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的地下宫殿（第2页）
位于椁内的东、西、南三个边箱，应是墓主人居处厢房的模拟，东边箱放置了312支竹简，上面记载着1000多件殉葬品的名称、质量、长宽度等，这些被称作“遣策”的竹简，就是墓中所有殉葬品的清单。除此之外，还有六个木俑和一个头戴高冠身穿棉衣的“家丞”，它的脚下写着“冠人”两字，从其形象和文字上推断，可能属于今天的大管家一类的人物。在这个大管家的周围，有59个立俑，似为一般的家庭用人。在这群俑人的四周，散布着鼎、盒、罐等漆器和陶器，这些器具种类繁多，光彩夺目，似是墓主人宴请宾客的礼器和用具，实为罕见之珍品。
南边箱内的物件看上去有些普通，只是一个“家丞”率领39个立俑，余为钟、钫、釜、甑等陶器，似为墓主人的厨房和奴婢的住室。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竹箱。个别大的箱子长69。5厘米，宽39。5厘米，高21厘米。外用绳有规则地捆扎，有的箱内还用黄绢衬里
西边箱有点特殊，它似是墓主人的储藏室，又似钱粮库。因为里边堆放着33个规模颇大的竹笥（箱子），竹笥用绳索一道道捆着，在打结的地方有封泥，封泥上有“轪侯家丞”的印记。
考古人员打开上层的一个竹笥，发现了两件完好的乐器，一件为竽，一件是瑟，竽置瑟之上。其中竽是用竹管做成，尽管已历2000余年，但仍似新的一样通身泛着黄中带红的亮光。
“轪侯家丞”封泥
经测量，这件竽长约90厘米，由22根竹管做成，竹管分前后两排插在竽头上，每排11管，并有吹口。竽管长的有76厘米，短的14厘米，从中还发现了23个簧片和4组折叠管，竽管上有出气孔和按孔。簧片由小竹片削制而成，有的上面有白色小珠，即现在不再用的“点簧”。从竽的整体构造来看，似是墓主人家中平时用的实物。对于古代的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代的人没有见过，但“滥竽充数”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件竽，虽不是南郭先生曾用过的那一件，但从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这个时间推断，想来南郭先生赖在宫廷中混饭吃的竽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这件竽的下面，是一件外罩锦衣的木瑟。当考古人员将锦衣剥离后，木瑟显露出来。由于这件瑟为木制品，从外观上看，显然不像那件竽一样光亮如新，但整体却十分完整，似是实用之物。
竽各部位名称
在诸种乐器中，瑟的产生和使用应是较早的一种。古代有“伏羲氏造瑟”的传说，中国古代的《诗经》上有“琴瑟友之”的诗句，说明瑟的历史十分久远。春秋战国时，鼓瑟吹竽风行一时，直到西汉还很流行。过去也有“湘灵鼓瑟”的故事，湘灵就是湘妃，传说她是尧之女、舜之妻，舜到南方来巡视，突然病死于苍梧，湘妃为此十分悲恸，常鼓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唐代诗人庄若纳曾写道：“帝子鸣金瑟，余声自抑扬，悲风丝上断，流水曲中长。出没游鱼听，逶迤彩凤翔……至今闻古调，应恨滞三江。”传说舜死后葬于九嶷山，其妻娥皇女英悲痛万分，泪洒竹上，成为斑竹。今山上斑竹丛丛，人们看到它就想起了这古老的传说。
瑟各部位名称
据说公元4世纪从印度传来一种曲颈琵琶，隋唐时期流行全国。同时传统的瑟仍在民间流传。但秦汉时的瑟没人见过，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共发现了16具瑟，但多数残缺，独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保存仍十分完整，甚至连柱位也很清楚，所以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具完整的弦乐器。
这具瑟长116厘米，宽39。5厘米。瑟身下面底板两端有两个共鸣窗，其名为首越和尾越。瑟面有首岳，尾端有外、中、内三条尾岳，用以绷弦。25根弦是用四股素丝搓成的，分别系在尾端的木柄上。瑟很富于表现力，能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后汉书·蔡邕传》说，某位友人请他吃饭，他听隔壁瑟音激昂，似有杀气，遂离席而去。后被主人发觉，他据实以告。主人找鼓瑟人查问，原来他弹瑟时看到螳螂捕蝉，心有所思即形于指。蔡邕是东汉末年人，可见汉代400年间，瑟一直在流行。
当竽和瑟两件乐器被清理出来后，考古人员又在西边箱发现了六笥丝织品。其中盛放服饰的竹笥两个，内装服饰19件，盛放缯的竹笥两个，内装丝织品54件，另外两个竹笥内盛放着香囊、鞋、衣着、手套等杂用织物20多件。就丝织品一项而言，此墓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花纹之鲜艳繁缛，堪称中国考古发掘中一次空前发现。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缫丝、织绸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有茧壳。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750年，在那里也发掘出绢片、丝带和丝绒。后来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驯化为家蚕。
