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营长神秘赴京（第1页）
张营长神秘赴京
由于临沂方面拒绝派人北上，根据山东省革委会文化组的指示精神，省博物馆决定委派本馆吴九龙和修复室的青年修复专家杨正旗押运竹简赴京，并作为山东方面派出的专家，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会合，共同对出土竹简进行整理、保护和研究。
鉴于时间紧张，博物馆方面来不及订购车票，1972年5月8日凌晨2点51分，吴九龙、杨正旗携两箱竹简登上了由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当吴、杨二人上车后，发现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不仅座位全无，狭窄的过道里也满满当当，整个车厢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和熏人的臭气。无奈之中，二人只好把箱子放在两个车厢相连的过道里，由于木箱有较强的承重能力，每人放一个在身下，既保证了安全，也算有了个硬座。
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王冶秋
列车在济南站短暂停留后，又喘着粗气缓缓向北驰驶，当越过著名的黄河钢架大桥后，开始加速奔驰。略带几分凉意的暖风从打开的窗子飞蹿而入，在车厢中来回飘**，让人在微醺中昏昏入睡。面对暗淡的灯光和纷乱中渐渐沉寂下来的车厢，吴九龙对杨正旗说道：“你闭上眼睛打个盹吧，箱子我照看着。”
“还是你先来吧。”杨正旗推让着。
“你知道，今晚我是睡不着的，一是惦记着咱的箱子，再一个是就要见到我的父母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吴九龙说着，有些湿润的眸子里闪着激动的亮光，随后又苦笑了一下，眼望漆黑的夜幕，在隆隆的列车行进中，断断续续地忆起了来山东前后所经历的一段悲欢离合的往事——
自打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下放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劳动，随后又被发配到嘉兴农机厂当了一名车工之日起，吴九龙觉得也许他这一生都将与自己所钟情的考古工作绝缘了。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他不得不放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一门心思干好眼前的工作。由于在北大读书时自己学过绘图，对工厂的图纸很快就能看懂领会，进厂两个多月便可作为骨干力量开始和师傅们轮流顶班劳动了。1971年底，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国家筹办“两大文物展览”的契机，在周恩来、王冶秋等人的努力下，图博口下放的部分业务人员开始陆续归队。趁此机会，在国家文物局工作的考古学家谢元璐给远在浙江嘉兴的吴九龙写信，希望他能归口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贡献。谢在信中透露，除北京、上海、天津等三个直辖市明确规定不能进入外，其他省市都可自行联系归口事宜。吴九龙是在北大读书时，在随老师和同学到山东临淄春秋故城的发掘工地实习时和谢元璐相识的。当时谢作为著名考古学家，代表国家文物局负责这个考古工地的协调工作，吴只是一名普通学生，但就这样两个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都悬殊的人，却阴差阳错地建立了深厚友谊。尽管后来二人天各一方两茫茫，但友谊之情未了，来往书信未断，在这个节骨眼上，吴九龙接到了谢元璐的来信，并准备按照谢的意图开始行动。因为从事考古工作是自己终生的理想。自从当年由中学毕业考入北大历史系后，吴九龙就曾设想进考古专业学习。一年后，历史系开始分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等三个专业，吴九龙被划到了历史系。为了实现进考古专业学习并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梦想，他找到了对自己倍加关爱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杨泓。经杨泓向当时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推荐，才改修考古专业，并因各方面优秀的成绩当选为考古班班长。这位当年的一班之长，自然不能抛却自己的追求和梦想，所以当冬天过去，春天再度来临之时，他要从蛰伏的大地深处探出头来，重新回到生机盎然的天地之中一显身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谢元璐（左）与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山西侯马考古工地留影
吴九龙要走的消息很快在工厂传开，由于他在工厂的出色表现，从厂领导到普通工人都劝他留下，他的师傅不无动情地劝道：“九龙啊，不管怎么说，嘉兴是鱼米之乡，在我们这里娶个姑娘安个家不错了，你就留下来吧……”面对同事们的盛情挽留和三个直辖市不能进入的硬性规定，吴九龙心中犹豫起来。正在这时，在北京家中的母亲突然患病昏厥，而父亲正远在外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处于自身不保的境地，对这一切自然无从知晓。幸得邻居发现并及时送医院抢救，才算保住了性命。得知这个消息后，吴九龙在加深了对母亲担忧与挂念的同时，也坚定了离开嘉兴的决心。于是，他主动给山东省委下放干部分配办公室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要求到山东省工作。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山东离北京较近，二是自己曾在山东临淄实习，和省博物馆文物组的人员熟悉。如果到了文物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较之在其他省市都将顺利和愉快一些。不久，吴九龙收到了山东方面的回信，大体内容是同意安置，但对“文革”毕业生的分配方向，原则是要下放到农村教中学，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这个消息令吴九龙有些不快，但想到学校每年尚有寒暑两个假期，可以借这个难得的自由时间，回北京探望一下多病的母亲，也可缓解积郁在心中的担忧与挂念之情。想到这里，便打点行装，辞别了嘉兴那块为之洒下青春汗水并给予自己温暖与安慰的热土，匆匆向泉城济南奔去。
