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 有我在大清不会亡（第1页）
溥仪：有我在，大清不会亡
1929年3月5日清晨，溥仪的胞弟溥杰与三妹夫郭布罗·润麒来到了天津张园。当溥杰和润麒给溥仪请过安后，三人便像往常一样十分随便地攀谈起来。谈着谈着，溥杰突然说道：“皇上，东陵盗案已发生七个月余，蒋介石政府不但没做任何表示，反而广收盗贼之贿赂，为其包庇开脱。听说孙殿英给蒋介石夫妇送去了一批从陵中盗出的珍宝，慈禧老佛爷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上的饰物了……”
溥杰的话尚未说完，已经触到了溥仪最敏感的地方，只见他神经质地跳起身，径直来到阴气森森的灵堂前，满脸鼻涕眼泪地冲着乾隆和慈禧的牌位说出了不知已说过多少遍的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溥杰看到大哥这样子，后悔不该提及东陵盗案一事，便同润麒一道赶紧过来劝说。过了好长时间，溥仪才从神经质的状态中回过神来，望着溥杰和润麒，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天津第一次和皇弟溥伟见面时听到的极其振奋人心的话：“只要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于是，随着一股热血和悲怆之情涌向心头，溥仪对溥杰和润麒发誓道：“只要我还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护卫下，溥仪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图为润麒、婉容、溥仪、溥杰
溥杰和润麒随声附和道：“是啊，还政于清全依赖皇上了。”
过了一会儿，溥仪极其愧疚地补充道：“现在朕苦就苦于没有实力，没有自己的军队和枪杆子啊！”
溥杰和润麒一时默然，并以惊奇的眼神望着溥仪，令他俩想不到的是，现在这位皇上也终于意识到军队和枪杆子的重要了。更令他俩想不到的是，以前看上去软弱无能的皇帝，竟一反常态，变得这样阳刚并热血沸腾起来。若干年后，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对此时的心情及随后的做法做了这样的描述：
东陵事件后，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那些日子里，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使我感到激动和愤慨不已，都增强着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斗争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但是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于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愤转成忧郁。蒋宋两家的结亲，就使张园里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后台。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野心人物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连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全成问题。
我在心里发出了狠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卜过卦，扶过乩。我曾卜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的一个卦文，其意思是：蒋介石政府将众叛亲离，在一九三二年灭亡。当然，蒋介石的政府如果垮台，可以发泄我的仇恨，使我痛快。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几年来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一个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正为了要投笔从戎，在家里闹得马仰人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的影响，立志要恢复清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自己也想当军官，出出风头。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之前对溥杰说过：“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于是他便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他追回来。天津日本总领事答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在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见了我就诉说他投军的志向，是为了恢复祖业。他的话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
我决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润麒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不少日本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日子的日文，就为他们的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暂时还不能入日本士官学校，但是可以先进专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就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看得出，此时的溥仪完全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复仇、复辟欲，才让二人去日本学习的。他之所以派溥杰和润麒到日本而不是到其他先前一味向往的西方国家学习，是因为这时的西方列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失去了独占中国的可能性，他们为了保住既得的在华利益，对于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只是在表面上给予“关心”和“同情”，实际上却是“敬而远之”。这一点溥仪在刚刚被逐出宫而跑到列强在北京的使馆寻求避难时，就感觉到了。在溥仪求得了日本的庇护，遁往天津之后，尽管西方各国使馆为他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每当他为实现“还政于清”的政治主张，向他们请求支援时，西方各国驻津公使亦采取十分“友好”的“回避”态度。