正因为如此，早在公元前6—前5世纪，中国美丽的丝绸就传到了欧洲。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论》一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把它运到欧洲的事。那时希腊、罗马等国以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专做贩卖丝绸生意的部落“塞里斯”代称中国——“丝国”之意。一位罗马作家曾赞美说：“丝国制造宝贵的丝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古希腊人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公元20年）也在《游记》中称中国为“丝之国”，尔后西方人又称长安为“丝城”。
墓中出土的对鸟菱绮纹样丝织品
据说罗马帝国的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曾穿着中国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引起了剧场的轰动。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远渡重洋去寻找新大陆时，为了鼓励海员们的士气，曾宣布：谁首先发现陆地，另赏一件丝绸上衣。可见当时丝绸衣服仍很珍贵。
中国养蚕缫丝的方法，大概在秦汉以前已传到朝鲜，之后又东渡日本。张骞出使西域，也带去了丝绸，后来的西方商人们千方百计想把蚕种搞到手。据说，古时新疆和田地区瞿隆旦那国，曾利用通婚的方式，让中国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偷偷带到西域。大约在公元6世纪，养蚕法传到了东罗马，至14世纪传到法国，16世纪传到英国，19世纪才传到美国。
尽管中国丝绸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但由于蚕丝是动物纤维，由蛋白质组成，故极易腐朽，因此古代丝绸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很难了解其全貌，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首先揭开了这个谜团。这次出土的丝织品，几乎囊括了此前所了解的一切古代丝织物的品种，如绢、罗纱、锦、绮、绣等，都是此前很难见到的。而丝织品的颜色又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的制作技术又分织、绣、绘等不同的工艺，且这些纹样又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以及菱形几何纹等。经初步点验、鉴别，出土的服饰类有绛绢裙、素绢裙、素纱衣、素绢丝绵袍、朱罗丝绵袍、绣花丝绵袍、黄地素缘绣花袍、泥金银彩绘罗纱丝绵袍、泥银黄地纱袍、彩绘朱地纱袍等十余种。可谓品种齐全，美不胜收。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西边箱出土的素纱衣，堪称稀世珍品。这种禅衣共出土两件，一件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重量仅有48克，另一件是49克。50克为一市两，所以两件衣服都不足一两重，如果把袖口和领口镶的锦边去掉，有可能只有半两重了。所以上海纺织研究院的一些丝绸专家看到后，十分惊喜。他们认为其轻薄程度可以和现代生产的高级尼龙纱相媲美。古人形容这种衣服“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过去人们没见到过实物，说不清楚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丝织物，现在亲眼看了，才知古代文人的描述恰到好处。
墓中出土的素纱衣，重49克，轻若云雾
《诗经·郑风·丰》上说：“衣锦褧衣，裳锦褧裳。”这里所说的“褧衣”，据考证就是这种没有里子的禅衣。它的原意是说，古时妇女们为了美观起见，喜欢把薄薄的禅衣罩在花衣上面穿。它和我们现代戏剧舞台上所使用的纱幕是一个道理，在布景外面罩上一层纱幕，会产生一种立体感，使人更觉其中的神秘美妙。由此可见，2000多年前的中国妇女是懂得一定的美学原理的。
类似《诗经》上的一些诗歌，直到唐朝还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写《缭绫》一诗可以做证，他在诗中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有关此类衣服的传说故事还有一个，说的是唐时驻广州的一位官员，某日接见一位阿拉伯商人。商人老盯着看他的胸口，他问何故。商人说：“你虽然穿了两件绸衣，我还能看到你胸口上的黑痣。”商人说完，引得这位官员大笑。官员说：“我穿的不是两件，而是五件。”一说这，更使商人瞠目结舌。
好的丝绸源于好的蚕桑。《齐民要术》一书总结了从西汉到北魏的蚕桑技术，其中提到了用压条法来栽培优良“黑鲁桑”品种的方法。这个时候，家蚕的品种也得到了改良，据说已能养“四眼二化蚕”了。正是由于栽桑、养蚕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才可能产出高质量的蚕丝。有些丝织品通过切片投影和X射线衍射等方法鉴定，证实所用原料全是家蚕丝，因为丝纤维的纤度为0。96—1。48旦（每9000米长的单丝重一克为一旦）。单丝显微实测截面面积为77—120平方微米，说明蚕丝极细。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当时长沙地区不仅桑叶质量有了提高，而且养蚕技术已大有改进，否则不可能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蚕丝。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服饰中，可以看到使用绒圈锦的地方不少，如丝锦袍的领子、袖口，以及衣带、香囊、镜衣底等都用了它。这种绒圈锦的织造技术高级而复杂。