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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之争
万历一朝及后来的几百年，世人对郑贵妃做过许多种评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郑氏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是出类拔萃、难有匹敌的。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帝国王朝封闭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做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恩宠，从众多祭坛之花中脱颖而出，反过来成为祭坛的掌控人——要想不被别人烹煮，就必须有能力烹煮别人，这就是帝国王朝祭坛的运作规律。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三日，郑贵妃生下的皇三子常洵即将满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明万历皇帝，请尽快册立皇长子，也就是王恭妃生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个不识时务的奏章，万历以“元子婴弱”为借口，明确批示推迟两三年再行册立。
二月五日，似乎是不明就里，或装作糊涂的大学士兼首辅申时行等再次上奏，重申早日册立国本，于社稷有益，又针对皇帝“元子婴弱”的借口，提出了解决方法，即可先行册立之事，至于太子出阁讲学，则可以推迟两三年再举行。万历对此只冷冷地批示“遵前旨行”，并针锋相对地于当日谕礼部：“贵妃郑氏，进封皇贵妃。”这一反常举动，使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立即出现巨大逆转，臣僚们在惊骇之余，心中不服，密谋一番，决定不再充愣装傻，索性与皇帝撕破脸皮，实施反制。于是，万历一朝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正式公开化。
对郑贵妃而言，生下常洵后被册封为“皇贵妃”，没有感到丝毫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做必要准备。消息传出，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皇次子朱常溆已夭折）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不成体统。这一异议自然引起万历的不快，青年皇帝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
由贵妃到皇贵妃，尽管只一字之差，但这个“皇”字却成为不可逾越的标志。明代六宫在皇后之下设皇贵妃一人，这个位置属皇帝侧室中最高的等级，地位相当于侧皇后或副皇后。如此规格和荣耀，册封仪式必须格外隆重。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万历皇帝面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然后在礼官乐师簇拥下，来到左顺门，两人以庄严郑重的态度把“节”和“册”，交给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太监，最后再由太监送到郑贵妃手中。在这隆重的册封仪式上，郑贵妃从太监手中接过上书“朕孜孜图治，每未明而求衣，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功”的“册”和金印时，惊喜中夹杂着感奋，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感情，玉手微微颤抖，喜极而泣。眼望周围的红墙黄瓦、松树飞鸟，想起当年进入紫禁城的青葱岁月，在人数众多的宫女和妃嫔中，是她以自己的努力和心计，夺得了皇帝的宠爱，直到有了今天的崇高地位。这份荣耀使她在回想自己为之付出的辛劳时，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如果自己与皇帝的情爱得以持续，儿子常洵当太子以至当皇帝，而她自己成为皇后及至皇太后，并不是不可企及的遥远的梦想。
万历皇帝盛年像
手捧册印的郑皇贵妃，就这样如痴如醉地沉浸在自己的大梦之中。与之相反的是，在关乎大明帝国前途险要的钢丝上，玩了一次霸王硬上弓的万历皇帝，对这次册封不免有些心虚，料定事过之后必定有人跳出来加以反对，因而心中忐忑不安。事实上，在郑贵妃儿子朱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遂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待朱常洛长到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不足两个月，郑贵妃即获得如此殊宠的地位，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从而动摇“国之根本”。臣僚们不愿因在这件事上的退缩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子孙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士。与此同时，万历猜测那一帮自认为“忠君爱国”的臣僚，必定在暗中蓄势待发，在恰当的时候给予自己一记重击。
事实证明了万历皇帝的预见和担心，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即上疏，给皇帝忐忑不安的一颗心，连同那颗热血沸腾的头颅，泼了一瓢冷水。疏中，姜氏言辞尖锐且直中要害地指斥道：“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反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王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理即不违，情即不废。”