而日本方面却表示出异常的“热心”，加紧了对溥仪的控制和拉拢。日本驻津公使按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旨意，一方面给予溥仪优厚的生活待遇，一方面又派出日本便衣警察监视他的行踪和“张园”的一切活动。日本中佐吉冈安直还经常去“张园”，为溥仪进讲“时事”，并暗示日本方面完全可以帮助他重新登上金銮宝座。溥仪在与日本方面频繁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地改变了原来将复辟的希望寄于西方列强的想法而转向日本。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邻邦，两国在民族心理和地理环境上十分相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渐已成为亚洲的强国，拥有异常强大的武装力量，唯有效仿日本的“天皇制”，中国才能结束“群龙无首”的军阀混战局面。因而，日本成了溥仪心中复辟大清最合适的“借用力量”。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观察和筛选之后，他终于把“借助外力”之宝押在了日本身上。而他依赖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培植自己的军事实力。
溥杰与日本妻子嵯峨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炮轰国民党东北军奉天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就在事变的当天晚上，奉天大和旅馆1号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办公室里，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以及片仓衷等人，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的意图，召开了“制定关东军收拾东北局面方针”的紧急会议。会上，板垣、土肥原、石原等三人，围绕着“侵占东北后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平素温文尔雅的土肥原一反常态，竟武断地主张：“要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板垣则**裸地提出：“将全满作为我国（日本）的领土予以统辖占领。”能言善辩的石原亦与板垣的主张相似。正在这三个人争论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的决策人之一建川美次郎赶到，带来了本部的指示：“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同时还指示土肥原负责“筹划溥仪逃往满洲”的特别任务。土肥原、板垣、石原等三人接到本部的命令后，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土肥原本人则根据本部的指示，立即起程赴天津，准备完成本部交予的重大使命。
溥仪在静园[1]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认为借助日本的武装力量，实现“恢复祖业”的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到来。9月30日下午，溥仪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前往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会见关东军高参、“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在密谈中，上角讲了事变后日本对整个东北局势的看法，并向溥仪提出潜往东北的意思。当时，溥仪尽管有着即刻返回东北的强烈愿望，但又鉴于上角只不过是板垣的使者，其身份远不能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如仓促做出去东北的决定，怕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他在是否去东北的问题上，没有给上角利一最终的答复。
正当溥仪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之时，庄士敦作为英国外交部的使臣，为办理“庚子赔款”和“归还威海卫遗留事宜”来到了中国。怀揣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他特地来到天津静园探望溥仪。溥仪在二楼北部的居室内接见了庄士敦。久别重逢，二人甚为欣喜。溥仪为了给庄士敦洗尘，特赐西餐款待。
待酒宴已毕，庄士敦示意溥仪让周围的人退下后，便凑到跟前，拿出了厚厚的一叠手稿，自我表白道：“敝人与陛下离别数年，潜心于书斋之中，为陛下撰写的著作已经草成。为纪念我们在紫禁城时的情谊，取名为《紫禁城的黄昏》。此次路经上海时，特到圣约翰大学，请郑广渊一阅。今日能与陛下见面，敬请御笔为本著作序，不知意下如何？”
溥仪接过英文书稿，心中一阵惊喜。他翻开封面，粗略地读了书中的内容，然后又将书稿奉还庄士敦说道：“朕与先生相交十余载，砚折之情至今萦绕心怀。作序之事理当由朕完成，只是近来风云突变……”溥仪将事变之后会见上角利一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庄士敦，并颇有感触地说：“近来，最使我担心的有几件事：其一，前民国执政段祺瑞与日本频繁往来。日本方面存有推举段组织北方政府的企图。其二，日本人对奉天省长臧式毅也很感兴趣，并有推臧为东北执政的传说。其三，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祭祠先祖陵寝[2]，声称建立‘明光帝国’等等。这些消息无论是真是伪，直接关系到复清之大业。不知庄先生对目前的时局有何见教？”
末代帝师庄士敦离开紫禁城前留影
庄士敦听罢，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笑容。他站起身来，呷了一口咖啡，慢条斯理地说道：“以敝人所见，东三省事变，是日本吞并中国的第一步。至于目前社会上的传闻，都是受日本方面的指使而为。其实，未来的中国谁主沉浮，上述所有人远不及陛下在中国的地位和声望。日本方面所制造的舆论，无非是刺激陛下尽早出面主持社稷江山罢了。”
溥仪听到这里，转身从书柜中取出一封密信交给庄士敦，并说：“这封信，是东北边防军吉林省参谋长兼省政府委员爱新觉罗·熙洽写给朕的。此人是宗室，又在日本留过学，信中也劝我去东北重新登极，主持大计。”
庄士敦看过信后，连连点头称是，并说：“熙洽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时此刻正是陛下借助外力龙归故里，到祖宗的发祥地，先据满洲，再图关内的绝好机会。”
