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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之路
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苦难，总体高度为十三层、四十六米的法门寺宝塔，还是傲然矗立在周原大地了。它像一颗灿烂的明珠，辉映着八百里秦川；它像一盏星夜的灯塔，照亮了苦海引渡者阴霾的心灵和解脱安乐的漫漫航程。
只是世间万物，自有兴废荣枯。法门寺宝塔在周原大地傲视苍生几十年之后，便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654年7月22日）夜半，中国西部甘肃省天水周围发生了8级大地震，震中裂度为11度。这次大地震波及两百公里以外的扶风，裂度达9~10度。县城北门外的景福宫及其他房屋出现了“垣宇倾颓，压毙人畜”的惨景，而法门寺宝塔则由于地震的摇撼，塔洞内所藏的镀金盾形牌和一些佛像纷纷坠于地面，整个塔身向西南方倾斜达五尺之多，塔体出现裂缝，西南角塔基下陷一米多深，塔体重心偏离达三米之多。这次重创，为宝塔在三百多年后轰然崩塌，首次埋下了沉重的隐患。
历史的脚步来去匆匆，二百八十年又一闪而过，此时中国的大清朝已不复存在，历史进入了民国时代。
曾经显赫一世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在历经三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后，已变得面目全非、凋零残破、不堪入目。连年的战乱，持续的灾荒，使整个法门寺变得支离破碎，荒草丛生，野狐出没，人烟几乎绝迹。
1930年，国民党释权下野将军、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率部来陕西散赈各方，当他来到灾情最严重的扶风县，并前来法门寺瞻礼时，看到寺院、宝塔颓败的惨景，不禁怆然泪下。他在记述中这样写道：
现存寺宇，破坏几尽，唯塔南有铜佛殿一座，塔北有上殿三楹，其东西各连小房一楹。
东院睡佛殿一楹，系佛涅槃像，像下部已毁。寺内《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并序，系大历十三年立，已半毁，多不可辨识。唐大中十载尊胜幢[1]，已坏成三段，分置于荒草之间。
唯无一守香火之僧人，且法器经书亦不得见……
回忆隋唐盛况，能不令人怆然？
回到住处，朱子桥夜不能寐，当即秉烛提笔，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以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名义和扶风地方联合，呼吁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积极募捐，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件善事。
朱子桥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法门寺真身宝塔的同时，也让世人更详尽地了解了他的生平，看到了他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力量。
从收藏于西安碑林[2]的一块于右任篆盖、叶恭绰撰文并书写的碑文中，我们看到了以下的记载：
先生名朱庆澜，字子桥，浙江绍兴人，生于1871年，早年家贫，幼时生性刚毅，青年时入伍参军。1903年，在任东北三营统领期间，其部下一个叫潘炳荣的哨官，在率队巡逻时发现一个外国奸细，便当即命令其人停住检查，但外国间谍拒不从命，并企图潜逃。潘炳荣鸣枪示警，不料误中间谍要害部位致其死亡。美国驻中国领事得知后，便以侨民失踪为由，向清廷提出抗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即责令盛京将军及奉天府尹就地查办。此时的潘炳荣自知闯下大祸，便主动向朱子桥请罪。朱子桥听罢缘由，极其愤慨不平地说：“为国杀敌，何罪之有？”随即命令将潘炳荣秘密送入县衙，装作厨役。同时申报奉天府尹，称该人已逃跑，只能通缉。朱子桥因拒绝诿罪下属，慨然承担责任，被革职留任。1906年，有清廷宗室洪其文，四处鱼肉百姓，作恶多端，被捕后恶风不减，咆哮公堂，复出就任地方行政官的朱子桥，以证据确凿，下令立即将其斩首示众。这一举动，朝野震动。朱子桥则被施以“摘掉花翎[3]”的处罚。
朱子桥画像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四川宣布地方自治，朱子桥被任命为大汉军政府四川副都督。
