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大劫与地宫事变（第1页）
佛门大劫与地宫事变
在关于佛教在东土发展并逐渐走向繁荣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论述过北魏政权分裂后，东、西两魏佛教的发展状况，以及西魏文皇后失宠后，出走麦积山并削发为尼的故事，想来读者不会忘记。
556年，西魏的实权人物宇文泰死去，其三子宇文觉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创建北周政权。这个政权刚一建立，免不了又是一场相互杀戮的残酷争斗。宇文泰的侄子和一帮亲信在经过一番密谋后，先后毒杀了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最后拥立十八岁的宇文邕，是为北周武帝。
这位北周武帝登位之初，也像他的先辈那样，对佛教表示了崇敬之情。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尊崇儒术，并凭着他那不算太浅的儒学功底，经常召集群臣到正武殿听讲《礼记》，而讲解者正是北周武帝自己。
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臣僚，看到这位新皇帝那越来越不同于寻常的举动，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了。为了迎接这个新时代，天和二年（567年），最善投机钻营的还俗沙门卫元嵩上书北周武帝，大事渲染寺院僧尼过多泛滥，常常滋是生非，国库收入因此骤减的事实，并提出治理国家并不在于佛教而在儒教，尧舜时代没有佛教，可国家安定强盛；相反，南朝齐梁寺舍遍布，却导致亡国失祚……武帝看到卫元嵩的上疏深表赞赏，由此暗下了禁佛的决心。
北周武帝的禁佛不像北魏太武帝那样莽撞和生硬，而是采取慢慢降低佛教的地位和削弱佛教影响的方法，为禁佛的目的一步步做着准备。他先后八次召集百官、沙门、道士等，就儒、释、道三教进行辩论。
辩论的第一次是在天和四年（569年）二月初八日，武帝亲临大德殿，召请僧道名儒及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就儒、佛、道三教谁优谁劣的问题展开舌战，皇帝本人则是这场舌战的评判官。辩论开始后，各派高手互不相让，使出全身的本领想打垮对方，独领**。一时大殿之上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争吵不休。接着，三月十五日、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十五日，武帝又亲自主持了三场辩论会，三教高手依然难分胜负。
天和五年（570年）五月初十日，北周武帝又主持了第五个回合的辩论。在此之前，有一个叫甄鸾的僧人曾上呈《笑道论》三卷，对道教的三洞说[1]给予猛烈抨击和嘲讽，武帝就以《笑道论》为主题，主持辩论。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吵闹之后，结果认定《笑道论》言辞偏激，中伤道士，当场被焚烧。这次大辩论，武帝排斥佛教的目的已表露出来。
建德元年（572年）正月，武帝行幸玄都观，亲升法座讲说，并与公卿、僧道相问难，这是第六个回合的论战。此时明眼人已经清楚，武帝借用道教的道观来举办三教辩论，这本身就表明了他重道贬佛的意图。接下来的建德二年（573年）十二月，第七个回合的辩论再次展开。武帝自登高座，命题让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论三教的先后次序。结果是争来争去，最后由武帝亲自敲定：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居后，这个次序的排定，在标志着佛教不再受崇的同时，还预示着更大的厄运即将到来。
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六日，北周武帝举行了第八个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三教论战。这次武帝先让道士张宾与僧人智炫对论，张宾虽有辩才，却不是智炫的对手，不长的工夫便汗流满面，难以应付。武帝看张宾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口之力，溃败在即，便以皇帝的权威，出面斥责佛教之不净。智炫明知武帝偏心，但还是据理力争。此时的武帝有些恼羞成怒，决定不再做这无休止的辩论，于第二天便颁发了禁佛诏令。《周书》载道：
［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从这道诏令可以看出，当时的北周武帝是把佛、道二教一并禁止了，两教的经典、造像全部毁掉，并令沙门、道士还俗，那些被视为**行为的奉祀和崇拜，凡是儒家礼典上没有提倡和记载的，一律废除。北周武帝经过八个回合遮遮盖盖的辩论，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一场足以载于史册的禁佛行动。
当北周武帝禁佛、道二教的诏令发布后，在一个月内，全国上下，不论是官立寺院还是民间寺观，一律砸毁佛像、焚烧经典，强令僧人、道士还俗，或为民，或充作军士，寺院的财货全部归于官府，寺院则赐给王公大臣做宅第，数以百万的僧众还俗后，多数应征入伍，成了职业军人。
对于北周武帝的禁佛，多数佛教史家认为与这位皇帝崇信儒家学说有关，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是，此时的武帝正欲大规模地攻取从东魏脱胎而来的北齐政权，要想取得成功，就得有相当的财力和军卒，而在当时已占相当分量和比例的寺院、道观，以及僧众、道士，正是强化国力、增加军卒的最佳选择场所和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北周武帝的禁佛，与其说是独尊儒术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为了富国强兵所采取的措施更具真实。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果然发动了对北齐的战争，同时也颁布了在北齐境内大规模毁佛的诏令。在原北齐所辖地区的一切佛像、经典全部**尽，所有僧尼一律勒令还俗，或为民，或充军，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整个佛教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供养人头像。北魏，泥塑，高7。8厘米，出土时供养人身体部位已失，仅剩头部
山东青州龙兴寺基址出土的菩萨立像。东魏，石质，高70厘米，出土时四肢已被砸断并遗失
北周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随着新皇帝的登位和复佛的诏令，佛教又如野火烧过的冬草，很快从根部生出新芽并迅速成长起来，直至迎来了隋唐佛教的鼎盛和繁荣。
隋朝佛教的繁荣，在杨氏父子两朝始终没有衰落。大唐佛教最鼎盛的，当属武则天一朝，其后的中唐时期，也就是自“安史之乱”的肃宗开始到宪宗，对佛教又掀起了一个新的**。这个**随着韩愈的“谏佛公案”而渐渐沉寂，使佛门遭到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法门寺地宫及佛骨舍利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浩劫。
让我们抛却北魏和北周两位武帝的毁佛经过，接着唐宪宗一朝和韩愈的“谏佛公案”往下叙述。随着宪宗的死去和其子穆宗的即位，韩愈虽已平反昭雪重新回朝为官，但他的反佛言论并未得到执政者的响应，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朝廷为避免佛门僧尼的鱼目混珠和滥竽充数，而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整顿。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敕令京师两街各建方等戒坛，命左右街功德使选择有戒行者为大德主持考试，凡童子能背诵佛经一百五十页者、女童能背一百页者，方能准许剃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佛门的混乱，同时也使僧尼在入寺前就掌握了部分佛教知识，为以后的继续度化打下了基础。
