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宫托孤（第1页）
深宫托孤
皇陵尚未开启，隐秘仍在幽暗的玄宫中静静等待考古人员揭示，而令发掘者与郭沫若、吴晗等辈，乃至普通民众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在这座陵墓地宫中长眠的主人。这是一个让世人只见其影不见其形，似曾相识又所知甚少的复杂的神秘体，又是一个令当时的臣僚与后来的研究家费尽心机都难解真相的超级“宅男”。——一切叙事，都来自墨迹干涩的史籍与虚实混杂的民间野史。
大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初，明朝第十二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因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头晕眼花，双手打战，卧病不起。尽管数位御医，于慌恐、焦虑中用尽各种方法、药物施以救治，以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奇迹还是没有出现。延至五月二十五日，隆庆于晕眩中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
三人匆忙赶来，只见幽深阴暗的宫殿内，气氛紧张，景象凄惨。皇帝斜倚在御榻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太子朱翊钧。从那一丝爱恋、渴望、忧虑、无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榻左边年仅10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隆庆皇帝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萎缩瘦弱、毫无血色、呈树根状枯干僵硬的手，转动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
乾清宫
隆庆皇帝说完，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朱翊钧，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少年天子万历皇帝像
高拱画像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大臣高拱顿时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正要发作，忽而一想，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打算。想到这里，高拱借挥袖掩泪的空隙，用余光瞄了一眼周围的众人，复做悲痛状，匍匐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隆庆皇帝驾崩于乾清宫，谥号为“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同年六月十日，年方10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登基，是为大明第十三位君主，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自此，大明帝国的隆庆时代成为一个符号，历史进入了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新时代。
张居正画像
老皇帝死去，对大臣们而言，可谓又悲又喜。新皇帝朱翊钧上位理政，标志着大明晚期特色的新时代的开启，朝中各色臣僚连同宦官集团，围绕诱人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展开一场新的争夺与厮杀。于是，万历初年，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登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这便是隆庆皇帝在遗诏中钦点的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这三个人物对定陵地宫的主人——万历皇帝一生及其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介绍。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大明嘉靖朝进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与世称“东野先生”“青词宰相”的一代名臣郭朴同时进入内阁。嘉靖皇帝因迷恋丹药、过度服食一命呜呼后，其子朱载垕即位，改元隆庆，是为隆庆皇帝。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相抗衡、争宠，暗中施以手腕迫使徐阶“乞归”。自此之后，高拱以精明强干自诩，负气用事，傲视同僚，先后又施展各种阴招，挤走了四位阁臣。至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只剩下高拱、高仪和张居正三人，而以高拱为首席。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少年时颖敏绝伦，素有“荆州神童”之称。5岁开始读书，10岁通晓六经大义，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仕宦之途顺畅，欲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之时，却遇到了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年轻气盛的张居正对严氏父子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只得选择远离权力中心，静观待变。随着时间推移，张氏对朝堂之上的君臣表现或称之为表演，越来越悲观失望。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的张居正受高人指点，暂时告病回到江陵老家，栽种几亩竹以排遣胸中郁闷，同时养精蓄锐，暗中思谋，以图东山再起。六年之后，张居正根据形势变化与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受到大学士徐阶赏识、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未久，好运亨通，一跃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政治热情和鸿鹄之志，因有前辈阁臣和得宠的宦官四处掣肘，仍不得施展政治抱负，更无法一鸣惊人，真正的机会还要等到十年之后。
最后一个被皇帝钦点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与一般的太监不同，头脑灵活，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因其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一路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前朝许多血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太监不允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下令铸造铁牌，放置宫门中央，铭文为：“内臣不得干涉政事，违犯者斩首。”又敕令各衙门不得与内官监有公文来往。由此可见，明朝建立之初，不仅禁止太监干政，而且极度限制其权力，太监的职位可谓无足轻重。
