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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还击
就在“孙武兵法大发现”被各路媒体吹捧得煞有介事、神乎其神，并弄得善良、单纯而幼稚的人们为这一世界级“国宝”的横空出世欢欣鼓舞，五迷三道、神魂颠倒，醉鬼一样辨不清东西南北之时，尚有一少部分军地专家学者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在沉默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舆论挟带泥沙碎石狂风一样地卷起，并以势不可当的勇猛之气席卷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眼看一场旷世骗局即将得逞，一些专家学者终于忍无可忍，在沉默中爆发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首先站出来以正视听，他于1996年10月14日主动约见《北京青年报》记者，并在该报发表声明，宣布他所看到的收藏人送给他鉴定的两张手抄本完全是伪作。第二天，该报发表了记者的采访稿：
本报1996年10月7日5版转载南京报纸《周末》刊于9月28日王兆麟所写《孙武兵法今揭秘祖孙四代护国宝》一文后，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即日打来电话，说该文所涉及他的表态与事实不符。为此，本刊记者专程到社科院历史所拜访了李学勤教授。
为人儒雅、治学严谨的李学勤教授希望借助报端消除负面影响。李教授向本刊编辑阐明了事情的经过：大约在今年4月下旬，国防大学房立中教授打电话给我讲到陕西有人发现了八十二篇的孙武的材料，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材料并进行了复制，想请我看看复制的材料，并准备开一个小会，请几位老先生鉴定一下。我说可以，什么时候开会告诉我一声。但这个会没有开。到5月份，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来找我，还带着那位收藏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就是报纸图片上的那个人，姓吕。他们拿出部分原件来让我看，那天我很忙，他们是晚上到我家来的，我就看了原件，先拿了一张看了，后来又看了一张，我当时判定这两张完全是假的。当时因为收藏人在场，所以我不可能当他的面说出结果。他们走时，我告诉那位女编辑让她明天早晨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早晨当这位女编辑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她我的判定结果。李教授说，我的态度很鲜明。我认为这事情就结束了。但前些天，我听说有的报纸报道这消息，我很惊讶。
以研究古代文献而著称的李教授对这种假借专家之言抬高自身价值的人表示愤慨……
继李学勤之后，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很快做出反应，并于1996年10月22日，组织军事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等的部分在京专家依据有关报道和业已披露的“兵法”的基本内容，就其真伪问题举行了认真的座谈讨论。大家很快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所谓“《孙武兵法》八十篇”的真伪，应包括两个问题：一是载体，即是否抄自汉简，是否近现代“书理”的。二是它的内容，是否孙武亲著，是否《汉书·艺文志》里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经过认真严肃地辨伪，专家们一致认为，所谓“兵法”绝非孙子亲著，也不可能出自汉简，而是近人伪造的假冒伪劣产品，它的面世则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骗局。之后，入会专家分头深入搜集资料，多方论证，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揭露“兵法”的本来面目。为了进一步引起舆论和世人的关注，孙子兵法研究会最早参加辨伪的七名专家又联名在1996年11月19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伪造文物等于篡改历史——专家呼吁：彻底澄清〈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作伪真相》的严正声明。声明称：
近来，《人民日报》《收藏》杂志最先登出了西安发现所谓孙武亲著“抄本《孙武兵法》82篇”（以下简称“抄本”）报道，此后某些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更有甚者，有人将“抄本”部分篇章编入所谓《孙武子全书》（国防大学讲师房立中编），居然宣称张联甲、吕效祖、张敬轩等人书理、收藏的“抄本”，“解开了史学界、军事学界一个千古之谜”，“对世界性的孙子兵法研究和应用，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等等。
鉴于这一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考辨此书的真伪，我们作为《孙子兵法》研究的专业人员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根据目前所见的“抄本”的《行空》《拾中》《预示》三篇及有关报道中所引“抄本”的零散内容，已对“抄本”及其所谓汉简提出了质疑（详见《北京青年》周刊44期由记者曾伟采写的《所谓〈孙武兵法〉究竟是真是假》一文）。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媒体在进行不负责任的报道。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对中国传统文化负责的精神，我们再次向社会各界郑重声明：
一、我们一致认为，“抄本”绝非孙武亲著，亦不可能出自汉简，而是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
二、我们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对收藏者张敬轩等人持有的所谓“《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残简及手抄本进行科学鉴定并将鉴定结果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三、由于各大新闻媒体对此事的广泛报道，已经给学术界造成很大被动，并对国家声誉造成一定影响，我们呼吁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出面，敦促有关新闻单位坚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方针，迅速使有关“《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手抄本及残简的报道走上客观公正的轨道。
四、我们呼吁某些新闻单位坚持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尊重科学，尊重事实，有勇气澄清事实真相，而不是保持缄默，回避问题，一任消极负面影响继续扩大蔓延。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以求科学战胜盲从，真理战胜谬误，使此事回归到客观、真实、公正的轨道。
