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论争（第1页）
国内外的论争
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
马王堆汉墓考古发现的消息公布之后，立即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据新华社统计，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及其他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女尸的面世，成为当年世界上最为轰动的一大奇闻。全人类的目光骤然投向世界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
在众多予以报道这一考古发现的国家和地区中，最为敏感和关注的当数日本。整个岛国的舆论界、历史学界、美术史学界及万千百姓的热情，被这股奇闻的冲击波煽动而起。东京各大报于7月31日均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8月1日，各大报晚刊，在头版头条位置或显著位置，以大量篇幅刊登了新华社发的一组有关照片。各电视台也放映了这一组照片，并播放了有关消息。这些报纸说，“2100年前的历史展现在眼前”（《朝日新闻》），“中国的奇迹！栩栩如生”（《产经新闻》），“精巧，灿烂，古代中国”（《读卖新闻》），“保存得如此完整，令人惊讶！（日本的）高松冢不能与之比较”（《东京新闻》）。各报还刊登了日本学者发表的感想。历史学家杉村勇造说：“这是了不起的。我感到惊讶！中国古代和战国时代的美术史要重新改写。”东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关野雄看了发表的传真照片说：“这是超乎想象的杰作。今后即使再挖掘一万处，也不会再发掘出这样高水平的东西来了。”他说：“今后如果进行医学解剖，也许可以知道2000年前上流阶级的人们的营养状况和死因。”又说：“盖棺用的‘T’字形的绢子，它在绘画史上的意义是空前的。”国立博物馆考古课长、考古学家三木文雄说：“女尸能保存这样好，其科学的处理方法之发达，令人感叹！”又说：“这真是一起世界性的发现。……湖南地方的诸侯坟墓如此华丽，所以肯定还会有其他更出色的遗迹。希望给中国的挖掘调查以声援。”国立科学博物馆人类研究室室长铃木尚说：“这一保存方法，与德川家康的埋葬方法很相似。”“可以认为，德川将军的埋葬，受了中国的影响。”另外，共同社8月1日发表的电文，以“和北京猿人并驾齐驱——赞叹长沙发现的古坟”的标题说：“中国湖南省挖掘出一座西汉时代的古坟（约两千年前）的消息，在我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街头巷尾的人们纷纷议论说：这真是中国的高松冢啊！掌握了详细调查结果的研究人员说：这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的一个与北京猿人并驾齐驱的重大发现。”
曾发现奈良时代高松冢的丰永雅雄博士也发表感想说：“希望从事调查研究的人以冷静的判断来进行工作。希望无论如何也要保存到后代。”
稍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美术史名誉教授长广敏雄，在8月3日的《每日新闻》上，满怀对马王堆考古发现的崇敬之情，发表了长文《古代中国的奇观》：
七月三十日北京广播了中国湖南省长沙郊外马王堆地方发现了一座西汉惠帝时代（纪元前198—前188年）的古墓的新闻，古墓的主人推定是轪侯的夫人。看到这些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真令我为之惊叹不已。
首先令我想起的，是大约十年之前，也就是一九六一年同样是在长沙南郊出土，同样属于西汉时代贵族的一座古墓，它的漆画棺木在中国学术杂志《文物》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号）曾评价为前所未有的最完备的楚汉时代的漆画棺木。但是这一次发掘的汉墓棺木，上面丰富多彩的漆画比上次发现的更加完美得多了。
一九六一年发掘的那座汉墓，尸体收藏在两层木椁和两层木棺里面。这次则是三棺三椁。论坚固性，前者不能与后者相比，而且后者棺与椁之间又用厚厚的木炭和白膏泥加固密封，卧于内棺的女尸又用二十层各种丝、绢的织物包裹，下半身浸在红水之中。这种红水多半是水银和朱砂的溶解液。最令人惊异的是，那具女尸的皮下组织还有弹性。
我的看法是，这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女尸，因此，如果我的看法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古代中国就拥有很优秀的防腐技术。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很进步，这已经为考古学家所公认。由于冶铁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土木技术乃至发展了高度的美术工艺水平，也是不难想象的。这一次发掘的汉墓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之物，也正是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发展中的一个顶点，当然是要予以高度评价的。
另一方面，从这次出土的长沙西汉古墓中发现的外棺棺木表面精巧的漆画和内棺上覆着的绚丽多彩的帛画来看，这两样出土物，也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巨大收获。
这次重大汉墓发现的所在湖南省长沙地方，原是古代的楚国。郭沫若先生写的历史剧《屈原》的主人公屈原自己演出的爱国至情悲剧的舞台也是在湖南，湘江在长沙之旁流过，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大小湖泊构成的风物诗也是产生于此地，由于秦、汉等大帝国的兴起，楚国虽然处在失败者的地位，但是楚国的文化，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直能连绵地独自保持着。这次西汉轪侯夫人墓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和美术有如路标一样，充分显示出楚国灿烂文化这一巨浪的光辉。
