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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东渡日本
陆羽《茶经》的问世，随着茶道文明的普及和发展，对茶叶的生产制造、茶叶的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在中唐出现了八大茶区和几条大的贸易路线。据陈椽《茶叶通史》的估算，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已达200万市担，人均竟达3。64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最高峰，而且制茶工艺和茶道艺术也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故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规定，凡民间种植的茶树，全部要移至官营茶园，民间存茶一律焚毁，这便是大唐历史上的“榷茶制”。这一法令，将茶叶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全部归于官府。榷茶制先是用于内贸，后茶马贸易[1]兴起，又开始用于边贸。与此同时，唐朝廷也开始对茶叶征税，以解决财政困难。[2]中唐以后，唐朝廷曾四次颁布关于茶的法令，可见茶在国计民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制定的《茶税法十二条》中曾明文规定：“私鬻之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从这项严厉的法令中可以看出，茶税对于唐朝廷的财政是多么重要，由此也可以看出，植茶和饮茶风尚在大唐帝国正在走向繁荣。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背景和现状，作为特产并在大唐帝国达到鼎盛和繁荣的茶叶，同丝绸、瓷器等精美绝伦的物品一样，走出本土远销海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唐茶文化也在这股必然的趋势中，在异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关于中国茶种传播的第一个国家，史学界公认的是朝鲜，而后是日本、西亚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邻国。史载：新罗国27代善德女王（632年）时代，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了茶种，种植于韩国的河东郡双奚寺，由此开始了朝鲜半岛茶树的栽培与饮用的历史。当然，中国茶树的栽培和茶道艺术，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传播地当数日本。另据可考的资料记载，唐代高僧鉴真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东渡日本，在传授了佛教的同时，也带去了茶种和茶文化。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也就是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日本天台宗的开山鼻祖最澄和尚和其弟子义真，乘遣唐使船来中国求法。在次年回国时，最澄不仅携回了天台宗经疏论及其他佛教经典，在比壑山开创天台一宗，大弘教化，而且还从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茶种，栽于近江（日本滋贺县境内）的台麓山地区。应该说，最澄和尚是日本植茶技术的第一位开拓人，日本茶文化历史的序幕也是从这里真正地揭开的。
与最澄和尚同年来中国，而于日本嵯峨天皇大同元年（806年）回国的日本僧人空海，不仅带回了密教佛法，也带回了唐朝的饼茶和茶种，分种各地，还有中国制茶的石臼和蒸、捣、焙等制茶技术，并全面地在日本传播中国茶艺。空海和尚在弘仁五年（841年）闰七月二十八日上献《梵宇悉昙字并释义》等书时，所撰的《空海奉献表》中，就有“茶汤坐来”的字样。可以说最澄和空海乃是日本栽茶和传授茶道的始祖。随后，最澄和空海的弟子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远、宗睿等人，在入唐求法回国后，也都带了茶种和茶道艺术。
与此同时，还有一位重要僧人，为中国茶艺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就是早在光仁天皇宝龟初年（770年）就入唐求法，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805年）与最澄和尚同年归国的永忠和尚。
永忠和尚在大唐居住长达三十年之久，平时不仅嗜茶，也深入研究唐朝的饮茶风俗和技术。回国时，他带去了唐朝的茶种和乐器，并开始在日本传播。而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道正式走进宫廷并受到皇室的青睐，应该始自嵯峨天皇，也正是他的推波助澜，才使茶道在日本扎下了根。此时的嵯峨天皇对大唐文化格外青睐，不仅是最初品茶饮茶的第一位天皇，其宫中的礼仪及服饰也采用唐的形式和制度。不仅如此，这位天皇还特别喜欢吃中国饭菜，又对唐文化钻研颇深，堪称当时书法、汉诗书作的第一才子。正是由于这位天皇对中国唐文化的偏爱，才有了《日本后记·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里的一段记载：
癸亥，幸近江国滋贺韩畸，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司奏其风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以上赐衣被，史生以下郡司、郡司以下赐帛有差。
日本遣唐使在码头登船（日本画，原图设色）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求学大唐归国后的都永忠，不但和天皇有所接触，还因亲自给嵯峨天皇煎茶而受到了赏赐。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道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嵯峨天皇已经开始把这种文化融入日本文化之中了。
正是由于僧人的引进与皇帝本人的嗜好，茶道在日本开始发展并发达起来，因而就有了关于茶树栽培和茶园设置的记载。《日本后记·嵯峨天皇弘仁六年五月》中有“五月壬寅，令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的字样。又据《拾芥抄》载，当时的首都一条，正宗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置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宫廷之用……尽管如此，茶树的种植与茶道的传播，毕竟受到了时间、地域、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个时期的种茶和饮茶也还局限于寺院僧人和宫廷之间，并未在全国普及开来。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和范围，足可以确认在815年前后，日本已有了饮茶风俗的事实了。
