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与六韬（第1页）

太公与《六韬》

流传于世的《六韬》或称《太公六韬》，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乃“周文王师吕望撰”。全书以姜子牙答周文王、周武王父子问的形式写成，共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等六个部分，全书六十篇，两万余字，其大体内容如下：

《文韬》主要讲政治和战前准备，强调政治是军事的基础，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如第一篇“文师”，主要描述了周文王渭水访贤结识姜子牙并立之为国家安全助理兼秘书长的情景。在这次千载难逢的具有革命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的风云际会中，子牙暗示文王，貌似强大的殷商王朝即将烟消云散，而一向默默无闻的周人将要登上历史的舞台且“其光必远”。因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子牙以钓鱼作比，提出了“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和以仁德、义、道收揽天下人心，使“各归其次，而树敛焉”的理论，并示意文王要千方百计招揽人才，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韬光养晦，看准时机，夺取天下。

《武韬》从战略角度讲了“修德”与“安民”的道理，其目的是要争取民心，瓦解敌人，看准时机，运用各种政治手段，以加速敌人的崩溃，使战争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武韬》中特别提到了“文伐”的策略，而且提出了十二种具体运用智术达到不战而胜的方法，并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敌国内部矛盾和空隙，分化瓦解，激化矛盾，挑拨离间，最后削弱敌人或使其自我溃乱。至少可以为军事进攻创造有利时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除《文韬》《武韬》二韬外，其余四韬都是讲在各种情况下的具体作战原则。《龙韬》着重讲军事上的指挥和部署，《虎韬》着重讲宽阔地带的作战问题，《豹韬》着重讲狭隘地带的作战原则，《犬韬》着重讲步、车、骑兵协同作战的组织与战略战术问题。

从全书的观点看，《六韬》颇具唯物主义的味道，对一向被古人认为极其神秘的盈虑祸福，作者明确提出在人事不在天时，特别强调人的因素，把爱民作为治国治军的首要前提。认为战胜攻取，必先富国爱民，顺农时，薄赋敛，休养生息。明确提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被许多人所回避或半遮半掩的根本性问题。并表示只有“顺人心以启发天下之事”，才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此外，书中还强调了阴符、阴书的运用，说明了古代军事通信的保密要求，对后世兵家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六韬》由于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得以留传后世，并成为著名的《武经七书》之一，为历代军事家和政治谋略家所尊崇。

传世的《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诏令国子监“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等书，镂版行之”。此事由国子监司业朱服主持，参与者有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校定工作历时三年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告竣。校定后的《武经七书》是从当时流行的数百部兵书中挑选出来的，基本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军事思想和战略的最高水平，不仅对宋代武学建设意义重大，而且其影响泽及后世，特别是在建构古代军事家的主体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经七书》书影

由于《六韬》的内容规模阔大，又多史实方面的推测，某些内容明显超越了姜子牙时代，故在成书年代上，自汉以来就一直有相当大的分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列入儒家，并说“《周史六韬》六篇。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间焉”。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完成年代，最早则在周惠王与襄王之间，相当于春秋鲁僖公、文公之际（约公元前676年—前619年）。中则在孔子少年至老年，鲁昭、定、哀三公时代（约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最晚则在周显王在位四十八年间，即战国时（约公元前368年—前321年）。后有众多学者认为，《六韬》的内容虽是周文、武二王和姜子牙之间的问答，但具体整理的这个人却是周的史官。整理此书者，并没有认为它是姜太公吕尚的著作，但《隋书·经籍志》却弄出了一个“周文王师吕望撰”的字样，这显系妄解或托名，其真正的作者已难详考。

姜太公著《六韬》书影

除这种说法之外，尚有疑古家持不同的观点，如宋人王应麟在其《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认为，《六韬》为战国时期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托古所作。明人胡应麟在其《四部正讹》中认为“《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于是断定《六韬》是魏晋以后的兵家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作。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六韬》乃秦汉间人士托古而作。另一位疑古人士姚际恒也信其伪，并言：“其辞俚鄙，伪托何疑？”著名的《四库全书提要》也因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兵家录，而生出“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的疑问。至清嘉庆年间，考据学者孙星衍站出来为此书辩诬，可惜举证既不充分，也未能自圆其说，没有为儒林所共服。

面对诸多分歧，当代史家陈青荣认为班固的断代“惠襄之间”是唯一正确的。《六韬》一书并非伪作，只因其成书早，流传复杂，更改较多，使人们不能看清它的真正面貌而已。从《六韬》的著述形式看，符合周代史官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规则，全书内容都以姜太公与文王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还录有文王与周初名臣散宜生、周公旦等大臣的对话。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文献中，还保留有周代史官记录君臣对话的明确记载。如在《敦煌遗书》唐人手抄《六韬》中就有“维正月，王在成周，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昔朕语遂事之志。’戎夫主之，朔如闻舍”的记述。另《竹书纪年》有云：“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记。”陈青荣由此推断，这个左史戎夫很可能就是《六韬》的记录者之一，并认为《六韬》从周室的金版档案，到整理成在社会上流传的兵学著作，当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散佚和改篡增补，当是正常和自然的现象。姜子牙死后，其后人对这位太公生前有关兵学的著录加以整理并代代相传，是完全可能和自然的事情。陈青荣在论述时还特别指出：“现在人们看到的《六韬》，是宋朝编辑《武经七书》时的删定本，已不能反映《六韬》的原来面貌。所以此书从总体上看起来，有些庞杂和凌乱。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六韬》除了为这部书的成书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佐证之外，还对今本的部分缺失做了相关的补充，使其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

周公告士图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六韬》，共整理出残简125枚，有4000余字。整理人员将竹简分为14组，其文字内容可分为三类，有今传本的《文韬》《武韬》《虎韬》，有各种类书所载及正史所引的《六韬》片断，也有今已不见的佚文佚篇。根据汉墓发掘者和竹书整理者吴九龙的释文校注本可分类如下：

1。［文韬·文师］[1]

2。尚正（即传本《文韬·六守》）

3。守正（即传本《文韬·守土》）

4。［文韬·守国］

5。［武韬·发启］

6。［武韬·文启］

7。三疑（即传本《武韬·三疑》）

8。［《群书治要》所录《武韬》］

9。［《群书治要》］所录《虎韬》］

10。葆启［即《六韬》佚篇］

11。［《北堂书钞》所引《六韬》文］

12。［《太平御览》所引《六韬》文］

13。［《吕氏春秋·听言》《汉书·晁错传》所引《六韬》文］

14。［《六韬》佚文］

如前所述，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书写年代至少应在西汉前期，那么《六韬》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应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继银雀山汉墓之后，1973年河北省定县汉墓也出土了部分《太公》竹简，共144枚，计1402字。这些竹简上有许多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等字样，其中许多内容与今本《六韬》相同或相近。经考证，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墓中的竹简书成书年代应早于墓主下葬的年代。从银雀山到定县，前后两座汉墓竹简的出土，足以说明《六韬》一书在汉以前或汉初就已经广泛流传，有了这一证据，所谓的汉、魏晋伪撰一说便不攻自破。如把竹简本与今传本有关内容做一比较，便发现二者大体相同。竹简本保留了今传本的大体风貌，并对姜子牙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许多方面做了真实的反映。正因为有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的发现，学术界才坚信此书虽非姜太公亲自所撰，却源于周代史官对姜太公与周王对话的真实记录。因而，《六韬》是目前人们研究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及其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一部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价值在先秦学术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

注释：

[1]带［］的篇名系整理时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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