意思很明显，姜应麟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则是要万历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要万历收回成命，以正视听。在接到姜氏上疏后，万历再次显现了他懦弱又刚愎自用的双重性格：既想保住既得成果，又想叫群臣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公平合理，没掺杂半点个人私情。他先是煞有介事地做勃然大怒状，气冲冲地召集身边的宦官，似发火又似解释般地恨恨说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边说边用手不断地敲击书案。宦官们出于对皇上身体的考虑和表达自己的忠诚，不便在此等事上插嘴饶舌，只是例行公务般不断地叩头，求其息怒。万历觉得他的苦心表演得到了宦官的理解，但还是以不服输的姿态降下旨意说：郑贵妃之所以特加殊封，只是由于她敬奉勤劳，此事与立皇储毫无关系。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疑朕有私心，应降处极边。
中国封建帝国绵延二千余年，历朝历代的臣僚无不钩心斗角，尽显排挤打击之能事，尤其在“立储”的政治决战中，更是拉帮结派，互相攻伐，直至拼个你死我活。但发生在大明万历一朝的“立储”事件，却显得有些另类，大多数臣僚竟观点相同，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反对册立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按照当时朝臣的思维方式，太子的储立，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国本”是值得以身家性命去争取、维护的，如果因为谏阻而被皇帝下令拖到殿前当众在屁股上施以板子，直至鲜血淋漓，甚至死去（杖毙），应视作“诤臣”的光荣而不是耻辱，因了这份光荣，就有可能永载史册，或博得个永垂不朽的声名。姜应麟此次上疏阻挠，虽然没有被拖到殿前挨板子，却也拂了龙须受到贬谪的处分，若无人出头替他鸣冤叫屈，对饱读史书、深知礼教、食国家俸禄的大臣来说，是极不光彩的，无论是出于礼教还是道义，都需要有人站出来据理力争。于是，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一干臣僚，联合上疏为姜应麟开脱，替王恭妃鸣冤叫屈，指责皇帝对此事不公，其结果是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大有不改变立储人选誓不罢休之意。
故宫午门广场旧影，明代实施“廷杖”之处。明代廷杖的规矩，是由太监监刑，“令锦衣卫行之”。彼时午门前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凡朝臣中有违背皇帝意愿者，即令锦衣卫当场逮捕，并在午门中央甬道的东侧行刑拷打，然后下“诏狱”等候处决。一般受廷杖者十之八九会被当场打死。有关廷杖的具体细节和方法，《明史·刑法志》所记颇详
面对野火一样四散燃烧的舆论，与一批批直而上疏的勇士猛臣，躲在深宫的万历尽管心中极其恼火，却不再以火攻火，而是采取了置之不理、我行我素的态度，以示对抗。对于这个战略战术，时人颇不理解，而四百年后的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却做了这样的破译：作为万历皇帝，他对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的作为越来越“出格”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的当朝皇帝，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论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价值。张居正改革社会的试验和培养皇帝的努力，虽然以身败名裂而告终，但大臣中仍不乏继续奋斗者，他们尤其不愿看到万历被一个女人“勾引”，而掉进误国误民的阴沟里不能自拔。
而在万历这边，自从他大着胆子敢冒群臣谏阻，甚至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从而引起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几乎一致的反对与阻击后，开始变得不耐烦起来。无论是面对一帮整天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的庸臣，或自称为清官循吏、照本宣科的糊涂蛋，还是临朝听政，看臣僚们表演般啰唆不停，皆感到十分厌恶。因而，年轻的皇帝索性一头扎进郑贵妃的怀抱，在昏睡的迷离与梦境的高山大海间来回游动，以此换取短暂的快感。至于现实的大明江山是否洪水滔滔，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之后，万历皇帝开始以头晕目眩、行动不便等理由，不再举行早朝，亦不接见臣僚阁老，对朝政任性地撒手不再听闻。