根据流传画像复原的日本遣唐使乘坐帆船图
894年，大唐王朝进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晚期，日本遣唐使终止，中日两国信使交往亦随之断绝，只有双方民间的贸易往来还时断时续地进行。到了宋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又出现了新的气象。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本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奝然一行五人，浮海来到中国，立即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并“抚之甚厚”。自此，日本僧人来中国求学与宋朝渡日传法的僧人络绎不绝，出现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又一个新的繁荣景象。
日本遣唐使来华途中
尽管宋代的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但是，茶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却显得日趋重要，并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随着产茶区域的日益扩大，出现了许多以茶为主业的农民和大规模的官营茶园，致使茶叶的产量大大增加。又由于宋辽两国互市，宋民可以用茶换取辽货，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宋朝茶叶贸易的发展。在这种大背景、大气候下，宋代的制茶技术比之唐代又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团饼茶的制造工艺较唐朝有了更大的革新和改进，制作更为精美，形式更加艺术化，团饼的饰面开始出现龙凤之类的花纹，龙凤团饼即由此诞生。而宋代的饮茶风尚，其传播范围比唐代更广，普及面更大，饮茶的艺术也更为精深老到。沏茶时对火候和茶具格外讲究，饮茶的艺术境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由此，在唐代兴起的茶宴、斗茶之风便由上层社会普及到民间，并出现了中国茶道史上的艺术奇峰。这个艺术奇峰，不仅可以从斗茶和茶宴中领略饮茶的精妙意境，更重要的是从坐茶馆和品茶里体会到饮茶的悠闲之情、诗禅之意。饮茶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无法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前来中国留学的一个日本僧人，在掌握了中国的茶道精神后，将这种艺术和文化在日本进行了全面普及，为中国茶文化在日本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位僧人就是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的陆羽”和“日本的茶祖”的荣西禅师。
荣西，永治四年（1142年）生于备中国（今日本冈山市）吉备津神社的神官之家。八岁随父读《俱舍颂》，十一岁师事本郡安养寺僧静心，十四岁时，他为探求佛教知识而立志出家，并到比叡山受戒，改乳名千寿丸为荣西。这比叡山当时为天台宗传播佛教的最高学府，以曾留学中国的最澄为首，名僧云集，特别是圆仁慈觉大师、圆珍智证大师等曾长期入唐留学。荣西深受其影响，对唐宋文化十分推崇仰慕，立志来中国学习。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即日本高仓天皇仁安三年四月，荣西终于如愿以偿，搭乘商船来到中国，在明州天童寺、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等参拜，求得天台宗新章疏三十余部六十卷。在求学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日本求学僧重源（源空弟子，后任负责东大寺再建的“大功进”），九月，二人结伴回国。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即日本文治三年三月，已是四十七岁的荣西再度乘船入宋，拜天台山万年寺虚庵怀敞禅师为师，受传临济心印[3]，修“看话禅[4]”。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即日本建久二年，荣西归国，并正式创立临济宗。
荣西留学中国期间，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各地均设置了茶园，饮茶风尚已扩展到普通庶民，制茶饮茶之风随处可见。荣西在中国先后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时间里，在钻研浩瀚的佛经之余，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进行茶道的研究。他跟中国禅师学习茶的栽种、品制技艺，不仅懂得了一般茶道技术，而且领悟了禅宗茶道之理。回国时，除佛教经典外，还带回了大量的茶树种子。对此，日本有明确的记载：“荣西入南宋，发四明，登岭，经茶山，见其贵重之而丕有药验。秋七月，归楫（指回国）之日，遂斋持茗数棵，移植之久世郡宇治县。”他不仅将宋代茶种带回日本宇治县，培植了至今被称为日本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将宋代的饮茶方法之一末茶法[5]，以及茶具、饮茶风俗传入日本，并根据宋朝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了寺院茶道。
万年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万年山麓，发端于东晋，始建于唐，南宋时曾列入“五山十刹”，兴极一时，日僧荣西、道元曾先后来此求师学法。荣西回国后，除了研究佛教经典，还带回中国的饮茶风习，并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研究茶的功能，把从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的茶籽在日本种植。进而根据中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寺院的饮茶仪式。在其晚年所著《吃茶养生记》中，说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并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因了荣西的研究和努力，茶在日本更广泛地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