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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与博兴之间
随着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等兵书的出土，以及初步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中外学术界为之震动。这一事实和成果在廓清了孙武、孙膑不但各有其人，而且还各有兵书流传于世的一连串迷雾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两个孙子其人其事及其丰功伟绩的广泛重视和深化研究。尤其是对孙武与孙膑生平里籍以及著名的马陵之战等光辉战例，又在更大、更广、更深入的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探索与争论的热潮。而在稍后关于西安方面爆出的所谓家传《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真与假的较量，在中国学术界也拉开了唇枪舌剑、风云激**的大幕。
按一般的笼统说法，中国古代有身份的名人几乎都能在官方权威的史书中找到详细记载，而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人物却是个例外，各古籍都没有明确记载。即使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也只是以“孙子武者，齐人”做了交代，未能道出确切地点或方位，这就让后世的研究者为之感到茫然，以至于孙武故里究竟在那里，竟成为庙堂与江湖之间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当这个话题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以及中国旅游狂潮的兴起，有关孙武故里的争论也随之掀起了一阵狂潮，大有翻江倒海之势。这中间除了《孙子》的内容更加真实和充实，研究者的思路进一步拓宽、研究课题更趋于具体细致等积极因素外，更多的则是借名人以壮声势，借学术以图金钱，即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化腐朽为神奇，将死人变活人，并且要变成能够赚钱的永不停歇的造币机器式的大活人。这种背景与前景强烈地刺激了各方力量为争夺孙子故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近似肉搏的酷烈交锋。
1999年10月，山东省滨州地区行署向省政府呈交了一份《关于惠民孙子故园开发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
为纪念我国兵圣孙武，加快《孙子兵法》的研究应用，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地方经济，1990年，惠民县根据《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建议，多方筹资一千多万元，开发建设了孙子故园一期工程，于1992年竣工并对外开放，现已接待游客60万人次……这一人文景观已经初步发挥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了地方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为此，恳请省政府把孙子旅游城项目列入全省旅游开发总体规划，给予立项支持，并帮助解决故园二期工程建设急需的资金，使孙子旅游城早日建成，促进山东旅游业真正形成“齐鲁大地，一山一水两圣人”的大格局。
山东省分管旅游口的副省长杜世成[1]接到报告后，做了如下批示：
（省）旅游局同志：
孙子文化资源开发问题，现在众说纷纭，若都来开发势必有误。从我们旅游角度出发，应定位于滨州。从联合专家规划开始，逐步形成统一的认识，逐步提出具体项目列入省重点。请酌。
杜世成
11月29日
此时的杜副省长也许心中明白，他的这个批示，对惠民县来说可谓一件高兴与令人振奋的大事与喜事，但对于广饶、博兴等两地，就是一件沮丧的事了。尤其是广饶的官员和民众，在沮丧之中有一股颇不服气的感觉笼罩心头。只是这种不服气在较短的时间内尚无可奈何，不能改变杜副省长的这个决定罢了。
惠民县建造的孙子故园（作者摄）
由于惠民县在此前曾投巨资，兴师动众地召开了几次大型“孙子学术讨论会”，甚至“国际会议”，又借助具有中国特色的宣传机器发表了许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文章和宣传报道，使“惠民说”于一个时期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国际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但按广饶方面的学者、官员和民众的说法，风行一时的所谓“惠民说”还在研究、讨论之中，并未成为最后的定论，如果要形成定论，那么孙武子真正的故里在广饶而绝不在惠民。为证实这一说法，广饶县曾于杜副省长做出这一批示8年前的1991年，不惜巨资和血本，针对惠民县在争夺孙子故里的战斗中，弄出的那个具有一定杀伤力的响声，也颇不服气地召开了一次由150多人参加的全国性的孙子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多数被邀请的专家提出或倾向于孙子故里广饶说，其中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祖德、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鲁明等专家所提交的论文，在对惠民说提出质疑与批判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孙子故里在广饶这一论点。至此，关于孙武里籍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惠民说”“博兴说”“广饶说”等三足鼎立、互相攻伐一时难分胜负的三大学说。
但以上三说，无论是哪一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唐宋三部书（《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辨证》）中所记孙氏后代的“乐安”究竟是什么时代之“乐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三说的关键，即确定孙武里籍的关键。如果是唐乐安郡之“乐安”，则“惠民说”成立。如果不是，则后两说中的一说可能成立。因此，要解决孙武里籍究竟在哪里的问题，无论是哪门哪派的研究者，都需要将唐宋三部书中有关孙氏后代在“乐安”的记载弄个明白。
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四的记载是：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卷七十三下的记载是：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南宋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七的记载是：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且不说唐宋三部书中的孙武与乐安的记载是否可靠，但它终于给后人提供了孙武出生之地的一些线索。按照常理，孙武的祖父孙书因伐莒有功而“食采于乐安”，那么孙武的故里也当在“乐安”。但是，问题的复杂就在于查遍先秦典籍，却不见有“乐安”这个地名。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在先秦无“乐安”这个地名，那么它就是指《新唐书》中的唐代“乐安”。而唐代乐安郡的治所在今山东惠民县，孙武故里也就应在今山东惠民县了。此观点被称为“惠民县说”。也有人认为，“乐安”这个地名虽然在先秦史籍中没有记载，但在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最早出现。西汉时的“乐安”县在今山东的博兴县，根据“汉承秦制”和“秦承齐制”，那么孙武的故里当在山东博兴县，是为“博兴说”。而“广饶说”的来源在哪里呢？据查，在民国时期编撰的《乐安县志》和《续修广饶县志》里，首次提出了孙武故里在今广饶县之说。