“庄先生与朕所见略同。朕已于辛未九月一日，由孝胥起草、书写黄绢信一封，遣远山猛雄赴日，呈交日本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正等待日本方面的消息。”
“好！好！真是绝妙的机会。臣要在我的书中，为陛下加进最后的一章，取名为‘龙归故里’！”
后来，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这样写道：
把盗陵的犯罪者说成是士兵还是土匪，这无关紧要——在中国内部分裂和混乱的那些日子里，这二者往往是同一含义，没有选择可言。犯罪的主要目的——即使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盗宝，因为在帝后的坟墓里埋葬大量珠宝和其他珍贵物品已经成为中国的风俗。陵墓都是非常坚固的，只有用炸药才能把它们炸开。棺材被砸开，尸体被抛在地上。曾经占据中国皇位的最大君主之一——高宗皇帝（乾隆）——的遗体和慈禧太后这位“老佛爷”的尸骨被砍为碎片，四处丢散，无从辨认。后来当皇帝派人前去东陵视察时，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视察者回来后将亲眼目击的情景向皇帝做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将其存入皇室档案备查。事发后我曾写信给皇帝表示慰问，皇帝在写给我的回信中附上上述报告的副本。
为了审判几名犯罪的小头目，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只是受到轻微的处罚而已。并没有打算逮捕包括高级军事官员在内的大头目。他们逃避了一切处罚，甚至允许他们保藏盗劫来的赃物，其中的许多珍宝此后便流散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国民政府曾两次正式承诺对清陵尽力予以保护，皇帝期待着国民政府能对他说一句同情或遗憾的话，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无论是得势的国民党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表示任何遗憾或内疚，他们若无其事，无动于衷。
对皇帝来说，其他一切事情——侮辱、嘲弄、以死威胁、没收财产、撕毁协议——都能宽恕，唯独这种骇人听闻的盗劫祖坟的暴行是无法忍受的。从此以后皇帝对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国家管理不善而负有责任的那些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其性格而言，皇帝为人和善，宽宏大量，我从来没有听他对其最残暴的敌人发过一句愤怒的怨言。但这次发生的事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此之前，他也知道满洲的独立运动正愈演愈烈，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运动，也没有认真地想过将来会有人请他返回满洲故乡的问题。他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恢复安定，繁荣昌盛。但现在不抱这种希望了。当我第二次访问皇室的时候，这种变化就非常明显了。在我看来，其变化之明显好像他已同其受辱的祖先的灵魂会晤过，而他们却极力劝他不要对使中国本身和使他们都蒙受了耻辱的民国抱有任何幻想，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三百年前为他们的帝国打下坚实基础的那块土地上。
庄士敦除由于自己和溥仪的特殊感情，而将眼中的皇帝大加美化并有失实之处外，对溥仪心理和思想变化的分析，还是有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可信的成分。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会找出一千个溥仪出逃满洲并最终成为汉奸与战争罪犯的理由，但东陵盗案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态度和方法，不能不说是加速溥仪彻底堕落成一名卖国者和战争罪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假如东陵盗案没有发生，假如盗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能给清皇室以安慰，并对盗宝者以严惩，溥仪是否会重返满洲并成为后来的溥仪？但是，历史让世人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假如，却是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
注释：
[1]张彪死后，其子要求收取房租，所以溥仪于1929年7月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居协昌里的静园。这是安福系（即安福俱乐部，成员均拥戴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客陆宗舆的宅邸，原名“乾园”，由溥仪为之改名，用意是在此“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2]清入关前有所谓“盛京三陵”。最早的是永陵，位于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西北启运山下的苏子河畔，占地约一万二千平方米。初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原名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年）改称永陵。内葬努尔哈赤之远祖孟特穆（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满（兴祖直皇帝）、祖父觉昌安（景祖翼皇帝）、父塔克世（显祖宣皇帝）、伯父礼敦与叔父塔察篇古及他们的妻室等人，其建筑迄今基本保持完整。其次是福陵，坐落在沈阳东郊浑河北岸的天柱山上，故俗称东陵（与本书所述之清东陵有别），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选定陵址，天聪八年（1634年）兴建，清崇德元年（1636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完成，现已辟为东陵公园。最后是昭陵，位于沈阳北郊，故俗称北陵，为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之姑母）的陵墓。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竣工于顺治八年（1651年），并封陵墓后方以人工堆造的假山为“隆业山”，是关外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清代帝陵，占地十八万平方米，康熙、嘉庆朝曾有扩建，现已辟为北陵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