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两个女人（第1页）
想起了两个女人
发掘人员在一号墓的封土之上连续挖掘了三天，但面对高20多米、底座近60米的山丘，发掘者无疑形同蚂蚁啃骨头，费了好大的劲，才啃出了一个小缺口。“崔馆长，咱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就凭我们这些人，要是将这座山搬掉，不需要一年也要十个月，到那时，如果墓中还有珍贵文物也早烂掉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书生熊传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你说怎样才是科学的？年轻人不要认为吃了一点苦就指责这不科学，那不科学，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科学也是在实践中干出来、拼出来的。当年我在山西农村干革命，吃的苦比这多100倍，革命不还是成功了。现在我们要发扬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教导的‘愚公移山’精神，毛主席的光辉篇章《愚公移山》你知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山西农村当过民兵和基层干部的崔志刚，又仿佛置身于往日的革命岁月，习惯性地做起了政治思想工作。
书生熊传薪苦笑了一下，说道：“《愚公移山》这篇光辉著作，中国人谁不知道，说的是一个叫愚公的老头领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没挖开，最后由天帝出面帮助，才将两座山给搬走了。我也可以到外单位雇两台推土机来，先将墓的封土推掉，等露出墓口再用锄头一点点地挖，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人力、物力，对墓中文物的保护也有好处。”
侯良听了这个建议，心头为之一震，但没有马上表态。因为他不是学考古专业的，是新闻工作者出身。1949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作为学生的他离开了河南开封师范学校，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了西南野战军李德生师长的麾下，在政治部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后来又随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一直从事战地新闻报道。1956年因患病从部队转业来到长沙，在文化厅落脚，然后开始筹备建立湖南艺术学院，后来又到湖南省艺术学校担任领导。想不到“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打倒并被关了起来，不久又被下放到湖南靖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69年11月才返回长沙，重新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后组织又派来工农干部出身的崔志刚来博物馆当第一副馆长兼党支部书记，他也被正式任命为副馆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分管业务工作。今天，面对博物馆唯一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的年轻书生的建议，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侯良不得不慎重考虑。
“这样做，违不违反科学考古程序？”侯良仍然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谨慎的职业习惯提问着。
“这在考古学上是允许的，是符合科学发掘要领的。当年北京的定陵发掘，开始时就是用的推土机等大型机械，直到发现地下玄宫后才人工操作。其他好多大型墓葬的发掘也是这样做的，马王堆的发掘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熊传薪真诚而认真地回答着。
“老崔，我看传薪说得有道理，咱们商量一下看能否施行。”侯良以谦和的口气转身对在旁边抽烟的崔志刚说。
崔志刚把含着的纸烟从嘴上拿下来，将杨森、杜丁华、张欣如等几个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同意熊传薪的提议，由侯良和石明初到市里联系借用推土机。
很快，湖南省机械化施工站和长沙市101工程指挥部分别派来了一辆推土机，日夜不停地在土堆上下工作，只十几天工夫，一号墓的封土全部被推掉，一个南北长20米、东西宽17。9米的长方形墓口显露出来。推土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撤出工地，剩下的工作就要靠人工一点一滴地去做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墓穴，在湖南这三湘之地恐怕是谁也没有见过，不只是年轻的发掘者感到惊奇，就是一起来发掘的几个前“土夫子”（这时已成博物馆考古技工）也大开眼界，他们在长沙四周挖了一辈子墓，也从未见到规模如此壮观的大墓，甚至在他们几代祖师爷留下的传说中，也从未闻知。众人一下子兴奋、激昂起来，每个人的心中骤然增添了从未有过的欢乐与希望。在这种亢奋与希望中，男人们格外卖力地掘土、勘测，姑娘们也毫不示弱地奋力做着她们各自的工作，恨不得一锨将墓中的填土全部掘出，然后打开棺椁，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宝贝。当大家发掘到墓穴东侧第二层台阶的中部时，只听正在挖土的女讲解员邵名荣大声说：“奇怪哩，咋这里有个洞呢？”