广饶县孙武祠
按照广饶方面的说法，学术界对孙武里籍的探考，在清之前尽管有些只言片语的记述，但留下的史料不多，现代人很难见到全貌。而到了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当时的山东省乐安县改称广饶县。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由当地学者陈同善主修的《乐安县志·人物志》（因该志下限为清宣统三年，故仍称为《乐安县志》）中，曾记载孙武里籍在今广饶县，志文中称：“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祖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之用以名今县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由另一位当地学者王寅山总纂的《续修广饶县志》，同样记述了这一内容。整个民国时期，有关孙武里籍问题，只有“广饶说”一家，别无分店。
到了1957年，“惠民说”开始出现。这一年的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孙子研究专家郭化若将军编著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一书，在开篇《孙子兵法介绍》一文中称：“孙武，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当时郭只是在括号里弄出了惠民县这个提法，没有相关的考证材料，外人尚不知所依据的是什么材料。
这个提法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十七年之后的197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和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理论组，为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在合著的《孙子兵法新注》和《读一点法家著作（二）》中再次提到孙武“是齐国乐安（相当于今山东惠民县）人”。1975年，杭州大学历史系与驻浙某部防化连合编，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法家军事著作选注》中，又提出了“孙武，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的说法，这个说法在附加的括号中没有“县”字。可能这个提法引起了郭化若的注意，1977年，郭在《孙子今译》的《前言》中再度沿用“惠民”二字，但后面却抹掉了“县”字。对于这个提法，按广饶县学者的说法，这“惠民”二字若是指“惠民地区”的话，虽然未见有其考证材料，但人们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当时惠民地区下辖有广饶、垦利、利津、桓台、邹平、高青、博兴、沾化、滨县、无棣、惠民、阳信等12个县，域地面积比较大，有谁能说不包括某一个县份呢？只是到了1983年，由于行政区划变更，先后有广饶、垦利、利津三县和博兴、沾化县的各一部分区域划归东营市管辖；桓台、高青二县划归淄博市管辖。原惠民地区的域地面积被划分出了近一半，黄河以南、距齐国古都临淄较近的县份，差不多都划分出来了，这样再笼统地称孙武里籍在“惠民”，那就需要进一步探考了。
广饶县孙武祠中的孙武像
郭化若的提法，随着惠民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尽管有“进一步探考”的必要，但学者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没有人出面及时地给予探考。直到1989年春，著名孙子研究学家吴如嵩、陈秉才在出席惠民县召开的“首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孙武故里考疑》的论文，此文后来收集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孙子新探》论文集中。吴、陈二人的《孙武故里考疑》一文，重新启用“惠民县说”，并就这一说法做了补考。文章称：《元和姓纂》所说的乐安，是指春秋时有一个乐安，还是指唐代的乐安呢？这是问题的要害。从它的编写体例可以断定，这个乐安乃是指的唐代的乐安。它所列三个“孙武之后”的地名都是指的唐代地名。《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辨证》取材于《元和姓纂》等汉唐典籍。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所载“食采于乐安”也是指唐代乐安，而不是在春秋时代齐国有一个什么乐安的地名。我们既证明了《元和姓纂》《新唐书》《古今姓氏书辨证》所指乐安乃唐代的乐安，又证明唐代当时确有一个原为齐国之地的乐安，查明这个乐安的今地，孙子的故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乐安郡的治所在厌次，厌次即今山东惠民县，惠民县就是当年田书的采邑所在。也就是说，孙武里籍是唐朝的乐安郡。
吴如嵩、陈秉才的这一说法，立即在学术界掀起了波澜，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强烈反对。在此后的不长时间，博兴县的舒荣先、牛万政二学者，怀着对吴、陈之说颇不服气的心态，在《博兴文史资料》1990年5月第5辑上发表了《孙武里籍山东博兴》一文，首次提出了“博兴县说”。此文称：有明确记载的乐安建置是西汉时期，汉乐安县在今山东博兴，而汉乐安是沿袭齐乐安而来的。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制度、建置、地名多有因袭，比较稳定。汉承秦制，是千古定论。而秦的郡县制也并非独创，不少是承袭战国七国制度而来。《左传》载，齐景公曾赐晏婴一个千家之县，这说明当时齐国已行县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云：“晋齐县制齐整，优于楚国的大县。”这又说明春秋末年列国也普遍实行县制，只是各国大小不同，齐国较楚国实行的是小县制。今博兴境内西汉时置五县一国，反映了汉承秦制，秦袭齐制，乐安本是齐国孙氏世袭的一个邑，后来置为县，齐乐安—秦乐安—汉乐安，一脉相承地因袭下来，地名和位置皆无什么变化。以上论证和推断，基本可以肯定齐乐安在今山东博兴境内。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对乐安故城做点考察。《新唐书》《续山东考古录》和清《博兴县志》均载：“唐总章三年（公元669年）博昌县移治所于乐安故城。”唐骆宾王《致博昌父老书》则说：“又闻移县就乐安故城……”这证明乐安故城存在。古博昌与乐安相邻，西汉时皆在今博兴境内。
注释：
[1]杜世成后任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2007年4月18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刑事拘留，2007年4月29日被逮捕。2008年2月4日，由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