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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瑰宝

发掘人员揭开万历皇帝尸骨下已腐烂的绵褥，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巨大的棺内整齐密集地排列着一层织锦匹料，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前所未见，更撼人心魄的是，这层织锦品多达六十九卷。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织锦珍品，不只国内前所未见，即使是在世界陵墓的出土中也属罕见。

织锦各自成卷，在两端和中间又各用一道丝线捆住，称作“腰封”，中间捆线分开做人字形。人字形捆线下方，大都贴有方纸，纸上贴有织品的名称、产地、匠作及织造年月，有的在年月上方盖有朱红色印章。由于长期埋藏于地下，纸上的文字大都模糊不清，发掘人员想尽办法，但能辨认出来的仍是少数。

上用月白暗苍龙云肩通

袖龙栏直身袍暗线……

……云地熟绫一匹长

五丈五尺四寸龙领全

南京供应机房织造

上用纱柘黄织金彩妆缠

枝连花托捌吉祥壹

匹宽贰尺长四丈

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

万历二十六年

……山西……石胜保

明代的织锦业，在中华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史上，都曾大放异彩，占有辉煌的篇章，并以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著称于世。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它几乎把古代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代织锦品几乎损毁殆尽，存留至今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博物馆、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装成匹的明代织锦已近绝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代织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经封皮上去捡拾渐已霉烂的残片加以探究和考证了。

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实物资料。

定陵出土的织锦品，之所以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宝，不只因为它有对明代纺织业及工艺美术水平的研究价值，它的珍贵还在于，同时对中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并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有所启示。

这批丝织品几乎集我国汉唐以来历代纹样之大成，织物组织也品类齐全，从平纹、斜纹、缎纹、变化组织、二重组织到纱罗复杂组织，无不具备。尤其是织物组织配合纹样的变化，使丝织品较汉唐更加华丽精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为珍贵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记录，既是研究古代纺织科学技术的珍贵文献，又是明代纺织工业史的注释。

明朝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北方地广人稀，土地大多荒芜，宫廷所用大量物资，常依赖于江南。从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作为帝后袍服的织成匹料，还是别有用途的宫廷藏品，多数来自江南。江南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种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就设有宫廷专用的织染局，朝廷委派专人负责监督，并有严格的上交数额和检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为了检查方便所记。随着大明帝国日趋衰落，织染局制造匹数却逐年增加，到万历一朝达到了**。文献记载，织染局上交岁额总数原为两万匹，而万历初期已达到了十几万匹，超出岁额总数的几倍。

明代的苏州，曾是锦缎织造中心，这里聚有大量的织染工匠，每个工匠每日仅能织二三寸，而面对这惊人的上交数额，不得不整日劳作，把丝一条条织成锦缎，又一匹匹送往皇宫，而作为织染匠，却终日不得温饱，其凄苦之状不忍目睹。史料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织染匠们终于开始怒吼了，以葛贤为首的两万余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规模暴动。文献上记载了这一事实，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长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万历棺内织品上发现的赵绪、倪全、薛孝、邹宽、沈阿狗等这些社会底层的人物吗！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浅显的道理，不知万历皇帝生前是否想过。

发掘人员将丝织品一卷卷拿出，梓宫内又出现七十九锭发散着光芒的金锭。多数是十两一锭，五两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宝绝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迹，记录着征收年月、委官、金户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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