但自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镇一朝开始，事情悄悄起了变化，不但太监编制扩张，职责、地位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明英宗即位时仅是个8岁少年，政务只能靠太皇太后张氏处理，而张氏碍于身份又无法和内阁辅臣坐在一起议事，于是便令内阁在奏章中列出处理意见，由皇帝做选择题，即所谓的票拟。如此一来，皇帝只需要选择“照准”或“不准”便可，这就是古代王朝所谓的“批红”。再后来，“批红”一事索性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
随着时间推移，大明王朝司礼监已演变成一个秘书和情报机构，以“掌印太监”为首，下设“秉笔太监”数人，首席秉笔主管东厂、诏狱等特务刑讯机构，各秉笔分管各监、各司局。这个机构的形成和介入权力中心，成为明朝中后期太监干政的转捩点。经此转变，后宫二十四监、四司八局的大权，都逐步归集到司礼监中，逐渐形成了以掌印太监为首，秉笔太监为辅的“第二内阁”，掌印太监成了事实上的“内相”。
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司礼监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甚至取皇帝本人而代之，即“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由于司礼监主管皇帝文书、印玺、宫内礼仪等事务，一跃成为“十二监”之首，属位高权重的内廷权力最大机构，主管范围虽仅具外朝三品之级别，但无内朝之名却有内朝之实，有时权力可与内阁首辅匹敌。随着太监集团势力不断扩大，朝廷规定，内外廷官僚职位设置皆相对应，司礼监对应内阁与御史，掌印太监位尊可比首辅，且有“权过元辅”之称；秉笔则职同次辅，掌东厂者权重堪比左都御史兼次辅……
这个局面的形成，除历史大势和环境因素使然，也与太监们较之明初整体素质提高，有能力帮助皇帝分担烦琐事务有关。而更重要者，则出于掣肘内阁和御史的政治需要，因为大明王朝到了中后期，世风日下，朝廷动**不安，一个又一个皇帝，除了弱小登基便是昏庸好色之徒，朝政处理多依赖内阁辅臣，权力随之下移，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司礼监群体的崛起，成为对抗、制衡内阁的第二股势力，使帝国权力的天平以皇帝为中心，再次达于平衡——这是太监集团和皇帝本人都愿意看到的。
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仍想更进一步，坐上司礼监的头把交椅——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陈洪，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氏替补。后来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尚膳监太监孟冲作为补充。冯保见自己钱财、心力都付之东流，且论资排辈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怨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亦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或明或暗的争斗。在隆庆驾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争斗趋于白热化，无不绞尽脑汁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即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先帝隆庆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过度，还是出于其他考虑，竟直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匍匐在地，磕头行礼，山呼万岁。
冯保利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明显具有间接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立即惹得满朝哗然，众皆惊愤。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冒出一身冷汗，立觉自己脊背发凉，手脚发麻，胸闷气喘，几乎窒息晕倒。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机构，如同一个地上阎王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无论职位多高，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他们的魔掌，而一旦站着进去，十有八九是横着出来的。在冯保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凭着自己在朝中的巨大威望和资历，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先发制人。言官们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使气等罪行。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把冯保扳倒。
然而，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料到冯保凭职务之便，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以及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做法怀恨在心，早有除掉高拱的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心怀玄机未有半点流露，暗中等待给予对方一剑封喉的机会。现在，时机终于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必须带血而还，且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使自己的权势得到稳固。于是，张居正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和胆识，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一出，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进宫见两位太后，即万历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和嫡母仁圣皇太后。见面后，冯保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先帝隆庆皇帝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篡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云云。
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年龄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断独行，在朝廷上下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回思往事，瞻顾前程，太后在冯保一番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泣诉后，终于被激怒，认为夫君驾崩，儿子刚刚登基，不显示点皇家威严和厉害，谁人再肯信服？于是，她决心站出来惩治这位声名显赫又专横跋扈的首辅大人。而在即将展开的这场政治决斗中，小皇帝万历也以少年天子的威严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小小太子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冯保过往付出的心血，终于等来了今日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