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日记里的章亚若之死（第1页）
蒋经国日记里的章亚若之死
蒋经国日记于2020年2月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正式对外公开后，引起一项关注热点，那就是有人发现蒋经国在195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梦见亡友继春……他在生时曾与章姓女相识，未婚而生孪子，当在桂林生产时，余曾代为在医院作保人，后来竟有人误传此孪子为余所出。后来章姓女病故，现此二孩已十有余岁，为念亡友之情，余仍维持他们之生活。
“亡友继春”，指的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很器重的下属王继春。王于1939年夏出任上犹县县长，1943年3月7日因病去世，年仅36岁，“死后一贫如洗，连双袜子都没有，只剩下装书籍的旧箱一个，破毯一床”。蒋经国在挽联里说他是“半世飘零，死犹做客，只赢得两袖清风，循吏传中夸首继；一生贫病，终未成家，最怕听满门鳏寡，杜鹃声里哭残春”。①
“章姓女”即章亚若，“孪子”即章孝慈与章孝严兄弟（二人在1954年尚未改姓蒋）。蒋经国这段日记，既否认自己与章亚若之间存在婚外情关系；也否认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孝慈与孝严）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不但读到这段日记的媒体人黄清龙“非常震惊”，仍然在世的蒋孝严听说后也“很惊讶”。②
不过，无论是在媒体上披露这段日记之人（黄清龙），还是对两蒋日记有研究的学者（林孝庭），都一致认定这段日记是一则谎言。理由是，蒋经国与章亚若之间的真实关系，见于他1941-1942年左右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蒋经国自称“慧风”，昵称章亚若为“慧云”。周末见不到来上班的章（章是蒋的秘书），蒋就会“自觉精神无寄托之处，心神不定”；又常自感对不起章，“不知其能谅我之苦心乎？”希望对方能体谅自己的难处。章怀孕后，蒋经国在日记里说，自己一度决心向妻子蒋方良说出实情，然后结束二人的婚姻关系，但又因孩子的问题而心存犹疑。章生下双胞胎后，蒋经国又在日记里说，“接电报知亚若已生二孪子，欣喜至极”。③
另一个可证蒋经国1954年那段日记为假的依据，是王继春的去世情形。章亚若生下双胞胎的时间是1942年2月，突然去世的时间是1942年8月。王继春的去世时间是1943年3月。按常理，若王继春是双胞胎的父亲，则其母去世后，理当将两个孩子送至父亲处抚养——王继春并未结婚，不存在家庭关系方面的障碍。尤为不可理解的是，王继春去世后，在蒋经国的操办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追悼会，与会者数千人，送来挽联六百多幅。追悼会的现场，却是“无妻、无儿、无女陪吊，只好由年过七旬的老父在灵前陪吊答礼”。此外，因痛惜王继春的英年早逝，蒋经国当时还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悼念文章《追念我的革命伴侣王继春》，发表在《中央周刊》上，文章里提到王继春的家人只剩下年迈的老父亲，无一字说他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孩子。④
一种合理的推测是：蒋经国之所以要在1954年的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则谎言，主要原因是其父蒋介石会阅读他的日记。也就是说，这段日记是写给蒋介石看的。
蒋经国写日记的习惯始于1937年，主要是受蒋介石的影响（也是一种要求）。蒋介石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于他同时具有记事、反省、修身、发泄等诸多用处（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也希望儿子和下属，也能效仿自己每天写日记。作为督促，除口头要求外，他还会大批购买日记本分送给下属和蒋经国兄弟。
比如，1938年12月15日，蒋介石的日程表里有“寄粤、桂各将领日记”一项，也就是给粤系和桂系的高级将领送去日记本，要他们写“阵中日记”；同月27日，日程表里又有“分送日记”一项，也是在给人送日记本。1941年11月30日，日程表里有“分发明年日记本”一项，同年12月5日，日记里记载“寄经、纬日记本”，这些也是在给下属和蒋经国兄弟送日记本。1941年8月7日，日程表里有“各部呈缴阵中日记”一项，1945年10月26日，日记里记载“催呈各师阵中日记”，这些则是在向下属索要工作日记。⑤
蒋介石究竟从何时开始向蒋经国提出要求，说要阅读他的日记？这个问题很难考据出一个具体的日期，但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如前文所言，在1941-1942年间，蒋经国的日记中不但有章亚若的存在，而且还存留有“接电报知亚若已生二孪子，欣喜至极”这样的文字。考虑到迟至1954年蒋经国仍在日记中刻意说谎掩盖自己与章亚若的关系，可知此一时期的蒋经国日记尚具备一定的私密性，尚无须送交蒋介石阅读（若蒋介石看过这些日记，蒋经国也就无须在1954年说谎了）。但这种私密性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在1944年1月2日的蒋介石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下午批阅经儿日记，于我亦得益非尠。此儿能不入固执与孤僻之途，而自趋于高明中庸之道，则庶几有成。”
