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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的号角
韩愈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京都，开始新的人生之路，关于他因谏迎佛骨而倒霉的一段历史也告终结。
但是，他谏迎佛骨而引起的是是非非却远没有随着他回到长安而告终结，这个在中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极具典型和预言性的事件，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中国正统的儒道思想与外来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焦点，也是自佛教东传以来各种矛盾斗争激化到最盛程度的标志。而韩愈的思想正是历史上佛教敌对势力诸宗派的反佛观点和愿望的具体反应，因此，这一引人注目又轰动一时的历史公案，才引得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才有了诸多观点异彩纷呈地加以评说。
其实，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直面临着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打击。当永平七年（64年）明帝夜梦金人并派遣羽林郎蔡愔等人西土求法，终于以白马驮经迎来佛教之后，就开始了五岳道士与佛教的设坛焚经之论战。此后西晋的佛道之争及萧齐的夷夏之争[1]、三破之论[2]，梁武帝舍道事佛，北齐废道……可谓烽烟迭起，争战不断。佛教与儒教、道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起伏不定、烽火狼烟的大格局中，进行着它们的碰撞、倾轧、侵吞、分离和融合。佛教自来到东土，有过几次繁荣，又有几次沉沦和劫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先后有四位皇帝发动过毁佛灭佛的典型事件。他们分别是韩愈谏迎佛骨之前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韩愈谏迎佛骨之后的唐武宗、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之厄。
众所周知的是，佛教的发展，需要有巨大的经济力量来支撑和维持。当寺院经济力量一旦过分发展和膨胀，就会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而当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化时，便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出现“三武一宗”的灭佛之难，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历史上第一个帝王禁佛者当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颇有意味的是，他一开始并不讨厌和排斥佛教；相反，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佛者。太武帝初登大位后，经常像他的先辈那样请一些“高德沙门”进宫谈论，每当四月初八日的佛诞日，还亲自登上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向佛像散花以示敬意。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中的坐佛与立佛。北魏时期建造，石质，是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处，也被视为云冈石窟的形象代表。两佛体格丰壮方拙，面容带有深目高鼻的特点，形象和服饰都反映了早期大型佛教造像的特色
太武帝的崇佛来自他祖先留下的传统。东晋末年，一个称为拓跋氏的族系崛起于塞北，并在拼搏厮杀中很快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是为北魏。北魏的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深知自己是北方少数民族，难以驾驭广大的汉民族，因而他打出了佛教这面大旗，极力宣扬“人王即是法王”，试图以此来消除中原百姓的民族意识。鉴于这一思想的考虑，道武帝拓跋珪一直充当着护佛布道的旗手，并在登位之后广造寺院，剃度僧尼，弘扬佛法，以此完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思想上的融合。
历史上的佛教专家大都认为，和他的先辈在思想上本是一脉相承的太武帝，之所以从信奉佛教、尊崇沙门慢慢走向反佛甚至是毁佛的道路，与司徒崔浩的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是分不开的；而崔浩之所以如此，与他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的好恶又紧密相连，是他首先利用了一个叫寇谦之的道士，将太武帝一步步从佛门引入了道门。
寇谦之，生于前秦建元元年（365年），卒于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他出身于豪门士族家庭，在曹魏初年，寇氏家族是关中冯翊统治区的名门大户。这寇谦之在童年时就迷恋仙道，有弃世绝俗之心，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道教中能吞服成仙的药物，只可惜“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
正当寇谦之有志成仙而服食大量药物尚未成功之时，却发生了一次奇遇。原来在他将满二十岁的时候去姨母家做客，发现姨母雇一奇男，“形貌甚强，力作不倦”。寇谦之当即为此人的形貌和风采倾倒，并凭他多年的修炼，觉得此人非同凡响，便借机向姨母请求将此人领回自己家当差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那位奇男觉得寇谦之对自己不错，又迷恋道术，便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此人名叫成公兴，原是一名道士，后因得道而成仙，却在天界不慎惹起火灾，被判罚流放人间七年。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事实，成公兴大谈道家高深的理论，并以自己精通的《周髀算经》，来求解一个个假设的难题。寇谦之深信不疑，并要拜其为师。成公兴推托不过，便说：“先生有意学道，能否与公兴隐遁？”寇谦之当场答应。二人在斋戒三日后，共同奔赴华山。成公兴“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后来他们又移居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七年之后，成公兴尸解飞升，留下寇谦之一人继续“守志嵩岳，精专不懈”。
汉代铜羽人。道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飞升成仙，秦汉之后的神仙家和方士们相信，人通过服饵或修炼便可以轻身，肋生双翼，飞升上天，从而成为仙人，这件铜羽人即是这一观念的形象代表