它的经丝用二色或三色，纬丝用单色。经丝有四组，一组底经，两组地纹经和一组比较粗的绒圈经，底经与纬经组成锦面的底子，两组地纹经交叉进行，绒圈经则用作起绒。如果织幅为50厘米，它的总经数就有8800—11200根之多。东汉的王逸在《机妇赋》中曾详细描述了这一织造过程。根据他的记述，后人知道提花机是在机后建一个三尺多高的花楼，机架前面多悬综面，增加脚踏，把地纹经和绒圈经加以排列组合，同类合并。织花时要两三个人协作。挽花工坐在花楼上，按设计好的纹样挽花提综，机台上的织工专门织纬，这种织法非常复杂，非有精湛的技术不可。另有《西京杂记》上说，汉昭帝时，河北巨鹿有一位纺织专家陈宝光的妻子创造了织绫机，使用120镊，即一部机用120根经线，60天可织一匹花绫。此种机每一线有一个脚踏的镊，共120个镊，其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当考古发掘人员将竹笥中的竽瑟、丝织品等一一提取后，又在同一个边箱中，发现了44篓泥半两钱（冥币）及泥“郢称”金版，另外有装在麻袋里的粮食如稻、大麦、小麦、粟、大豆、赤豆以及梨、杨梅、大枣、梅等食物和瓜果蔬菜等。有些器物上，都用红漆和黑漆书写着“轪侯家”三个字。由于当时发掘人员的主要精力是尽快地将边箱内的文物取出并设法保护，对文物之上那或写或印的“轪侯家”“轪侯家丞”等字样，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认为这个墓女主人的身份应是轪侯的妻子或与轪侯家有关联的人，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身份，一时难以准确地断定。既然难以断定，发掘人员也就不再深究，因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快速而又安全、合理地抢救文物。
花机图（引《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
之所以说是抢救，是因为当庞大的椁盖打开之后，由于空气、光照等的进入和渗透，许多文物已物化变质，甚至消失不见。就在这座古墓发掘的若干年后，王?还清楚地记得，西边箱内几十个竹笥，刚揭开椁板时，还呈鲜嫩的淡黄色，光亮如新，灿烂夺目。但就在考古人员为其照相、绘图的空隙，竹笥的外部如同晴朗的天空漫过乌云，瞬间变成既霉且腐的丑陋的黑色，令人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让发掘者备感头痛的是，椁箱高达1。44米，箱底还有数十厘米的水，这些水看来是入葬后渗入的，几乎所有的文物都遭到浸泡。而考古发掘又跟一般的盗墓取宝或搬运东西有本质的区别，每欲取或取出一件文物，都要经过严格的编号、绘图、照相等程序，这就限制了文物提取的速度，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让几位富有经验的老技工任全生、胡德兴、苏春兴等，腰系绳索，俯身趴在边箱上，用手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提取。这样，有些文物变质和消失的厄运也就注定了。
当任全生伸手将东边箱那个被编为133号的陶罐取出并打开时，他惊奇地发现罐内装满了紫红色鲜艳的杨梅果，如同刚从树上摘下一般亮丽可爱，即使是那不算太长的果柄，也栩栩如生。但就在搬动过程中，由于空气和光照的作用，鲜艳亮丽的杨梅果很快变成黑色的炭灰状。此外，也是在这个边箱里，考古人员张欣如将一个编号为100的云纹漆鼎取出，揭开鼎盖，发现里边有近十片莲藕片浸泡在水中。这些藕片质地白皙，如同刚刚切开放入其中，其藕片之上那一个又一个小孔也清晰可辨，惹人爱怜。为了避免杨梅果氧化教训，王?建议立即为其照相、绘图。但当漆鼎搬到墓坑之外时，随着水的**动和空气、光照的侵蚀，藕片已消失大半，待绘图和照相完毕后，所有的藕片在运往博物馆的路上，竟全部神奇地消失了。当时，在现场负责对器物记录、定名和总体编号的白荣金，根据这一现象，立即联想到长沙地区2000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据白荣金后来介绍，他于1970年7月，同本所的高广仁、高玮以及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宋良玉等专家，对1937年发生在山东聊城、菏泽一带的大地震，结合古遗址沉积层，进行过地震考古理论的探索。也就在这时稍后的8月，发生了渤海区域大地震，他们一起赶赴黄河入海口及附近各县进行了实际考察，“所以脑子里留有参照考古发掘实物可考察地震这根弦”。这次藕片因轻轻震**而消失，使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地震方面来。正是根据白荣金的联想，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何其烈将此事写成内参发往北京。凑巧的是，正在搞地震普查的国家地震局领导看到后，立即派两名专家赴长沙找到马王堆汉墓发掘的负责人侯良调查，并对漆鼎内的物质做了化学等诸方面的分析研究，其研究的结果是：藕片在初出土时，本身的成分早已溶化，也就是说藕片的灵魂已失，由于未受外界的影响，才保留了外壳。根据这一情况，地震专家到长沙地震台查阅当地有关资料，发现长沙地区自公元477年到马王堆汉墓发掘的1972年，共发生地震21次，其中20次为4级，一次为5级，也就是说长沙地区在1700多年中没有发生过强烈地震，正是由于没有大的地震发生，浸泡在漆鼎中的藕片才得以长久保存。由此也可以推断，长沙应是一个远离地震带的地区，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当不会受到强烈地震的侵害。藕片的消失，对文物本身来说是个不幸，但就地震研究而言，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