次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晚军事会报后与经儿谈话，父子互观日记办法，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
由此可知，蒋介石不但索阅蒋经国的日记，也会将自己的日记拿给蒋经国观看。
这种“父子互观日记”的习惯，一直维持到了蒋介石的晚年。比如1971年1-2月份，蒋介石曾集中时间阅读了蒋经国上一年度的全部日记，然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诸如“日间看经儿去年日记，精神为之一振”“看经儿去年日记，……前途大有可望”“看经儿去年日记有益”“看经儿去年日记解闷”“看经儿去年6、7月日记，心甚安乐”“经国日记今日全部阅毕，悲喜交集”等读后感。⑥
蒋介石的这些读后感，全部聚焦于“可继我事业”“足以继承我事业也”这一考察目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蒋经国要在1954年的日记里，就章亚若和双胞胎的真实身份，撒下那样的谎言——该年，正是蒋介石欲确立蒋经国为继承人的关键年份，也是外界对蒋经国批评之声四起的年份，比如吴国桢在该年初公开上书蒋介石，点名批评蒋经国是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要求将其送往美国读书，不许介入政治。蒋经国与章亚若之间的婚外情，自也不免汇入到了这种批评的暗涌之中，且迟早会传入蒋介石的耳中。作为预防，在日记中掺入一段谎言，就成了一种最便利的“自证清白”的手段。
蒋经国的这段日记虽然不真，却也并非毫无史料价值。如前所述，它至少可以证实，蒋经国1941-1942年间那些记载了真实的“蒋章关系”的日记，蒋介石是没有读过的。进而，它也证伪了蒋孝严的某些说法——比如他在《章亚若死亡之谜》一文中说，“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1941年10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⑦——若蒋经国真在1941年就向蒋介石和盘托出了真相，那么，他1954年日记里的谎言，又是写给谁看呢？
这段日记也有助于今人重新审视章亚若的死亡。
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章亚若在1942年8月的突然去世，中文知识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有说杀人者是知晓了真相的蒋介石，也有说杀人者是中统的陈立夫；有说杀人者是军统的戴笠，也有说杀人者是蒋经国在赣南的忠实下属。而蒋孝严在《章亚若死亡之谜》一文中，是倾向于相信最后一种可能性的：
“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出于对经国先生极端的忠诚和崇拜，……必须趁早去除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章亚若。”⑧
之所以说蒋孝严是“倾向于相信”，是因为他在文章中并未提供有力的证据、以证实凶手是“护主心切”的蒋经国身边之人。相反，蒋孝严调查梳理得到的章亚若去世前后的情形，与蒋经国亲信王升所持的“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抢救不及而终”之说，要更为契合。
据《章亚若死亡之谜》一文，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自外面用餐归来，途中曾发生呕吐，“回家进门时就跌跌撞撞，路都走不稳，而且脸色苍白”。家人认为章得了急症，找出万金油之类的药物给她服用，熬过了一个晚上。次日起床后，章再次呕吐，并伴有腹泻。于是由人搀扶，步行前往省立桂林医院就诊，住进了单人病房。入院后有医生给章扎了一针，不久后章感觉“天旋地转，眼前漆黑”（对人如此喊），然后晕了过去。医生闻讯赶来，要求陪护者（也就是负责照料章的蒋经国身边人）去买冰块，理由是“病人体温太高”；待陪护者买了冰块回来，章已病危，进入抢救阶段，医院开具的病危通知书里有“血中毒”的诊断。不久，医院宣布抢救无效，章亚若死亡。
上述症状，与“中毒型急性痢疾”几乎完全一致：
细菌性痢疾是由志贺菌属引起的肠道传染病，而中毒型细菌性痢疾则是急性细菌性痢疾的危重型。起病急骤，临床以高热、嗜睡、惊厥、迅速发生休克及昏迷为特征。……病死率高，必须积极抢救。……志贺菌内毒素从肠壁吸收入血，引起发热、毒血症及微循环障碍。……本病潜伏期通常为1-2天，但可短至数小时，长达8天。”⑨
考虑到如下几点：
（1）蒋经国1941-1942年间日记里对章亚若的感情是深厚且可信的。
（2）蒋介石在1940年代不知晓自己有一对双胞胎孙子，社会舆论也不知晓章亚若和双胞胎的存在（以报纸有无报道为准）。
（3）蒋孝严走访考据得出的章亚若去世前后的情形，与王升一再向他强调的诊断结论“急性痢疾”的症状高度一致。
据此，除非有更为直接而凿实的证据出现，否则最合理的判断应该是：章亚若乃是死于急症，而非谋杀。
参考资料
①蒋经国。追念我的革命伴侣王继春[J]。中央周刊，1943，（35-38）。
②佚名。蒋经国日记2020年2月开放，所有权争议缠讼多年终获进展[N]。澎湃新闻，2019-11-3。
③④蒋孝严。章亚若死亡之谜[J]。百年潮，2006，（8）。
⑤郑惠，儿科学[M]。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146-147；另可参见：岑顺邦。抢救成人中毒型细菌性痢疾19例报告[J]。右江医学杂志，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