“什么洞？！”众人听罢，迅速围拢过来。只见一个约有电线杆柱那样粗细的圆形洞穴直通地下，里面黑洞洞的，看不清有多深，有人取来手电筒打开往下一照，约有两米的深度，用手抠抠周围的洞壁，是颇似红色的火烧土，坚硬异常。
“是不是盗洞？”崔志刚急切地问着。
“好像不是，盗洞这么细，人怎能钻进去，但也不能排除，可能是盗墓贼用什么工具打的洞，不过洞壁咋又这么坚硬，什么工具能造成这么硬的洞壁？”熊传薪蹲在洞口，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沉思。
“任师傅，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你来看看是咋回事？”崔志刚将曾当过“土夫子”的技工任全生叫过来察看。任全生有些不太自然地走过来看了看，摇摇头对崔志刚说：“我也看不透哩，像盗洞又不全像。”
“嘿，鬼子到底搞的啥名堂？”面对这似是而非的回答，崔志刚颇为不满，他卷起一支纸烟抽着，在坑边转起圈来。过了一会儿，他对众人说：“既然搞不出名堂，那就别在这里干瞪眼瞅着，快接着挖吧。”
此时，侯良走过来，有些不甘心地对熊传薪等几个小伙子说：“今天晚上你们回家查一查史料，或许可以弄清楚呢！”
几个小伙子点着头，又拿起铁锨、箩筐干了起来。
本来关于这个神秘洞穴的探讨已经结束，可几个在工地发掘的书生，听了侯良的一番话，晚上回家果然挑灯翻起了古书。第二天一早，习惯较真的书生们都眼角带着血丝，提着不同的史料，来到工地宣布自己的查阅成果。熊传薪将自己带来的《太平寰宇记》（北宋时代编写）第一一四卷打开，指着上面的一段记载说：“‘长沙县东侧十里，有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之双女冢，坟高七丈。’我看这墓说不定是汉代的‘双女冢’哩。”
熊传薪说完，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杨森也拿出自己带来的《湖南通志》（清光绪时期编写），指着第三十六卷上面引《一统志》的一段记载说：“‘二姬墓在（长沙）县东’，看来熊传薪和我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个墓应是汉代长沙王刘发两个母亲的葬处。”杨森的话音刚落，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杜丁华却突然插话：“谁说是英雄之见，如果是英雄，也最多算半个草莽英雄，你们过来看看这一段。”
大家围拢过来，将目光对准《湖南通志》引《旧拾遗》的一段记载：“长沙定王发墓在东门外，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其间相处三丈。”杜丁华抬起头来对熊传薪与杨森说：“你们看到了吧，只说对了一半，我认为这是刘发和他母亲唐姬的墓。应该叫男女混合冢。”
站在一边慢悠悠地抽着纸烟的崔志刚，默不作声地将杨森和杜丁华手中的书拿到手中端详了半天，突然说：“嘿，这两部书不都是《湖南通志》吗，一本书咋有两种说法，这个编书人鬼子是咋搞的？此人一定是个两面派，林彪式的人物，政治上不可靠。”众人听罢大笑，随后发掘队员一边争论着，一边取起工具又开始新一天的发掘。
虽然崔志刚认为书生抱来的史料不可靠，而后来的发掘事实也确实给予了否定。但工地上的多数发掘者，却围绕着这个洞穴及墓主问题仍争论不休。有人谓之盗洞，有人坚持否定，有的人干脆在程、唐两姬的双女冢之说上做起了文章。因为除以上的记载外，《湖南通志》还特意引述了其他史书上的一段故事，交代了两姬的生平。按书中所言，汉景帝有个极其美貌的爱姬姓程，某天夜里，景帝召其入宫侍寝。程姬因来了月经，不便同床，便令其侍女唐儿前去伺候。景帝因喝得大醉而不辨真伪，便在唐儿身上种下了龙种。后来唐儿果生一子，取名为发，自己也因生子有功，被景帝封为姬。刘发长大后被封为长沙王，程、唐二姬死后就葬在了儿子的封国长沙东郊。刘发思母心切，便在其母的坟上竖杆，杆上白天挂旗，夜间挂灯，以便刘发在城内修建的定王台上经常遥寄哀思……根据书中记载的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有发掘者认为在马王堆一号墓二层台阶中部、女讲解员邵名荣发现的那个细细的洞穴，便是刘发当年竖旗杆而留下的痕迹。
本来作为考古发掘人员，对史料的考证、争论以及猜测都属正常之事，但由于马王堆的神秘莫测和程、唐二姬所特有的传奇色彩，使这个猜测很快变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流传于社会，并由此掀起了一场预料不到的轩然大波。这场轩然大波最后竟莫名其妙地将著名文史大家郭沫若卷入旋涡而不能自拔，致使哭笑不得的郭沫若不得不站出来大声疾呼：“我是冤枉的，我什么也没说。”这自然是后话，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