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驻军图看利豨的军事活动（第1页）
从《驻军图》看利豨的军事活动
就在南越国以武力袭击长沙国边境之时，作为长沙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的中尉利豨干什么去了，史典没有留下哪怕只是只言片语的记载。但从三号墓发现的地形图，特别是一幅驻军图中，可以推测出大体的情形。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摹本
驻军图跟地形图放在一起，且折叠成长方形，出土时幅面沿折缝已残断成28片，经过专家的复原，发现整幅地图是用黑、红、田青三色绘在丝绸上，长98厘米，宽78厘米，图的左上方分别标有东、南两字，方位与地形图一致，都是上南下北。所包括的范围是长沙国与南越国交界的地区，主区位于九嶷山与南岭之间，即相当于今天湖南省南部靠近广东省的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沱江流域一带。图上用深颜色把驻军营地、防区界线等要素突出表现在第一层平面，而把河流、山脉等地理基础用浅色表示于第二层平面，其分层设色的表示方法与现代专用地图相一致。《驻军图》的出土，为后人研究西汉初年南越国与汉朝的战争情况以及军事力量的配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图中标明了东、南等方向，画有山脉、河流、道路、城镇、村落、兵营和城堡。山脉有“蛇山”“参于山”“垣山”“留山”等；河流有“潇水”“资水”“予水”“湛水”“居向水”“大深水”“智水”等；所记地名有数十处，地名中的“里”（相当于村落）都是画的圆圈；“城”画四方框，如“深平城”；兵营则画有多种不规则的形状；城堡作三角形，城周画有城门和亭阁。
军事地图的中央标有指挥部，除此之外，指挥部的前面、左面和右面均有军队驻守，正面宽约40公里，纵深约50公里。部队分二线部署兵力，并依托三条山谷扼守南越国进入长沙国内地的通道。在指挥部的后方，有供应武器、军需的后勤基地，整个作战部队呈梯形配置。
从《驻军图》的军事部署分析，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止南越大军的攻击。在南边防区线内的山脊上，设置有“留封”和“满封”，与“桂阳军”相邻的东南边防区线的山脊上，设置有“武封”“昭山封”等，据推断，这些“封”是防区线的前哨阵地，用以监视南越军队的活动，若发现敌方有警，则可“昼则燔燧，夜则举烽”，从而可迅速地通知后方的守军，做好应战准备。在靠近南边防区线的北侧，驻守有三支徐都尉军，它们几乎排列在一条线上，为防区第一线的主力。在第一线的左后侧，驻有一支周都尉军，右后侧则驻有一支徐都尉军。另有一支周都尉军，则驻守于指挥部的附近，即在指挥部的右侧稍前。它既可守卫指挥部，又便于同左、右侧的守军联系，这是防区的第二线。指挥部设在防区的中央，是几支河流的汇合处，它绘为三角形的城堡，城堡内标注有“箭道”两字，据《汉书·晁错传》记载：“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当一。”防区内全为山地，因此，“箭道”当为守军训练使用弓弩、射箭之场地。它设有城垣和五个箭楼、四个战楼，成一复合防守工事。这种三角形城堡，只需在三个顶角处分设岗楼，便可高屋建瓴统览全貌，其设计之科学，堪称古代军事工程中的优秀之作。城垣南侧，另设一望楼，有弯曲的道路与城堡相接，注有“复道”两字，大概是一种较隐蔽的通道。在城堡左侧，还拦水筑坝，成一水塘。堤坝特意用红线标出，一泓清水用青蓝色表示，旁注“波”（通陂），即池塘。想必是为驻军用水、防火等用途而修筑的。指挥部设在紧靠第二线部队的后侧，距前沿阵地30余里，相当于一天左右的徒兵行程，地近四条河流的汇合处。指挥部前方有几条河道可直达前沿阵地；背临大深水，便于从水上与后方交通。指挥部的设置，充分利用地形之利。它三面环水，一面傍山，交通便利，地点适中，坚垣重楼，易于固守……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安全、有效地实施指挥。
关于这个指挥部在今天什么地方的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在今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码市镇附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在该县的麻江口镇附近。就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几年后，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周世荣等人，在当地水利部门和公社干部的配合下，曾到过两个地区进行了初步调查。他们在码市东北约30里的“所成”地区，没有找到相关的地貌特征和遗址。但在麻江口镇以北五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三角形古代遗址的台基。台基有一米多高，每边约200米长。在遗址旁边也有一个池塘。遗址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正与图上指挥所周围的地理环境完全相符。只是在遗址地表上没有找到西汉的遗物，所以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图中所标驻军主要有“周都尉军”三支，“徐都尉军”四支和“司马得军”等九支军队。其中在“周都尉军”附近的“沙里”旁注“四十三户令毋（无）人”，在“里”旁注“五十三户令毋人”，其他兵营附近“里”旁多有类似的注字。还有的注“五十七户不反”等，看来是迁走兵营附近的居民户数。从所记户数来看，最多的是108户，最少的只十多户，一般是三五十户，这说明当时在边境地区的村落还不是很大。
