隶和印第安奴隶制度的邪恶，并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参见费斯克，《美洲的发现》，第2卷，第454—458页。
（12） 与路德同时代的神学家约翰·冯·帕尔茨（JohannvonPaltz）对“赎罪券”给出了下述权威定义：“赎罪券是对忏悔者实际罪恶暂时惩罚的一种豁免，这些罪恶并没有得到圣礼仪式的正式免除——教会的高级教士出于理性考虑并以理性方式对已经受到惩罚的罪恶的暂时豁免。”“暂时的”惩罚意味着教会让被救赎者以苦行赎罪以及炼狱暂时性的惩罚，以区别于地狱的永久性惩罚。
（13） 大赦指对忏悔者在得到豁免时，对其所有暂时性的惩罚予以全部的赦免。
（14） 圣职者首年捐指教职人员将任职第一年的全部或部分收入交给教皇以确认自己的任职。这是罗马教廷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各国君主自然对这些收入心怀妒忌，因为大量的资金从国库流入到了罗马教廷。因此圣职者首年捐成为欧洲各国政府和罗马教皇之间无休止的争议和分歧。在英国，禁止向教皇缴纳首年捐就成为英国政府同教皇分离所采取的早期手段之一（第62条）。
（15） 路德当时并没有打算让教士放弃他们的独身誓言。不过，路德的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他开始认为教士们的独身主义违反了《圣经》的教义。1525年，思想更加成熟的路德同曾经的修女凯塞玲·波拉结婚。路德违背教士独身誓言的做法受到了敌人猛烈地攻击。
（16） 当路德快要到达沃木斯的时候，有传言说城内正密谋以叛国罪控告他。路德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传言后大惊失色，他们试图说服路德不要冒险前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发表了自己著名的宣言：“纵使前路鬼魅当道，我仍会继续前行。”
（17）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人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但是这些版本发行量十分有限。
（18） 农民们的要求体现在了一份名为《十二条款》的文件之中。参见《翻译与转载》（宾夕法尼亚大学），第2卷，第6条。
（19） 农民起义被镇压大约十年之后，宗教狂热诞生了所谓的“新天国”或明斯特重洗派王国，是一种神权政体，首领是莱顿的约翰（1510？—1536）。这场运动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宗教狂热。与农民起义一样，它们带来的结果只是让真正的改革派丢脸。
（20） 政府接收教会财产的做法叫作“世俗化”。
（21） 阿尔伯特（1490—1568），霍亨索伦家族一个分支的首领。
（22） 路德死后，德意志境内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了菲利普·梅兰希顿的手中，他是路德曾经的朋友和同事。梅兰希顿的做法与路德恰恰相反。他经常对路德的轻率和狂热做法表示反对，并不断通过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相互妥协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23） 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日内瓦成为了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家，它的宗教改革者成了新教教皇。这个小城邦的法规让人想起了后期的清教徒英联邦。加尔文主义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它是对古希伯来人神权政治的一种复兴。加尔文被称作“《旧约》的先知”。他的作品《基督教原理》被看作是加尔文主义神学思想的完美展示。
（24） 所有这些教派都是政治自由史中响当当的名字。加尔文主义对人民自由的积极影响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加尔文主义的民主宪法而不是其教义——尽管个人良知最终裁定的信条在削弱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国王的神权。每个教堂都形成了各自的民主形式，而教会民主自然也就强化了政治民主。
（25） 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得到了德意志民族的普遍拥护，而天主教则受到了拉丁民族的广泛支持，因此有时候新教也被称作德意志基督教，而天主教则被称为拉丁基督教。
（26）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由于阿拉贡的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的联姻而结合在一起；奥地利和勃艮第则由于奥地利的马克斯米利安和最后一位勃艮第公爵勇敢者查理的女儿及继承人玛丽的联姻而结合在一起；这两个世系随后又被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儿乔安娜和马克斯米利安与玛丽的儿子腓力的联姻而结合在一起。
（27） 然而，这一法则并没有得到各国官方的普遍认可，直到1668年英国、荷兰和瑞典三国阻止路易十四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的同盟形成（在威廉·坦普尔爵士的仲裁下），才被正式接受。
（28） 在与查理交战前，弗朗索瓦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个盟友。英国的年轻国王亨利八世似乎成为最好的选择。弗朗索瓦因此而邀请亨利到法国会晤，这场会晤被看作是对抗查理的结盟。两国国王都带着自己豪华的随从队伍在加来附近会晤（1520）。因为两位国王的随从都是盛装出席，奢侈空前，所以这场会晤历史上称作“金缕地”。一位同时代作家说道：“很多会晤人员恨不能将自己的工场、森林和草地都背在背上。”但是会晤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反而是查理最终赢得了亨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