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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落寞的王清任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30岁的河北玉田人王清任，游历至滦州稻地镇，发现当地正发生严重的传染病，小儿“十死八九”。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木，只得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却又遭到野狗扒出撕咬，坟地四周皆是“破腹露脏”。
对医学深感兴趣的王清任，无力阻止这场灾疫。他所能做的，只有每天前往坟地，观察那些暴露在外、被野狗撕破肚肠的尸体，目的是借此机会弄清楚人体内脏的真实状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多年的医术修习让他发现“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而良医的匮乏，又在于他们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王清任曾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同行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对这番经历，王清任自己留下了一段回忆文字：
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坟地），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论错脏腑，皆因未曾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①
大意是：自己在坟地里花了整整十天时间，大约全面观察了三十多具尸体，得出的结论是前代医书中所绘的人体脏腑之图，与真实情形全然不合，甚至连脏腑数量的多少，都没弄明白。
让王清任遗憾的是，因尸体遭野狗啃食，他没有能够观察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体脏腑中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它的位置究竟是“在心下在心上”、它的生长究竟“是斜是正”。
为了补上这桩遗憾，此后的三十余年间，王清任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尸体。一次在奉天府，因是女犯“不忍近前”，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在京城，一次见到了脏腑，但“膈膜已破”；另一次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不能近前”，故皆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了“膈膜”的真实情状。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然与当代解剖学的观察尚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准确。②
在《医林改错》的序言里，王清任说，自己这本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书的主旨不是治病开药方，而是普及治病的基础——对人体脏腑的正确认知。王还说，自己这本书当中，恐怕也难免“有不实不禁之处”，如果后来人能够通过“亲见脏腑”对自己这本书有所修正增补，那将是自己的荣幸。这种谦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拓荒者的自知之明：拓荒者推动了认知进步，但既然是拓荒，条件有限，误读、误解也一定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如，书中将动脉误认作了气管；将精道、血管与溺孔描绘为互通，就是错误的。这与王清任只能在坟地与刑场随机观察、无法获得正规的尸体解剖机会有直接关系（王的医学理论也尚未脱出传统的窠臼）。
王清任还说，自己“何敢云著书”，哪里敢自命不凡著书立说，出版《医林改错》的目的，不过是希望当代及后世的医生们看了这本书中的绘图后，能够对人体脏腑有更准确的认知，能够减少错误的诊断，能够救治更多的病人。至于后人如何赞誉我、如何诋毁我，那是不重要的：“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但这样的愿望，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同行们的饭碗。
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王清任对被同行们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等典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比如他批评《难经》，说它对心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每件长若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一种很真切、很值得相信的感觉，实际上却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
他还批评《金匮》对疾病的描述，并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金匮》里说受风会令人鼻塞喷嚏，又说受风会令人半身不遂，王清任质问道：“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鼻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既然如此，请说一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让人鼻塞打喷嚏；又是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中风方式，可以使人变得半身不遂？
这种较真式的质问，是推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往前进步的必要，却也引起了同行们的厌恶与反感。在他们眼中，王清任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不但质疑、批评《黄帝内经》与《金匮》这样的煌煌经典，还否认了“三焦”的存在，否认了传统说法对“经络”的描述——王清任认为，“灵机在心”“心主神明”这类传统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产生意识与感觉的不是心，而是“脑髓”，也就是大脑。
《医林改错》首次出版是在1830年，次年，王清任与世长辞。直到人生末年才刊行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或许是因为王清任不愿在生前亲身体会同行们的愤怒——尽管同时代的名医陈念祖（1823年去世），已给王清任扣上了“不仁”“狂徒”“邪人”的大帽子。而稍晚于王的清代名医陆懋修（1818-1886），则如此斥责王的拓荒之举：“是教人于胬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
除了道德批判，陆懋修还试图从“学理层面”否定王清任的努力。他说，人死之后“气已断”，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气门”？人死之后“水已走”，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水道”？那些尸体被野狗啃过，被刽子手处理过，靠这些要如何确定人的内脏数量，然后说经典里的记载是错误的？
这些近似于胡搅蛮缠的辩护词中，透露出的是同行们深重的不服与不甘。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邓玉函（JohannSchreck1576-1630）与龙华民（Nigobardo1565-1655）已翻译出版过一部西方的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此书对人体内部结构的叙述与图绘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要准确很多，但在长达两百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进入中国医学界的视野（王清任似乎也不知道此书的存在）。③
与王清任同时代的理学家俞正燮（1775-1840），倒是注意到了这部书，但他读这部书，旨在寻找方法来防范“以夷变夏”。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脏腑构造与西洋人全然不同；所以西洋人的宗教，中国人不能信；那些信了西洋宗教的中国人，其脏腑必然不全。俞的原话如下：
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入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
俞正燮或许并未想到，他这番牵强附会的论述，反替尘埋许久的《人身图说》做了广告。名医王孟英（约1808-1868）与其友人胡琨读了俞的文章后，真去寻了一本《人身图说》来阅读。二人读完原著，发现俞正燮只是在“涉猎浮文”，根本没把书读明白。王孟英还找来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做对照阅读，结果发现《人身图说》对脏腑的描绘，与中国的医学典籍《灵枢》《素问》《难经》迥然相异，却与《医林改错》大略相同。
遗憾的是，无论是传教士引进的《人身图说》，还是王清任撰写的《医林改错》，均未能将其科学实证精神传递给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界，“儒医们”更乐于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推演人体的结构与运作，而非去做实体观察。
这是王清任的悲哀，也不止是王清任的悲哀。
参考资料
①王清任。医林改错[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②宋爱伦。王清任《医林改错》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③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0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