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圣光（第1页）
最后的圣光
唐宣宗掀起的崇佛热潮，愈演愈烈，愈演愈狂，逐渐脱离了佛门的正常轨道。长安城内的大寺院，如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等已开设戏场，戏场的活动有乐舞、俗讲、歌舞小戏、杂技魔术等诸种。此时的寺院变成了娱乐场，犹如今天的夜总会、卡拉OK厅。
唐宣宗本人不仅亲往戏场，后妃公主也时常前去寻欢作乐，许多妃嫔公主在戏场同僧人眉来眼去，有的甚至勾搭成奸，在寺院秘室和皇宫禁地做**之事。不到几年的时间，整个寺院就由冷清凄惨的景观，发展到一片**污浊之气充塞整个殿宇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极不寻常的现状，在大中五年（851年），终于有一个叫孙樵的进士上表劝谏道：“陛下自即位以来，诏营废寺以复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闻陛下即复之不休，臣恐数年之间，天下二十七万祲如故矣。”
汉白玉菩萨头像
这位进士的上表，只是劝谏皇帝不要耗费太多的钱财和人力广造佛寺，而没有指出那些**不堪的现象，这显然是给皇帝留有面子，同时也为自己留了条退路。尽管如此，这位进士孙樵还是遭到了唐宣宗在盛怒中的一番严厉斥责。
宣宗在位没有几年便魂归西天，接替其位的便是以迎奉法门寺佛骨出了名的懿宗李漼。
这位新任天子，在奉佛的问题上，比之他的历代先祖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他即位开始，便内结道场，聚僧念诵，并多次行幸寺院，大量布施财物。对于这位皇帝超常的举动，许多臣僚起来劝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他依然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咸通三年（862年），又有左散骑常侍萧仿上疏，劝谏皇帝远避佛事，勤理朝政，并指出：“昔年韩愈已获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缴。”而这位皇帝不同于他的祖先的是，对上表者既不贬官，也不斥责，只是当作压根就没有这个人和这上表之事。他照样潇洒大方地敕命于两街僧尼四寺各置方等戒坛度僧，并在大内经常以美味佳肴招待成千上万的僧人，他本人还亲自制作赞呗。每年遇到佛祖降生日，唐懿宗便敕令在宫中大事庆贺，结彩为寺，宫廷伶人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而咸通十四年（873年）举行的迎奉佛骨活动，使这股宫廷崇佛的热潮升到极致，佛教在大唐王朝也显现了最后一次辉煌。
当大唐历史进入懿宗一朝，已是老态毕露，余日无多。藩镇势力的急剧扩张，南蛮、戍卒的不断反叛，苛捐杂税的日益增多，民众反叛情绪的日趋高涨，使一个雄踞东方长达三个世纪的封建帝国走向衰亡。
咸通十四年（873年），懿宗在内外交困中身患重病，他迫感来日不多，便将国家前途和自己的命运交给佛祖，希冀得到神灵的保佑和自身的解脱。这年三月二十二日，唐懿宗亲派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和左右街僧众到法门寺迎奉佛骨。朝中百官闻讯纷纷上疏劝谏，有的竟提出当年宪宗迎奉佛骨误国害民，自身不久晏驾之事。但懿宗决心已下，毫无收回敕命之意，并当着诸多臣僚面，说出了令人无可奈何的话：“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由此可见这位皇帝对佛骨已迷狂到怎样的程度，对大唐帝国的前途和自身的能力是怎样的悲观和无可奈何。
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谈到懿宗这个固执并有些自我麻醉意味的举动时，总是给予了过多的责难，而同情者却几乎没有。客观地说，到了懿宗这一朝，他这个皇帝的确是越当越难，越当越觉得复兴的无望。当然，这个原因要追溯到许久之前，应负责任的也不应是懿宗一人。早在唐宪宗死后不到三年，由于继位的穆宗不知李氏家族创业之艰难，“中兴”之辛劳，“谓威权在手，可以力制万万，谓旒冕在躬，可以坐驰九有”。于是，所任非人，怠而荒政，上不理朝廷之秩序，下不恤黎民之痛苦，致使藩镇在蛰伏中重新抬头，朱克融再据卢龙，成德将王庭凑、魏博将史宪诚随之叛唐。朝廷虽发兵讨伐，但无济于事，直至唐最终消亡，河北再也没有收复过。到了敬宗一朝，出现了“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挠穷民”，更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文宗皇帝虽“有帝之道，而无帝之才”，终于导致“王室寝卑，政由阍寺”。藩镇作乱已构成大患，朝廷内部又出现宦官干政，更为晚唐错综复杂的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阴影笼罩下，多亏出了个宣宗皇帝还算有点帝王气度和才能，朝野内外大有“权豪敛迹”“奸臣畏法”“阍寺慑气”的新气象。遗憾的是这种气象没能维持多久，便又复归原初，大唐王朝可能再度中兴的机会一去不返。宣宗死后，懿宗即位，这位新皇帝“器本中庸，流于近习”，压根就无法治理一个泱泱大国，上台不久，便乱象横生，战事迭起，大唐王朝如一艘千疮万孔的古船，向死亡的深海疾速滑去——
咸通元年（860年）二月，浙东观察使王式斩“草贼”仇甫，浙东群邑皆平；
咸通二年（861年）至七年，南蛮、戍卒相继举事，朝廷每年都需派兵讨伐；
咸通三年（862年）七月，徐州军乱，两月之后尽诛“徐寇”三千余人；
咸通九年（868年）七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反唐，后至十万人响应，从岭南杀回徐淮；