当吴九龙风尘仆仆地来到山东省委分配办公室时，仍怀着一线希望，向一位专管接待的负责人叙说了自己依然想干考古工作的想法。这位分配办的负责人原是一名刚离开部队不久的转业干部，听完后冷冷地回答道：“山东这个地方历史不长，只有学可教，没有古可考，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整天婆婆妈妈真是难伺候。话说得干脆一点，你如果乐意留下，就到农村去好好给我教书，且只有老老实实地教，不许向学生宣传反动思想和散布资产阶级流毒，否则，我这里不留。”
面对这位负责人没头没脑、不可一世的蛮横与霸道之态，吴九龙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侮辱，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1965年，我在北大读书时，跟着老师来山东实习过，多少了解一点情况，也有了些感情，今天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愿望罢了，如果此事不成，就按您说的办吧。”吴九龙于无奈之中在答应对方要求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趁此机会回北京探望一下病中的母亲。想不到这个请求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对方的恩准，并给予了十天宽松的时间。
走出分配办的门口，悲喜交加的吴九龙脑子里乱哄哄的，总觉得这次交涉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令人心有不甘。他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在去火车站之前，又来到了山东省博物馆，找到此前相识的文物组负责人杨子范请求帮助。杨子范热情地做了接待，在答应尽一切力量给予帮助的同时，又让吴到省革委会文化组找一位叫高寿安的负责人求助。这高寿安是一位刚从干校劳动改造中放出来的老干部，中等略胖身材，满头白发，和蔼可亲，给当时正茫然的吴九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若干年后，每当吴九龙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对这位老人心怀感激之情。二人见面，高寿安真诚地对吴九龙说：“你们分配的事不属于我管，如果博物馆乐意收留你，我就和杨子范同志共同去做省革委会分配办的工作，假如我们从中周旋得当，你的运气又不错，或许这个愿望是能实现的……”
吴九龙心怀一线希望告别高寿安，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第九天，当他返回济南到省革委会分配办报到时，那位粗俗霸气的负责人依然神气十足，却又不忘卖好地说道：“看你小子还有点理想，我这次就特批你一回，到博物馆报到去吧。”吴九龙闻听惊喜交加，嘴上连忙称谢，但脑子尚未糊涂，心中暗想，如果不是杨、高二人鼎力相助，现在要去的地方绝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村中学了。真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变色龙呵。吴九龙心中发着恨，拿了报到通知书，昂首挺胸走出了分配办。
由于有了此前的铺垫，来到省博物馆报到后，吴九龙被杨子范点名要到了文物组，在招待室暂住了两个晚上之后，即赴临淄春秋故城发掘工地，参加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等单位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此时正是农历年的年尾，这一年的冬天山东奇冷，雪也分外多，鉴于越来越恶化的天气，整个发掘工地加紧缩小范围，以尽快揭示预期的秘密。吴九龙身穿一件破棉袄，外套粗布罩衣，在寒风呼号、大雪纷飞的夹击下，同其他考古队员一道，于泥水中不断追寻、探索、破译着一个又一个千年秘密。待一天忙活下来，衣服早已湿透，因无其他衣物可替换，湿透的罩衣、棉袄要等到了晚上用火炉烘干后，第二天再接着穿上去工地劳作。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半个月后，吴九龙奉命向省博送图。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这个建设跟文物遗址的保护又有很大矛盾。许多遗址如果让农民们任着性子挖下去，势必遭到破坏；如果不让挖掘或修筑灌溉设施，又会出现大片农田浇不上水的情形。临淄齐国故城的文物保护工作在这种两难的矛盾中，已反复折腾了多年，并渐渐引起了当地民众对政府和文化职能部门的不满。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一矛盾，做到兴修水利与文物遗址保护、发掘兼顾，国家文物局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发掘人员主动缩小保护与发掘范围，并以最快的速度制出缩小后的图表送北京，以便做出批示。因情况紧急，发掘队决定派吴九龙先将图送往省博物馆请领导们过目，然后送北京报批。吴九龙受领任务后，不敢怠慢，骑上一辆自行车顶着漫天大雪，先从临淄发掘工地到达张店火车站，再搭乘火车奔赴济南。因大雪下得紧，积雪过多，火车于半夜时分在中途停住不能动弹，经询问列车人员得知，原来火车铁轨的一个道岔被冻住，扳道工使出浑身的力气，怎么也弄不动那已埋在大雪中的道岔，因而火车只有趴在原地不动。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列车总算又挪动着笨重而疲惫的身躯，冲进了茫茫雪野。饥寒交迫、又困又乏的吴九龙，眼望窗外漆黑的夜幕，心中渴盼着列车早一点到达济南，但那列火车却如同一头行将倒毙的老牛在寒风中左右摇晃，就是不肯加速前行……