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胁侍菩萨像，出土时周身多处毁损遗失
中唐以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政治上的腐败，各地寺院也渐渐变成了娱乐场所，原有的那种神圣、肃穆、威严已不复存在。僧尼们为招引庶民百姓、达官贵人，往往卖法阿俗，也就是将佛教的讲说世俗化，这种“俗讲”逐渐受到公众的青睐，甚至出现了由皇帝本人敕命而进行的俗讲，有的俗讲僧还被赐予“赐紫”“引驾[2]”“大德”一类古怪的官名。朝野内外，上自天子妃嫔，下到刁民**，都争相拥入寺院，迷恋于说法、譬喻及刺激感官的音乐和唱词。
在这股悄然兴起的俗讲狂潮中，有一位叫文淑的僧人脱颖而出，大有鹤立鸡群之感，连敬宗皇帝都因他的盛名而亲临寺院聆听。而这位文淑所讲的正如《因话录》所载，“假托经论，所言无非**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想不到堂堂大唐皇帝也混同于“愚夫冶妇”以此为乐了。
一件神圣的事物，如果被它的操作者变得低级下流、**不堪，便注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厄运。唐敬宗一朝将本来神圣、肃洁的佛教变成了**的性感官刺激物，这无疑将招致佛门和僧民们的厄运浩劫。
继唐敬宗之后，即位的唐文宗已经觉察到父皇给佛门带来的巨大危险和潜在灾难。于是他果断采取措施，诏敕天下僧尼一个不漏地试考经文，如不及格，勒令还俗，试图使佛教发展正常化。遗憾的是，这位慧眼大智的皇帝，在整肃僧尼队伍过程中，又感到力不从心，已成气候的“俗讲”派僧尼和它的拥护者，对这道诏令进行了强硬的抵抗和机智的周旋，文宗的整肃计划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增加了各派之间的矛盾甚至仇视，当这个无法控制的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佛门和僧尼的灭顶之灾也算是正式到来了——这便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昌法难”。
随着文宗皇帝的死亡和其子武宗李炎的继位，中唐时期结束了。作为晚唐的第一个皇帝，武宗在执政期间做的最为重大的事，恐怕就是对佛门的**灭。
在叙述武宗对佛门**灭过程之前，不妨先看一看这场法难的真正内幕。
唐武宗本人素来偏好道术，排斥佛教。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唐武宗登基，这年秋天，他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道场。第二年，即改元后的会昌元年（841年）正月初四国忌日，唐武宗按照惯例敕命行香[3]设千僧斋；到了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于宫内集两街大德及道士四人谈经对论，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当时，在中国传法的南天竺沙门宝月闻此极为不满，于是不经同意，便擅自入宫，从怀中抽出表进呈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其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宝月收禁五日，不放其归国，并把他率领的三个弟子与通事僧等人各打七棒和十棒。宝月的逞骄犯颜，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武宗与道士赵归真过从甚密，赵归真和其弟子不时地为**灭佛教煽风点火，并以“李氏十八子运尽”、由“黑衣天子”理国，附会为唐第十八代皇帝武宗将被僧人夺位篡权，挑拨武宗与僧尼的关系。赵归真曾在禁中设坛，要“练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长寿，永保长生之乐”，当他的作法最终失败后，便借口释教黑气“碍于仙道”，唆使武宗灭绝佛教，以便升天成仙。正是在这些挑拨、唆使下，武宗加紧了排佛的行动。
当然，会昌法难得以付诸实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据粗略统计，截至武宗一朝，唐朝和尚被朝廷封官的达30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甚至有的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众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就不能不引起臣僚的憎恶和皇帝的担忧，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武宗走向灭佛道路。
促使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应算是寺院经济的极端膨胀和僧尼的**放纵。由于中唐时期特别是唐宪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势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极盛时期。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座，小型庙宇多达4万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共占有良田数千亩，形成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下田劳动，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不仅触犯了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与皇权利益严重对峙。在这种可怕局面下，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谨慎行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犯**养妻，不守戒行，甚至抢劫妇女，打砸烧掠，流氓成性，犯罪不止……这些自毁形象的表现和庞大的经济势力，在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的同时，也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初三日，在当朝宰相李德裕的奏请下，唐武宗敕命发遣保外无名僧，谕令不许置童子沙弥。
五月二十日，武宗将大内、两街供奉的大德裁撤20人。
六月十一日，武宗寿诞，按惯例僧道各2人入宫御前论议。同去年一样，道士得紫，僧人空手而归。
十月九日，唐武宗再度敕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养妻、不修戒行者，勒令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令其还俗，充入两税户[4]。
敕令下达后，有左街功德使奏报说，所属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确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达1232人。右街功德使奏报称，还俗者达2259人。唐武宗听罢再次敕令：寺院所蓄奴婢，僧人许留奴1人，女尼许留婢2人，其余一并放归本家，无家者由官方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