咸通十年（869年），以十八将分统诸道兵共七万三千一十五人进攻“徐寇”，至九月平定；
咸通十三年（872年）十二月，以振武节度李昌国为检校右仆射、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就在这时，李昌国的小儿子李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
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李昌国拒不奉诏，亦反，懿宗令张公素率师讨之。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唐懿宗执政十四年期间，战乱从未中止，反唐的烈火越烧越烈。为了平息战乱，必须进一步征兵敛税，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征二蜀之捍防，蒸人**覆，徐寇虽殄，河南几空”。天下已形成了昏政，搜刮，反叛，再搜刮，再反叛的恶性循环，庸懦无能的懿宗皇帝渐渐将佛摆到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神圣的地位。在这位皇帝的心中，自己注定已无力回天，只有佛可以保大唐不亡，可以为百姓带来福音，这或许就是懿宗在悲观绝望中的又一种侥幸心理和自我麻醉心态。于是，浩大的迎奉佛骨行动开始了。
这次迎奉佛骨的场面历史记载较为详细，其中《杜阳杂编》这样记述道：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
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珍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
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入）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
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
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噬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
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
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门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僧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
《资治通鉴》载：
……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十二月，己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如果把这两段记载组接起来，便可看到懿宗迎奉佛骨的全部过程。他沿袭唐高宗与武后两次迎奉佛骨的盛况，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创造。诸如导以禁军兵仗、沿途二百里道旁垒设香刹等等，都是闻所未闻的，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无法计算。深为后人铭记的是，懿宗皇帝在城楼上看到迎来的佛骨舍利宝函，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可以想象，此时的大唐皇帝一定是百感交集，希望、理想、痛苦、焦灼、幸福、欣慰……这一切都由一股热泪表达出来。遗憾的是，懿宗皇帝最终所渴望的祈福延寿没能实现，甚至连佛骨都未来得及送回法门寺，就一命呜呼了。这个结局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根据地下遗址复原的具有五个门道的唐长安城南大门明德门示意图。如此雄伟壮阔的城门，随着大唐王朝的覆亡而成为一片废墟湮没于地下
让后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初四日，新即位的天子僖宗李儇匆匆下诏将佛骨送还法门寺时，随之供奉的金银宝物其数量和精美程度都极为惊人。多少年后，当考古人员打开法门寺地宫时，发现的财宝中，有一百二十多件是懿宗、僖宗两朝的供品。尽管由于懿宗的溘然长逝，使迎奉活动明显地具有了悲剧色彩，但众生们所表现出的炽热的宗教情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加强。可能由于他们从自身的苦难和朝廷的危急中，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和改天换地的迫在眉睫，才出现了“京城耄耋士女”争相送别、呜咽流涕的场面，才有了“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的悲怆之问，才有了整个大唐帝国回光返照式的妄举。事实上，就在僖宗送佛骨于法门寺的三十多年后，在中国历史上风云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灭亡了。
随着唐末社会更大的动乱以及后周王朝的第四次禁佛运动，盛极一时的法门寺彻底衰败了，那埋藏着无数奇珍异宝的法门寺地宫，也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逝。待它重新得到开启时，历史已过去了一千多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