正这样朦朦胧胧、时断时续地回忆着，列车喇叭突然响起，北京站就要到了。
5月8日上午9点10分，列车到达北京站。吴九龙、杨正旗二人肩扛木箱，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站口，花八角钱雇来一辆三轮车，拉着人和木箱直奔位于沙滩红楼的国家文物局。不巧的是，王冶秋外出开会未归，吴九龙便找到在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并一直关注自己成长的老一辈考古学家谢元璐说明情况。谢听后大喜，在将竹简验看之后，立即让吴带上竹简照片直奔中华书局。此时，中国历史、文物界的一流学者张政烺、启功等刚刚得到平反，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正云集中华书局做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待见到张政烺后，由谢元璐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吴九龙将照片拿出来展示，张政烺看罢说：“快请启功先生看看。”于是著名古文献专家、文物鉴定专家、书法家启功被从另一间屋子请来，开始观看照片。过了一会儿，启功猛地抬起头，神情激动地对张政烺说：“这个东西不得了，要赶紧想办法整理、保护，不能再耽搁了。”紧接着又转身对吴九龙说道：“你们先回文物局等王冶秋，我们几位过一会儿也赶过去，大家一块想办法，看怎么个搞法合适。”吴九龙答应着，随谢元璐乘车返回。
下午四点多钟，王冶秋回到文物局，吴九龙、杨正旗在谢元璐的引荐下，来到王冶秋的办公室做了简单汇报，随后开箱验看了竹简。王冶秋看罢，脸露惊喜之色，但很快又由晴转阴，只见他眉头紧锁，面色沉重地说：“想不到损害这么严重，这个墓到底是怎么挖的？九龙呵，你说说看，弄成了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办，怎么办？谁负责挖的这个墓？……”王冶秋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抖着手，冲吴、杨二人发起火来。
面对王冶秋焦急、忧虑、嗔怒的态度，吴九龙心中有话想说但又觉得不好表达，他不能说出发掘中的前因后果，毕竟发掘已经结束，历史不可能再给一次重新发掘的机会了，目前急需要做的不是对发掘者打不打屁股的是非清算，而是如何尽快保护和整理竹简，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关于这一点，王冶秋也是心知肚明，他的话只是由着性子，发发牢骚罢了，一个愚昧、荒唐加无知外兼乱哄哄的年代，自然要产生一些荒唐、无知和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是历史老人对人类自身的无知和缺乏理性的报复和警示。这样想着，王冶秋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焦躁不安的心绪也渐渐趋于平和，那迷惘的眼睛突然为之一亮，温和地对吴九龙说：“哎，有了，二楼，先到二楼，走，咱去看看。”说着将手高高举起，冲门口猛地一挥，心性十足地带领谢、吴、杨三人向二楼走去。
此时王冶秋腿部有病未愈，走路时一瘸一拐地有些吃力，但他拒绝别人搀扶，一个人坚持蹬上楼梯并在二楼找到了一间内有自来水管的屋子。他伸手将水龙头拧开，一股清冽的水“哗”地流了出来。“好，就在这里吧！”王冶秋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地说着，又很快转身对谢元璐道：“老谢呵，你看是不是就在这里？”
“目前也只有这里了。”谢元璐深知此时文物局的条件，苦笑了一下，轻声回答。
“那你找办公室的同志收拾一下这个屋子，弄几张桌子和清理竹简用的东西，准备工作吧。”说完又扭头对吴九龙道：“九龙啊，你们先找老谢安顿下来，我尽快调集专家前来整理，你们要积极配合工作，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直接跟我说，我帮助解决……”吴、杨二人急忙点头称是。
当天，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启功、张政烺等史学界大腕儿来文物局找到王冶秋，针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保护以及未来的研究等问题做了探讨，这些老学者对竹简如此重视，让王冶秋很是感动。
当年竹简整理人员工作的地方，2001年国家文物局撤出红楼，现该楼已改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陈列馆
2002年秋，杨正旗向作者讲述当年押运竹简赴京整理的经过（作者摄）
第二天，红楼二层的那间屋子已收拾完毕，一位姓常名惠的七十多岁的专家被找来。这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及文物鉴定、保护专家，到来之后立即带领吴、杨二人投入了工作。当他看到吴九龙工作起来不慌不忙、颇有些条理的样子，不禁问道：“九龙呵，你是哪儿毕业的？”
“北大。”吴九龙答。
“噢，我们还是同学呢。”常惠微笑着说。
“可不敢这么讲，您是前辈，我是晚辈，这活还靠您多指导呵。”吴九龙出于对这位老专家真诚的尊重，颇为谦虚地回答着，二人的感情自此变得越来越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