既然当朝的各色臣僚敢在人前背后，悍然放胆抨击万历的日常生活，乃至个人隐私，具有欺上罔下、内奸外诈传统的大内宦官，也按捺不住心中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欲望，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或明或暗地向外廷传递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特别是与郑贵妃的闺闱秘事。臣僚们认为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躲在后院深宫不举行早朝，亦不召见阁臣面陈议事，整日浑浑噩噩，混天熬日头，甚至破罐子破摔，以此种战术与群臣对抗，这成何体统？必须拖将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群殴，以重锤敲击即将蛀蠹、糟烂的破鼓，才能使这个走向邪路、昏庸无为的皇帝起死回生，达到化腐朽为神奇之效。于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以职责在身，不敢不谏为由，大义凛然，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首先起而上疏，慷慨陈词：“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礼’。臣愚捧读，惊惶欲涕。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
大帽子与大道理一一扣下之后，卢洪春接着点明了具体细节与要害：臣前些时候就听到传言，说陛下由于骑马被摔下来伤了额头，从而托词“头眩”，不举行早朝。若果真如此，以一时的快乐，而忽视了对天子安全的考虑，为患尚浅。但如果是陛下所说的“头晕目眩”，危险可就大了。最后，卢洪春板起面孔，严厉指责道：“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则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
这番话，卢洪春俨然已经不像是一个臣僚在劝谏皇帝，倒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在训斥一个不肖子孙。在卢洪春或者与卢氏同道的官僚集团看来，作为一个忠臣的极致，便是“文死谏”，作为一个良将的极致，便是“武死战”，此亦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礼教奉行的“忠义守节”，如此方称得上是真正的“忠臣良将”。而在此时的万历皇帝看来，这些个所谓的“忠臣良将”，都是沽名钓誉、小夫蛇鼠之辈，并不知真正的大义和家国情怀为何物。如果说死战之将乃“疏谋少略”之辈，死谏之臣更是“浊气一涌”之流。这些狐鼠之辈，沆瀣一气，打着“我为你好”而不惜赴死的旗号，行不仁不义之事。更令万历怒发冲冠的是，卢洪春居然敢把自己不举行早朝一事的原因，归结到贪恋女色上，如此张扬，自己如何为人君父？如不采取断然措施，谁能保证不会有第二个“马嵬坡之变”？谁又能禁止臣僚或子民，明目张胆地骂自己是贪色误国的唐玄宗呢？
想到此处，万历急火攻心，差点晕倒。少顷，诏令把卢洪春拖出午门外重杖六十，然后革职为民，永废不用。不管阁臣还是御史们如何劝说呼救，都无济于事。卢洪春成为万历皇帝真正独立执政后，第一个因为干涉皇帝“私生活”而遭廷杖的大臣。自此之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敢于置喙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甚至想要组织集团力量对自己加以群殴的大臣们，最主要、最凌厉的回击手段。
历史的诡吊处在于，尽管万历回击的手段残忍而决绝，但并没有扼制住文官集团继续反攻的狂潮巨浪，其因正在于“杀君马者道旁儿”的社会价值观。大臣们被廷杖、贬谪，甚至被打死之后，其人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名动天下，并且由此名垂“竹帛”。为此，甘为自己日后永垂不朽而冒险放手一搏的“忠义之士”与投机者，大有人在。大臣们如此飞蛾赴火般前赴后继，冲进冲出，没有丝毫退避服软的气息，使忙于回击的万历皇帝，先是感到精疲力竭，继之是无可奈何，甚至产生了几分恐惧，头脑中存在着的那点幻想也随之破灭。既如此，万历决定不再费尽气力，与臣僚们硬碰硬或虚与委蛇，干脆学鸵鸟的办法，面对紧追不舍的巨禽猛兽，把脑袋插入沙坑不理不闻，好好享受眼前的每一秒钟，管他下一秒是死是活，乃至死后洪水滔天。
皇帝如此，作为在这场“国本之争”中，实际处于主角位置的郑贵妃，又是如何念想的呢？当朝留给后人的史料显示，郑贵妃处于一种备受皇上宠爱的地位，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这是肯定的。既然有希望，聪明过人的郑贵妃，就不会放弃任何努力，且她坚信在自己二子不幸夭折时，皇帝向自己所做的“若再有生子，必立为东宫”的盟誓，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对那些意志坚定，非要一条路走到黑的大臣们来说，挫败郑贵妃的“阴谋”，如同阻止一个败坏朝纲、危害千秋帝业的“魔鬼”。在他们看来，郑贵妃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对本朝的危害，要比日渐严峻的边患和强敌入侵更为严重，他们认为这个道理是不会错的，如果有错，就是郑贵妃以及力挺郑贵妃儿子做太子的当朝皇帝的错。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就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即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一年之后，辽东巡抚注意到东北边疆一个年轻的部落首领正在开拓疆土，并不断吞并附近部落，认为此人必成明朝的心腹大患，遂以戡乱之名派兵围剿。想不到明军中途发生内讧，边患未除，几乎全军覆没。此事上奏朝廷，并未引起万历皇帝及臣僚的重视，随着“国本之争”的加剧，君臣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更没有人理睬边患之事，这给了那位部落首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继续大胆放肆地吞并其他部落，并萌生了建国立号，与大明一决雌雄的野心。因此，这位年轻的部落首领开始创立文字，完善军队制度，研究攻防战略。这个人，就是日后的清太祖努尔哈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