就在这篇长文发表之后，许多报刊跟着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马王堆汉墓的长篇论文，将普通、简单的报道引上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使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热潮久持不下。在这股热浪推拥下，日本《朝日周刊》竟别出心裁地插办了一份《轪侯报》，进行不定期地出版发行，这份报纸对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发掘以及出土器物，做了详尽而全面的报道。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乐此不疲地纷纷撰文，对墓的建制、年代、墓主人的身世和身份等，做了大胆的探索和设想。有人认为，墓主人是第一代轪侯之妻，有的则认为属于第二代或第三代，其中著名学者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则横空出世地认为墓主人是轪侯利苍的女儿，嫁给了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吴臣，成为王妃。其理由是：轪侯是列侯，要治国，而他的封国是湖北浠水，死后不可能埋在长沙。即使西汉时期诸王列侯有“多居长安”，“不就国”的习惯，也只能是为长沙相的轪侯利苍本人死后葬长沙，其妻子应葬在原封地，也就是湖北浠水，且轪侯本人葬长沙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条理由是，轪侯利苍当时出任长沙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峰尖地位，有资格把女儿嫁给第二代长沙王。其次，从这座墓的规模形制以及棺椁、殉葬品等来看，也应是王妃一类的身份。至于墓中出土的“轪侯家”“轪侯家丞”等铭文和封泥，自然是王妃死后由娘家送来助葬的礼品……
就在日本学者大炒马王堆汉墓并呈火爆之势时，中国国内更是热闹非凡，除了那些争相一睹女尸风采的普通群众街谈巷议和新闻媒体的纷纷报道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文化艺术界、医学界及其他学科、部门的各路学者凭借身在中国的特殊条件，或亲赴长沙考察，或凭借各种发掘资料，围绕这一重大发现，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在亲赴长沙考察后，首先对日本学者宫川寅雄的论点发难，声称宫川寅雄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其根据是吴臣死的时候，利苍还没有当长沙王国的相，到吴芮的孙子，也就是吴臣的儿子当长沙王时，轪侯利苍才当相。既然此前未当相，其他理由自然就不能成立。
张传玺教授在否定了宫川寅雄的观点后，在长沙考察期间，还受湖南省博物馆的邀请，对马王堆汉墓的墓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用平直的白话说道：
利苍这个人的来头，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汉书》注讲姓利的是楚国公子封于利，当时贵族以封地为姓。利苍可能为其后。秦末农民起义，利苍是否参与了？没有记载。据推论可能参与了，属于项羽的一部分，在项羽的军队中当将，在楚汉战争中投降了。这样推论的根据是：《汉书》记载汉初封了143个侯，是分批封的，每批都有共同的特点，共同的功劳。项羽的部将投降过来所封的侯都编在一起。项它是项羽手下的上党郡太守，投降后，刘邦封他平皋侯，位次121号，食邑580户。并且注明“功比轪侯”。意思是以轪侯为标准。轪侯位次120，食邑700，和项它位次紧挨在一起。显然也是投降过来的。他们这些人封地的位置也靠在一起，都是河南南部到湖北一带。利苍封侯的时间：《汉书》记载为惠帝二年以长沙相侯。不确。他封侯应在刘邦在世之时。因汉初王国相地位很高，如曹参原是王国相，一下子就提升为中央丞相。所以都是先封侯，后当相。直到汉武帝时才有先当相后封侯的例子。
至于利苍封轪侯后，到任长沙相前这一段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也许就在湖北当郡守。
轪侯的世系：第一代轪侯利苍是长沙国的第二任相。第一任相叫吴郢。（当时不叫相，叫柱国。）吴郢封义陵侯。
第二代轪侯叫豨，没有当长沙相了。接替利苍当长沙相（第三任）的是河南一个都尉越。豨干什么去了不清楚。但他的儿子后来在中央当大官，他不会什么官也没有当。很可能还在长沙任职。
第三代轪侯彭祖，景帝中六年到中央当太常，直至死。《汉书》搞错了，搞成了“轪侯吴利”。
第四代轪侯扶为东海太守，因过错废。
一号墓墓主人究竟是第几代轪侯的妻子，我们倾向第二代。
第三、四代可以排除，因都在别地当官，第三代当太常，是中央九卿之一，官很大。
为什么说是第二代轪侯而不是第一代，有三个理由：
1。封泥有三种，大量为轪侯家丞，个别为“右尉”等，列侯家办事的人有五个等级，如家丞、洗马、门大夫……家丞为头头。主人死了。他检验送葬品，合乎道理。
“右尉”可能为轪侯国的一个尉。轪侯国的地域是一个县（轪县），这个县的县令与列侯不是臣属的关系，不同于诸侯王和诸侯相。所以轪侯与软县县令不发生太多关系。大县设左、右尉，小县只设尉。轪是大县，因此设了右尉。每年租子由轪运至长沙，可能由右尉押运，民伕，也由右尉押送，与轪侯发生关系多。因此有两个箱子上是“右尉”的封泥。在所有封泥中，只看到轪侯国人物的活动痕迹，而无长沙王国相府官僚的活动痕迹。因此，似为轪侯不当相时所葬，可排除第一代，保留第二代。
2。这个墓和砂子塘汉墓比较，埋葬制度，棺椁、器物都差不多，基本是同时代的。但封泥不同。这座墓封泥为家丞，砂子塘墓封泥为“家吏”，家丞与家吏是否有时间先后问题？因汉朝制度在文帝时才正规化，列侯家丞五人以家丞为首的制度也从这时才正规化。在此之前，可能“家丞”“家吏”混用。因此，可以认为两墓同时代，但砂子塘稍早，也可能只早几年。如果这样，也可排除第一代轪侯，保留第二代轪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