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盗洞（第1页）
发现盗洞
就在那个细细的洞穴究竟属于怎样的情形尚无一个确切的结论时，正在挥锨挖土的女讲解员向利群又尖着嗓子叫起来：“快来看，我掘出了一个大洞哩！”众人闻听，顾不得发掘，一个个拖锨提筐跑了过来。还没等众人看个明白，不远处的女会计伍绍莹也放开她那十分动听的女高音，像唱歌一样，不紧不慢地喊道：“有什么稀奇的，俺也掘了一个哩。”发掘队员急忙掉转身子，又朝伍绍莹奔了过去。
“看来是不稀奇了，我也掘出了一个。”当大家刚奔到伍绍莹的面前，并对着那个洞穴开始指指点点时，在墓坑的东北角，又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老汉的声音。大家循声望去，只见老技工苏春兴正蹲在那里向下观看着什么，不明真相的发掘者们又涌了过去。
当大家将这三个地方一一察看后，犹如冷水泼头，心蓦地沉了下来。这次出现的洞穴，比先前发现的那个大了许多，用不着专业考古知识，一般的人只要看一眼便可分辨出来。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竟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真有些不可思议。经详细观察、比较，大家发现三个盗洞，其中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
“这可咋办，兴师动众地花那么多钱，要是墓穴被盗掘一空，啥东西也挖不出来，咋向中央和省里交代？！”崔志刚满脸惊慌失措，像是对众人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先别着急，这盗洞不一定是掘到底的，叫任师傅说说看。”侯良上前安慰着崔志刚，又希望老技工任全生能说点什么。
发掘现场发现的圆形盗洞
任全生不紧不慢地卷了支纸旱烟点火抽着，口吐烟雾，又围着三个盗洞转了一圈，沉思片刻，转身对侯良慢条斯理地说：“凡盗洞往往是古圆近方，我看那两个方的不超过五十年，都没有盗到底。那个圆的可能在元代以前就已出现了，盗成了啥程度，我也吃不准哩。”
经任全生如此一说，发掘队员那原本呼呼跳动的心更加紧张起来，大多数考古人员都知道，盗墓这个古老的职业，几乎和陵墓的建设史同步，国内国外无不如此。在原始社会初期，人死了只是随便掩埋而已，甚至有将其弃置不加掩埋的做法。这个时候的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开始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附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这种“灵魂不死”的指导思想是：人虽然离开了赖以生活的大千世界，但灵魂却挣脱躯壳的表层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这些不死的灵魂，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先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希望他们到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的生活，并对本族本家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崇拜礼仪制度和埋葬制度。当然，这一发展、沿革的过程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在原始社会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死者的埋葬并不注意，更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为死者殉葬。殉葬的起源当然应该是产生有意识的埋葬行为之后。从已得知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殉葬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如早在18000多年前的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的山洞里所埋葬的一个老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男子，已经有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殉葬物，其中有取火用的燧石和作为装饰品的穿孔兽牙。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发展，出现了母系大家族以至父系大家族之后，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殉葬的物品也相应地增多了，并由原来的燧石和兽骨等原始工具向炊煮、储盛、打水和饮食方面的陶器以及少量的骨珠、玉坠、陶环之类的装饰品过渡，甚至在为数极少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作为防身武器的工具。不过，这时作为后来普通应用的棺椁之类的葬具尚未出现。从这一时期的殉葬物品所反映的情形来看，仍极为有限，且大都是死者个人日常使用的物品，与各氏族成员之间所有物品不相上下，数量与质量也几乎相等。由于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情况决定了不可能有更多和更珍贵的物品殉葬，盗墓这个职业也就不可能产生。
但是，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情况就发生了大的变化。由于有了剩余产品，一些产品被少数人占有，逐渐形成了贫富之间的分化，这个分化使阶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占有大量财富的富裕人家，开始在先辈的墓葬里放置大量生产工具和精美珍贵的装饰品，如在南京北郊阴阳营青莲岗文化的一座墓葬里，考古人员发现有殉葬石器12件，实用陶器4件，玉器、玛瑙等装饰品11件。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氏族墓葬中，一般富有的殉葬品有三四十件，最多的达180多件，其中有精美的彩陶、黑陶、白陶器和磨制精细的石制、骨制生产工具和精致的玉器之类的装饰品。这些殉葬品的情形，在反映了奴隶社会制度正在萌芽的同时，也标志着盗墓这个职业也在酝酿和生长中。
当历史发展到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殉葬品也发生了量和质的飞跃，原来的石器、骨器、玉器基本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的青铜器，主要有酒器、炊食器、礼器、彝器、兵器等等。商、周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制作水准最高的时期，这时的青铜器造型优美、制作精良、装饰丰富，被称作灿烂的青铜文化。大约就在这灿烂的青铜文化出现之时，盗墓这个职业也随之产生和兴盛开来了。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随葬品的越发增多和珍贵。盗墓这个职业已发展成熟并走向了它的繁荣。
当然，开盗墓之先河者究竟属于哪朝哪代，何人所为，由于盗墓者本身行动的隐秘以及史料的缺乏，已很难为后人所知。但从2000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见到关于这个奇特的职业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说，当时的“闾巷少年”，经常干“掘冢”之事，尤其是中山等地（今河北省定州市一带）的人，“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也就是说，这里的人白天公然以椎杀人越货，到了晚上则挖坟劫棺，盗取财宝。为了证明这个记载的可信度，司马迁专门列举了一个叫田叔的例子：“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也就是说，刨坟掘墓本来是不正当的事，而这个叫田叔的人却靠这个职业发了横财，成了当时闻名全国的经济暴发户。