尽管这是一个近似神话的故事，但后人撰写的《魏书·释老志》中确有这样一段记载。有历史学家考证，自东汉魏晋以来，确有不少方士入华山、嵩山、武当山等名岳大山修道，后秦时也有一位来自胶东蓬莱的方士在河南伊川一带传授道法，此人精通历算，号称“游遁大儒”，名成公兴。这或许就是寇谦之早年所遇的仙人成公兴，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寇谦之在名声渐隆之后，杜撰了他的老师本是仙人的故事。不管这位成公兴的身份和真假如何，寇谦之早年曾随方士在高山密林中修炼过仙术则是事实。
或许寇谦之感到自己修道成仙已无指望，或许他再也耐不住这深山的冷清与寂寞，而人世博取芳名的机会已经来临，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他在始光元年（424年）离开了隐居三十多年的嵩山，携带六十余卷《录图真经》前往京师平城，拜见刚刚即位的太武帝，并称自己在修道时，有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山，亲授给他《录图真经》，以其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与此同时，还大谈了一通修身炼药之术，销炼金丹之诀。这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加强中原统治的拓跋氏而特意制造的谎言，没有立即让太武帝信服。在勉强接受这部书后，太武帝只是做了“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的安排。当时朝廷臣僚们得知这件事，也是一笑了之，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后来司徒崔浩介入，其事其人才非同小可起来，并因此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灭佛行动。
崔浩之所以不请自到地介入这件事，与其家世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他的母亲原是一个道教徒，他本人从小也偏好道仙之术，稍大后曾学过占星和阴阳术。也许正是凭着这个本领，他才一步步成为北魏明元帝的近臣，并备受赏识和重用。随着明元帝的一命归天和新皇帝的登位，崔浩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冷落，他正准备修炼、养生以待时机，寇谦之偏巧这时来到平城。一向工于心计又陷于不利处境的崔浩，仿佛看到一线东山复起的希望，他决定介入此事，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拜寇谦之为师，随后便向太武帝极力推荐这位师父。他在上疏中为寇谦之鼓吹道：
“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福）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慎之。”
北魏统治集团为夺取和统治中原，曾以轩辕黄帝的后裔自居。“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固以为号。”
崔浩的上疏正是抓住太武帝“侔踪轩黄”入主中原的心理，才极力鼓吹《录图真经》中的符命之说。其实，在这之前的寇谦之早就对拓跋氏王朝的心理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针对此点撰写了《录图真经》，崔浩的上疏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罢了。但正是这一提醒，才使正处于日理万机中的皇帝留心经书中的教义并对此刮目相看起来。
世祖闻之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魏书·释老志》曾做了这样的记载。看起来这位皇帝倒是极好糊弄，只是看了或听了《录图真经》的几个片段，就高兴地命人拿着礼物把寇谦之在嵩山的难兄难弟四十余人全部请进京都，并给予超乎寻常的款待。这个看似滑稽的事件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拓跋氏一直在为自己的统治苦苦寻找的思想和依据，终于由寇谦之以上帝的名义提了出来。这种基于各自的需要而导致的不谋而合，即使再糊涂的皇帝也不会放弃这种大好机会，反而要大大地做一篇文章。
由于皇帝的肯定和支持，寇谦之所创立的“天师道新法”便得到了北魏官方的承认并很快兴盛起来。而寒酸卑微的寇谦之本人，也随之摇身一变“为帝王师”，并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实际上太武帝身边的军事参谋和政治顾问。那个为寇谦之的发迹和得宠而奔走呼号的司徒崔浩，自然再次成了新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始光三年（426年），雄心勃勃的太武帝想趁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刚刚死去之机，出兵进击大夏。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部分臣僚特别是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的反对。太武帝举棋不定之际，便招来寇谦之问其出兵的得失。寇谦之回答得倒也干脆：“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不知这寇谦之是胆大妄为地信口开河，还是确有韬略和预见性，反正太武帝信以为真，并旋即率兵出击大夏。也该是寇谦之命运颇佳，大夏不久即被北魏兵击溃。旗开得胜的太武帝马不停蹄地发动对中原诸国的猛烈进攻，并终于在439年**平中原，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寇谦之、崔浩等随君伴驾，经常出谋献策、占星卜卦，颇得赏识。当战争结束之后，太武帝对仙道更是深信不疑，并越发崇拜起来。
在寇谦之等人的鼓动下，太武帝开始自称太平真君，也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元年（440年）。
太平真君三年（442年），耐不住寂寞的寇谦之出面奏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授符书，以彰圣德。”也就是说，太武帝要在京都平城设一个天师道场，并亲临道场受箓。
太武帝闻奏不久，即“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这段话的意思不只是指太武帝本人照寇谦之所说的一切去办了，还明文规定，往后的各位皇帝都要如此做。这种“君权神授”的特殊形式，可以向世人表明：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不是抢来和偷来的，而是由伟大的汉族神太上老君亲自授予的；它是正统的、合理合法的，甚至是有交接手续的，以此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服务。
就在寇谦之、崔浩大受皇帝宠爱之时，佛门教派的势力依然在朝野内外存在。佛道两家谁上谁下、孰先孰后，历来都是各派教徒争执的焦点。权势日渐膨胀的寇、崔等人，见皇帝已被自己从崇信佛门中一步步引出，即将遁于道门，排佛心理日趋加重。为了独尊道教，打倒佛教，他们怂恿太武帝对佛教发动了残酷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