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静默的证词（第1页）
周五的黄昏，铅云低垂，阁楼里光线昏暗。陈梦生对着屏幕上那份名为“关于‘滨江纺织’项目重大失误的说明与检讨”的空白文档，己经枯坐了整个下午。光标在标题下无休止地闪烁，像一只冷漠的眼睛，注视着他内心的荒芜。
公司给他的最后期限是今晚十二点。这份文档，是他跌入职业深渊后必须完成的、名为“认罪”的仪式。他点燃一支烟，烟雾在寂静的空气里缓缓上升，模糊了屏幕的光。他知道，他必须开始了，不是为了辩解，而是完成一道必须履行的程序。
他敲下第一行标准、冰冷、公文化的开头。每一个字都像在给自己钉上一颗钉子。
接下来是“事件回顾”。他强迫自己以最简练、最客观的语言，复述“滨江纺织”从进入观察列表到风险暴露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凌迟。他回忆起最初发现土地价值时的兴奋，构建估值模型时的“精巧”假设，策略会上“逻辑清晰”的陈述，以及股价上涨时那隐秘的、膨胀的满足感。这些记忆如今都变成了讽刺的燃料，灼烧着他的神经。
当写到“风险识别与评估环节”时，笔触变得无比艰涩。他必须承认：
“一、对核心风险（信托借款抵押物瑕疵）的调查严重不足。本人过度依赖公司公开披露的简化信息，未能穷尽一切公开及合理渠道对该笔债务的真实风险进行审慎评估。在获取到关于抵押物可能存在重大瑕疵的模糊警示信息后，未能予以足够重视并启动深入核查，而是主观上倾向于用‘历史问题、重组可解’的宏观逻辑加以覆盖，存在明显的‘确认性偏差’。”
写下“确认性偏差”这个专业术语时，他感到一阵尖锐的羞耻。这个词他学过，用过，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用来自我诊断。
“二、研究报告的风险提示存在严重缺陷。在最终研究报告中，对该笔债务风险的描述过于温和且模糊，使用了‘有望解决’、‘并非逻辑硬伤’等具有误导性的表述，未能清晰、充分、醒目地提示其可能存在的欺诈性风险及对投资逻辑的颠覆性影响。报告未能达到客观、审慎、全面的基本要求。”
他停住，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呛得他咳嗽起来。咳嗽牵动着胸腔，带来一阵闷痛。他看着自己写下的句子，那些冷静剖析自己错误的文字，此刻读来却像是对他整个研究生涯的否定。
最难的部分，是关于“研究心态与过程”的反思。他删了又写，写了又删，烟灰缸很快堆满。
最终，他逼着自己写下：“三、研究过程中，心态出现失衡，影响了专业判断的独立性。在项目前期获得一定市场认可后，本人不自觉地产生了急于证明研究能力、巩固职业认可的迫切心态。这种心态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对支持性信息过度关注，对风险性信息刻意淡化，在信息不完整时过早做出倾向性判断。同时，未能妥善处理与首属上级在研究方法和风险偏好上的正常分歧，表现出固执与自负，拒绝了应有的审慎建议和风险控制程序。”
写下“固执与自负”西个字时，指尖冰凉。他想起周茹最后看他那平静而疏离的眼神。那不是愤怒，是彻底的失望。
最后一个部分，是“教训与整改”。他写道：“此次重大失误，根源在于对‘研究’本质理解的偏差，将‘价值发现’异化为‘故事验证’，将‘市场影响’置于‘事实真相’之上，丧失了研究员最核心的敬畏之心与独立精神……”
敲下“敬畏之心”时，他眼前猛然闪过金老师第一次在茶舍对他说的话，那时他刚接触“滨江纺织”，金老师告诫他“看见金子与挖出金子是两回事”。他没有听进去。
报告的最后，是“本人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与声誉影响深表歉意，并愿意接受公司一切处理决定。”
他检查了一遍。没有推诿，没有借口，只有冰冷的错误陈述和认责。通篇用词克制、专业，像一份法医的尸检报告，解剖的是他自己作为研究员的“职业生命”。
点击发送。邮件飞向梁文远、周茹、风控、合规，以及人力资源部。
做完这一切，他瘫在椅子上，浑身被冷汗浸透，像刚经历了一场耗尽全力的搏斗。窗外，一声闷雷滚过天际，酝酿己久的大雨，终于瓢泼而下。
周六，雨停了，阴霾未散。陈梦生收到了人力资源部的正式邮件：“……给予你记大过处分，留司察看六个月。即日起，调离研究部，具体工作岗位另行安排。”
“记大过”、“留司察看”、“调离研究部”。每一个词，都像一记重锤。这意味着，他在“远景投资”作为研究员的发展路径，被正式斩断。他成了一个背着处分、等待发配的“问题员工”。
几乎同时，他收到了老王转发来的一封邮件，是公司合规部发给投资部门的内部调查通报摘要。邮件末尾提到：“……研究部相关责任人己受内部严肃处理。”
“相关责任人”。他成了那个需要被“处理”，并作为教训提醒他人的“责任人”。最后一丝在公司内部作为“专业者”的身份，也随着这封抄送邮件，被剥得干干净净。
手机响了，是母亲。他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心脏猛地一缩。他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勉强让声音听起来正常。
“妈。”
“梦生啊，声音怎么听起来没精神？是不是又熬夜了？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母亲的声音带着一如既往的关切。
“没事，妈，就是……这两天有点累。”他努力让语调轻松。
“累了就休息。别总想着往家里打钱，妈够用。你平平安安，工作顺心，妈就最高兴了。”母亲絮叨着，忽然轻轻叹了口气，“前两天，楼下你张阿姨的儿子，听说在公司里升了职，买了新车……妈不是要你跟别人比，就是……就是希望我儿子也能开开心心的，别太累着自己。”
陈梦生握着手机，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才勉强抑制住喉咙的哽咽和胸膛翻涌的酸楚。母亲那小心翼翼的、充满期盼的关爱，此刻比任何责骂都更让他无地自容。他让母亲失望了。
“妈，我会的。您放心，我……挺好的。”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句话。
挂断电话，他再也支撑不住，冲进狭小的洗手间，对着马桶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滚烫的泪水混着生理性的泪水，汹涌而出。
傍晚时分，手机再次响起，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固定电话。陈梦生犹豫了一下，擦干脸，接通。
“是我。”电话那头传来金老师平静无波的声音。
陈梦生喉咙一紧，发不出任何声音。在这个他最不堪、最狼狈的时刻，金老师的声音像一道从极高处照下来的、冰冷的光，让他无所遁形。
电话那头沉默着，似乎在等待，也像是一种无声的审视。这沉默比任何追问都更有压迫感。
陈梦生忽然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他需要说话，需要向这个唯一可能理解（或者说，唯一有资格审判）他为何坠落至此的人，倾吐他那份用公文格式无法承载的、血淋淋的自我剖析。那份刚刚提交的、冰冷的“检讨”之下，是仍在沸腾的羞耻、悔恨与自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