继司马迁之后，各类正史、野史对职业盗墓者以及非职业盗墓者的行为，有了各种不同的记载。如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就曾记载秦始皇陵被“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后经考古人员钻探，秦始皇陵未遭盗掘，并断定郦道元是道听途说）《汉书·刘向传》称，秦五王之墓，早在西汉初年咸遭发掘。汉景帝之孙刘吉，喜欢结交“五陵年少”和盗墓贼，竟将自己封地内无主坟墓尽皆盗空。后来的赤眉军入关中，怀着对西汉王朝的深仇大恨，将咸阳原上的西汉九位帝王陵墓全部暴棺戮尸，陪葬墓也未放过。据传，凡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有人趁机奸污了后妃之尸。
历史沿革到唐代，由于多变的政治风云，几乎每朝都有挖冢焚骨、夷毁茔城的报复事件发生。“安史之乱”后，随着各路军阀称雄割据，关中陵墓遭到了空前的洗劫，著名的历史人物朱泚、黄巢、李克用等都对关中陵墓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破坏。其中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凡在境内者悉发之。在他先后盗掘的陵墓中，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最固，韬从埏道入，见……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唯乾陵（李治与武则天合葬处）风雨不可发”。就在这次盗掘中，著名的文化瑰宝《兰亭序》从昭陵出土，后来又下落不明。后唐庄宗时，唐代诸陵已是“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殆尽。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凡所发掘墓葬，几乎无一座没有盗洞者。
面对越来越猖獗的盗墓风潮，世人在惊骇不已的同时，也想尽办法进行反盗墓。先秦墓大多采取了“棺椁数袭，石积石炭以环其外”的方法，甚至用铸铁浇灌。秦始皇陵更是“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桐为椁”。汉代帝陵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如此庞大的规模，不只是为了追求气势宏伟的建筑艺术，重要的还在于保护地下宫殿的安全。为打消盗墓者的贪财恋物之心，汉文帝一反厚葬之俗，索性在墓内不藏金玉，皆用瓦器。大将军张詹还特意在自己的墓碑上干脆明白地刻着“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金玉不入，珍器不藏，嗟乎后人，幸勿我伤”的碑文，以示后人。
除这些招数之外，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在墓中设置机关、暗器，以射杀盗墓者。秦始皇陵修建时，就预先“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唐咸通年间，李道任陕西凤翔府士曹，曾审问过一名盗墓贼，这名盗墓贼供称：“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城之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发掘一古冢时，“石门刚启，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复进，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进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沙埋死”。
尽管陵墓的建造者想了如此之多的反盗墓办法，但还是未能阻止盗墓者的脚步，一代又一代的盗墓者，像鹰犬一样在荒野丛草中寻找着他们要捕获的猎物，不惜性命予以劫掠，从而使一座又一座陵墓被盗掘一空，毁坏殆尽，正所谓“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既然固若金汤并布有机关、暗器的陵墓都未能避免被盗掘劫掠的命运，那么，马王堆的命运又会如何，这明显地摆在发掘人员面前的三个盗洞，是否意味着凶多吉少的结局？
据一生都以盗墓为生的“土夫子”们透露，长沙城四周凡稍能看上眼的墓葬，有99%已被盗掘过，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1951年，夏鼐大师率领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证明了多数古墓遭到盗掘的事实。由此，夏鼐在随后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文章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之情记叙道：“早期的墓葬是属于战国时代的。墓室作长方形，深度有达八—九公尺者。常有斜坡式的墓道，地面上有时覆以土冢。……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公尺，宽4。2公尺，楚墓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枕木的槽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需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后才能进去。”“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离地面8。8公尺，底部长达21公尺，宽度前半13。7公尺，后半11。1公尺。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公尺、宽6。8公尺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做两室，储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第203号墓），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掘过……”
正是由于这么多的大墓遭到洗劫，夏鼐大师率领的这个考古调查发掘团，才收获甚微，没有在考古界引起一丝波澜，更无法企及夏鼐当年在西北地区调查和在河南辉县发掘的辉煌与轰动效应，这个结局肯定是夏鼐和他率领的考古人员所始料不及的。或许，正因为夏鼐看到了这些古墓的惨景，他才在马王堆是否发掘问题上犹豫不决，或许他已意识到，外表看来不太明显的古墓都未逃过盗墓贼的魔掌，那么面对马王堆这样一座外表看来规模空前的墓葬，无孔不入的盗墓者又怎会轻易放过。与其劳而无功，不如干脆不去触及它——这或许便是考古学家石兴邦在若干年后都未能解开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个情结的真正所在。
面对马王堆一号墓接连出现的三个盗洞和以往长沙古墓被盗的情形，发掘人员心情沉重又无可奈何。他们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关于此墓的发掘已惊动中央和省市，绝无因发现盗洞就停止的可能，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也要继续发掘下去。于是，发掘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起工具发掘起来。当挖下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当年遗留在此处的。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当熊传薪将这只鞋底轻轻取出后，由侯良拿到长沙商业部门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是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时代不远。这个盗洞是否是当地的“土夫子”谢少初，向石兴邦介绍过的那次盗墓挖掘而留下的痕迹，由于此时的谢少初已经去世，也就无法弄清真相了。
当发掘人员又将墓坑的封土挖下几米后，两个方形的盗洞相继消失了，只有那个圆形的盗洞仍像一个张开着的老虎嘴，深不见底，令人望而生畏。大家在佩服任全生那个“古圆近方”的理论和他的推断的同时，也为这个连盗墓名手都看不透、猜不着的古老的圆形盗洞迟迟不肯消失而捏着一把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