地名中的“桂阳”“利里”“资里”“石里”“里”等地名，在同墓所出地形图中也有。从驻军图配备的几股军事力量来看，“周都尉军”就是高后时派到长沙国南境攻打南粤王赵佗的隆虑侯周灶的军队。“徐都尉军”是何人的军队一时尚难以断定。按汉制，诸侯王掌管军事的最高武官叫“中尉”，郡的最高武官叫“郡尉”。所以“周都尉军”和“徐都尉军”都应是汉中央朝廷直接派出的军队。当时的长沙国担负有对付南越国的任务，也应派有军队在长沙国南部边境共同防守，这支部队很可能就是“司马得军”。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兵器和驻军图来看，这“司马得军”有可能就是三号墓的墓主利豨带领的。文帝元年，在汉文帝《赐南越王赵佗书》中，曾提到了将军隆虑侯周灶，并提到了“长沙、两将军”。当时另一将军为博阳侯，未提名的当是利豨。就利豨当时的身份来看，由他来率领长沙国的军队到此驻守也是比较适合的。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南越“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这说明南越并没有长期占领长沙国的土地，两国边界也未因此而改变。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汉朝派兵出击南越，作为处于战争前沿阵地的长沙国，自然要首当其冲地派军队参战。年轻的利豨有可能亲率军队随朝廷派来的周灶等大军一道出征，进击南越。这一点，从三号墓棺室西壁贴挂的一幅场面宏伟壮观的《仪仗图》中可以看出。
马王堆三号汉墓彩绘帛画局部“仪仗图”
这幅画在帛上的彩色画，长212厘米，宽94厘米，描绘极为壮观的车马、仪仗场面。全画从构图上大致可分为四部分，画的上方有一人头戴刘氏冠，身穿长袍，腰挂宝剑，后面有几个侍卫，为他执持伞盖。后面还有一行70人，他们均手执长戈，身穿红、白、黄、黑等色的袍服。再下面一行近30人，手执彩色盾牌，这是自卫队。前面有土筑高台，这个高台在古代称作“坛”，主要用于检阅和祭祀等活动。画面表示主人及随从正在登坛视察。100多人组成的方阵摆在左下方，上面一方40人，其他两方各为24人，均垂手肃立，左右两方则手执长矛，他们全部面向主人。左方阵中间摆着一个乐队，其中两人正在击建鼓，两人在击铙铎。鼓手姿态生动。乐队占重要位置，表明正在举行一种仪式。
右上方有一车队，共四列车，每列十余辆，每车驾有四匹马。赶车人坐在舆内，车骑后面有一列马头，说明大队人马正在源源不断而来。
右下方是骑兵队，每列六匹马，一共14列，两侧之外还有骑马的将士，合计有100多匹马。从整个帛画如此壮观浩大的场面以及内容和形式来看，这应是利稀以将军的身份在举行出征前对军队的盛大检阅，其出击的目标应是南越国。
墓中遣策记载：“执短槊者六十人，皆冠画”，“执盾六十人，皆冠画”，“执短戟六十人，皆冠画”。帛画内容与记载大致相符，画上的人马车队可能与真人实物对应。古代兵马、车骑殉葬的例子很多，从已发掘的情形看，规模最大的是陕西临潼骊山秦始皇的兵马俑和咸阳杨家湾的西汉墓兵马俑。以上两处的俑和这幅画虽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宣扬封建贵族的“威势”而特地设立的。
可以推断的是，刚刚20岁出头的利豨带领军队在长沙国边境打仗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时正值夏天，北方来的士兵不服水土，尤其受不了这种潮湿炎热的气候，许多士兵病倒了，无法越过南岭去进攻南越国的军队，致使战争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所以汉朝和长沙国的军队，不能不控制有利地形，采取暂时守势，以防止南越军队的突然袭击。《驻军图》中第一线的兵力，都驻守在河谷地带的制高点上，扼守通向南越的要道，依山托谷，“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形成较为巩固的阵地，既有利于防守，也有利于出击”。防线区内部署了军力相当强大的九支驻军，在适当的时机，即可反守为攻，追击南越的军队。
还可进一步想象的是，像利豨率领的这支数万人的军队，长期驻守在荒无人烟的遥远的万山丛中，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据当时淮南王刘安说，这些地方“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日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又说，“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在这样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没有开始打仗，士兵就死亡了百分之二三十！利豨这个出身于高级贵族的青年，受到如此艰苦条件的煎熬，一定难以承受。据研究者推断，他的早死很可能与这艰苦的军旅生活有关。
吕后去世后，文帝对南越采用了安抚政策，如为赵佗在真定郡的祖坟设置守邑，每年去祭祀；征召赵佗的堂兄弟到政府中做官，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以表示宠爱；派陆贾到南越去安抚；等等，致使南越王表示臣服。但是，汉中央朝廷并未因此而放心，原驻守在长沙国与南越边界的军队，也未能因此而撤回，仍在原处驻守了很长时间。有史可查的是，隆虑侯周灶于汉文帝十四年，被拜为“陇西将军”转攻匈奴去了。而这个时候轪侯利豨已于两年前死去。
由于轪侯利豨死得过于突然，其墓葬的修建也就显得粗糙和仓促，甚至有些慌乱。这一点无论是从墓室中短缺的白膏泥，还是棺椁的多处裂隙都显现出来。或许正因为如此，利豨的尸体才没有保存下来。
就在利豨死后，孝文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第三代轪侯利彭祖正式袭爵，并于景帝中元五年，在欢庆汉中央朝廷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凯歌声中，被晋升为中央奉常，定居长安，第二年再晋升为中央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朝廷中极其重要的祭祀和礼仪。到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第四代轪侯利扶出任东海郡太守。时东海郡辖38县，有三十五六万户，共有人口150多万，极富盐铁之利，且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利扶出任东海郡太守，说明汉中央朝廷对他予以重用。正当轪侯家族的政治、经济地位日趋显赫时，利扶因“擅发卒为卫，当斩，会赦，免”。利扶的“擅发卒为卫”，究竟是搞分裂活动，还是有其他原因，史料无载。但这个事件标志着整个轪侯家族在西汉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上，历经4代80余年的表演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