1923年，朱子桥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三省特区行政长官。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列宁将原俄皇所占的中国东北中东铁路移交中方，朱子桥奉命接收路权及沿线百余万亩土地。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朱子桥开始与程潜、张学良等人会商，成立“辽吉黑热四省抗日后援会”并被推选为会长。1932年，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与日寇决战于张垣之地。当时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形势异常危急。朱子桥先后募集十余万援军开往冯部前线，与日寇血战七昼夜，收复多伦等四县。当宋哲元将军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寇时，运往前线的第一批货物就是由朱子桥组织并亲自押送的。据当时的报载：这批货物计有炸弹1600枚，绷带4000副，汽车2辆，电话机、毛巾、袜子、白梨、点心等若干。宋哲元将军在谢电中称：“益以惠赐慰军，更足以鼓励精神，振作士气。予素抱有进无退之决心，此后唯有督率健儿，歼厥丑虏，期有以副台端之嘉许耳。”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扶风赈灾留影
从1918年起，朱子桥多致力于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1927年山东大旱，他组织发起“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北京、天津各慈善团体募捐款项，援粮18万石，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余万人。1930年，长江水流暴涨，沿岸多处决口，受灾数省，浩劫空前。社会各界推举朱子桥为灾区工作组主任，一面率人视察灾情，疏导积水，一面征集捐款及救灾物资。在此期间，他“因焦急劳顿，日夜不得眠，以致感受风寒，高热不退，陷入昏迷状态”。后经多方抢救才得以康复。
从1928年至1938年十余年间，朱子桥把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赈济救灾之中。1929年，关中八百里秦川自春至秋，滴雨未下，井泉皆枯。原来著名的泾、渭、汉、褒等四条水道，平时皆通舟楫，这年夏季却断流无水，车马可由河道通行，多年老树大半枯萎，三道夏秋收成统计不到二成，秋季颗粒未登，春耕又被迫延期，省会西安麦价每石增至三十元以上，其他边远交通滞碍之处，米谷麦稷无处可买。人民无钱无粮，树皮革根采掘已尽，树多赤身枯槁。遍野惨景，不忍目睹。据当时报载：“全省灾情尤以武功、扶风、乾县、礼泉、周至、咸阳……等地及河北各县为最重，已是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为祸之惨，空前未有。全陕九十二县，无一县不成灾，竟有以人相食之惨状。”据当时救灾委员会调查，全省灾民已达六百多万人，因灾死亡二百五十多万，逃往外省约四十余万，全省人口由九百四十万减至六百多万。
1931年修塔时法门寺平面示意图
为救民于水火，朱子桥以“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的名义，联合东北慈善团体及“华洋义赈会”“佛教会”等组织，倡“三元钱救一命”之义举，亲赴灾区视察，从速募集募捐百万元以上，募集购粮十六万担。因此时近邻各省皆缺乏粮食，朱子桥便亲赴东北找好友购买。而这时正值蒋冯阎在中原血战，交通阻塞，匪盗遍野，朱子桥亲自率人押车解运灾粮由沈阳经华北到达西安，并“露立车首，驰行开道。军士见者，喊曰：‘此朱将军也。’无阻之者”。在陕西赈济之中，朱子桥曾促请冯玉祥将军让出兵营三百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严重的扶风县设教养院，收养灾童数百名。
1938年，华北、华东各地同胞因日寇入侵及灾荒年馑而大量流于陕西，朱子桥亲自主持创办了著名的黄龙山垦区，以垦代赈，实现了安置灾民五万多人、垦田二十三万亩的壮举。当时的民谣曾唱道：“黄龙山，是桃源，良田美景满山川。子桥像天恩情宽，灾民来黄把身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高尚的人格和品性，朱子桥的《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既出，便得到了军政商学各界和四方百姓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响应。当时抗日战争吃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朱子桥在文中着重强调：“因救灾而修塔，盖为众生做福田，愿大众悔往修来，而消灾增福也；因困难而修塔，乃为国家做重镇，愿大众精诚团结，而护国息灾也。”在他的心中，法门寺真身宝塔，已不单是普照众生摆脱苦海、升入极乐世界的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圣物，而是作为一种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坐标来观照和演示，当作一种民族团结的纽带来对待了，这无疑增加了一层博取大众拥护和响应的色彩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