吴九龙文章影印件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部长、研究员姚有志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三室主任、副研究员于汝波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三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黄朴民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吴如嵩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研究员吴九龙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教授李零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员、研究员霍印章
如果说李学勤的声明只代表个人的观点，其产生的影响受到局限的话，那么孙子兵法研究会组织的七位专家联合声明，就具有了一定的冲击力并发挥了集团冲锋的效果。作为最早一批播发“发现”消息的媒体之一，新华社根据七人声明，很快做出反应，刊发了“国内动态清样”，明确表示对这一“发现”不要再无原则地宣传下去。此后，国内媒体开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像当年殷纣王雇用的七十万大军一样，面对周武王的强大攻势，纷纷进行倒戈，矛头直指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1996年月12月8日，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中国文物报》，以《〈孙武兵法〉82篇纯属伪造》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八十二篇”纯属伪造这一根本性的事实，并给予了严厉痛斥。文章称：
这篇报道意味着国家文物局的官方定性
“西安发现《孙武兵法》82篇”的消息，在近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其真伪也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学勤、裘锡圭、吴九龙、李零、吴如嵩、于汝波等古文字、古文献专家以及对《孙子兵法》研究有关的全国知名学者。专家们一致指出，所谓《孙武兵法》82篇纯系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其真相必须彻底澄清……
文章又指出：
伪造“《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事件已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引起了“轰动效应”。据传，有关当事者正在待价而沽，扬言要一字千金（美元）计售，以圆他亿万富豪之美梦。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历史上多少高明的以假乱真的古董伪造术，最终都要被众多的鉴定专家的火眼金睛识出真伪，还其本来面目。至于破绽百出的“八十二篇”的伪造术，在专家面前更是一眼便穿，无须论证、推敲。现在，事实俱在，证据确凿，该是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为此，本报今天发表专访专家的报道，其目的在于辨真伪、正视听，让读者了解当前文物造伪之风的严重性。搞假古董，造假文物，同制造伪劣商品一样，都是见利忘义、祸害人民的违法犯罪行径，其危害之大，却远远甚于伪劣商品。现已编印出版的《孙武子全书》（包括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及伪“孙武兵法”等内容）果真鱼目成珠，其后果岂止于损人钱财！对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军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将产生多大的干扰、破坏作用！为了哗众取宠，或一己之私利，不惜篡改历史、欺世盗名，实为天理、人伦、法律所不容，所以必须予以曝光，坚决杜绝谬种流传，制止伪造文物之风……
就在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七位专家发表声明，《中国文物报》给予呼应，共同声讨“八十二篇”的作伪丑闻之时，又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玉哲、王连升，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美东，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罗澍伟，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景贤等一大批中国古文字、古文献、古代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纷纷站出来考辨“八十二篇”的真伪，指斥文物造假的恶劣行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向奎、蓝永蔚、张永山、罗琨，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河南社科院研究员杨丙安、山东大学教授田昌五、王晓毅，以及陈彭等专家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辨伪打假工作的支持，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声讨伪书“兵法八十二篇”的革命浪潮。
就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中，《西安晚报》记者金旭华与西安政治学院的宣传干事李如荣，凭借地利，独辟蹊径，想别人之未想，找别人之未找，几经查寻，在西安东方企业管理人才培训学校找到了张瑞玑的第四代孙，此时正担任该校校长的张七进行了采访，并很快抛出了别具一格的更具真情实感的署名文章。其大意是：
采访中，张七介绍说：“张瑞玑是我的曾祖父，他只有一子一女。男的叫张小衡，就是我爷爷，曾任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西北大学教授；女的叫张韵兰……”说着，张七先生拿出一本发黄的厚厚的书卷——《张瑞玑诗文集》。
张先生介绍说，这本文集是张韵兰的次子王作霖（系铁道部第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和三子王作雯（系包头医学院副教授）整编出版的。该《文集》载：“先外祖父名瑞玑，字衡玉，祖名登仕，字绶青，邑廪生。先外祖母刘氏，嵇村人；生有一子一女，子尔公，字小衡。先舅父尔公，有三男三女。长子张祖望，生男一女一，男名张琦（即张七），女名张蓓。”
张七先生接着说：“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张联甲这个人，去年春节前和今年八月份，吕效祖曾先后两次来我家认亲，当时我父母也很惊讶：怎么突然间冒出门亲戚来？来的时候他还向我父母要我曾祖父的画像什么的，并在今年八月份拿走了一本《张瑞玑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