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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就是伍子胥
马陵战役之后，魏国彻底失去了当年的威风，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败，而齐国却借这次军事胜利强盛起来。诸侯们见风使舵，纷纷弃魏奔齐，向齐国进献金钱美女，以示亲近，齐威王终于实现了称霸中原的梦想。而孙膑自入齐以来，通过两次战役，也初步实现了平生的理想和政治抱负，除了报仇雪恨，也弄了个名扬天下、万古流传的著名军事战略家的美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强大起来的齐国，将相不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尖锐起来，尤其是相国邹忌与大将军田忌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且已到了水火难容、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双方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邹忌用计诬陷田忌谋反作乱，企图篡国夺权。田忌抗争失败，最后被迫流亡楚国。孙膑一看田忌作为齐国通缉的一名重犯流窜国外，而邹忌全面控制了齐国的局势，并成为呼风唤雨，握有对天下苍生生杀大权的人物。自己作为田忌的前门客和军事助手，不但再难以得到施展才华、为国尽忠的机会，而且连安身立命也感到越来越困难。在自己尚未完全失宠于君王群臣的情况下，只好识趣地主动向齐威王提出归隐山野田园的请求。齐威王深知孙膑的难处与明哲保身的思想，很痛快地在报告上签发了“同意”二字，并以特事特办的名义，赠送了一大笔安家费和两名男童、四名女子给孙膑。自此之后，孙膑远离了齐国都城，归隐山野田园，开始了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的新生活。他根据自己平生所学，在深入研究前人的兵书，特别是孙武兵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和战争经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终于在晚年完成了名垂千古的皇皇巨著——《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和四卷图录，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孙武之后又一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的兵学巨匠。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引自《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当然，孙膑归隐之后，他在什么地方隐居，每天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时候撒手归天，等等，史家少有记载，而民间传说也多模糊不清。只是若干年之后，按照孙膑的军事战略思想和理论辑成的兵书开始在庙堂与江湖悄然流传。由于孙膑和他的曾祖父孙武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大舞台上曾做过非凡的表演，并创造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兵学文化，而这笔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瑰宝，在社会上层和劳苦大众之间，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把孙武、孙膑统称为孙子。而这个提法被后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下来。
太史公在传记中说道：“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这篇传记关于两位孙子的身世、战功及著作的记述虽然略嫌简单，但基本情况却说得还算分明，即孙武是春秋末期仕于吴国的著名军事战略家，著有《兵法十三篇》。而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二人有血缘关系。孙膑生活在战国时代的齐威王时，同他的祖先孙武一样有兵法传世。
《孙子兵法》汉简摹本
继司马迁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班固的史料来源不得而知，但比较明确的是，《吴孙子兵法》指的是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齐孙子》则是孙膑所著的《孙膑兵法》。另外，在《吴越春秋》和曹操的《孙子序》中，也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从具有雄风朝气的汉代一路延续到辉煌壮美、浩气冲天的大唐，《史记》与《汉书》有关两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一直为人们所遵信，并未见哪路英雄好汉或跳梁小丑提出不同的看法。只是唐代的杜牧根据司马迁与班固对《孙子兵法》篇数的不同记载，在其所著《樊川集·孙子序》中，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传世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曹操删削的结果。他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此时的杜牧还在说孙武的著述如此浩繁，但当历史的河流淌到绵软陈腐的宋代时，随着综合国力的衰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兴起，一批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及虚无主义者，开始怀疑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是否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大国泱泱、并吞八荒、辉煌壮丽。在心中虚无没底的情形中，开始从各个角落寻挖钩沉起历史的史料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股投向故纸堆的辨伪学风随之跟进，在有关两孙子特别是孙武其人其事的问题上，从各个或明或暗的田间地头，或庙堂的屋檐下，蹦出了各色人物，并怀揣不同目的提出异议，而这些异议已不再是司马迁与班固所载《孙子兵法》篇数多少的争论，而是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有的认为，《孙子兵法》的思想内容具有浓厚的战国色彩；有的认为，其题名作者孙武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等等。在各说之中，影响最大最早的当数北宋仁宗时代注释《孙子》的学者梅尧臣，他认为《孙子兵法》这本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不足为信。其说法见于欧阳修为他的《孙子》注本所作的序文，文中提到当时的知识精英、封建卫道士们对《孙子》一书的价值颇有贬议，唯独这位特立独行的梅尧臣不同流合污，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认为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或许是有的，但《孙子兵法》绝不是孙武所亲著。按梅氏的说法：“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意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
敦煌晋写本《孙子兵法》
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书影与《续古逸丛书》之《武经七书·孙子》书影
梅氏的这个提法对后来知识分子们怀疑《孙子兵法》的时代和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宋代著名词作家苏轼就曾按照梅尧臣的腔调进一步发挥说：“夫武，战国之将也，知为吴虑而已矣。”由于苏轼本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并不怎么突出，因而他提出的这个说法对后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可以说，继梅尧臣之后，对后来的“怀疑派”儒生和封建卫道士们形成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大牌明星，是具有反动学术权威之嫌的南宋中期的叶适。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自幼勤奋好学，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五岁被朝廷授太学正，不久改为太学博士。此间与陈亮、朱熹、陈傅良等名流书信来往甚密，成为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治学过程中，深受南宋学术界疑古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著作《习学记言》中有“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讲学析理，多异先儒”等语。意思很明显，是说这个叫叶适的学术权威，对古书记载不屑一顾并多有反感，他自作聪明或者自以为是地弄出一套新的考证和说法，以显示他的另类生活态度及不与主流合作的学术倾向。这个另类在对《孙子兵法》一书的评价上，与号称特行独立的梅尧臣臭味相投，是典型的孔家老二思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二权威都曾明确表示，孙子书不合儒家军事理想。叶适还列举补充了更多的证据来说明此书中的很多思想和名词都非春秋时期所常见，而为战国时期所独有。他认为《孙子兵法》是后人伪造而冒了孙武之名，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孙武此人，也就是说孙武是那些伪造者凭空虚拟的一个神话式的假冒伪劣产品。为此，叶适还斗胆向学界宣称：“凡（司马）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其证据包括最早记载孙武事迹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按叶氏的看法，关于孙武其人其事，司马迁只列举了一个用宫女练兵的故事，颇类小说家言，显然是“奇险不足信”。而倍受后世学者推崇的专记春秋一代史实的著名的《左传》，在记述吴伐楚入郢的过程中非常详细，并多次提到了恐怖大鳄伍子胥、阴谋家伯嚭，而单单不提号称功名赫赫、超天王级的兵学大腕儿孙武。按照常理，虽然在其他书中有记载的人或事，左氏传中不必尽有，但孙武如果真是指挥吴军拔郢的第一号人物，其功名彰著若此，按理说不应漏掉，为什么却偏偏没有记载？因而，叶氏推测说，《孙子兵法》当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其言阖闾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这个评价，就把孙武从历史舞台上一下子给灭了。
由于有了梅氏和叶氏这两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鼓吹、造谣和煽风点火，在以后的岁月里，相继出现了一帮又一帮怀疑《孙子》时代和作者的所谓学术权威。这些对《孙子》持“怀疑之说”的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其怀疑、否定的角度和程度各有特色，有的侧重于书的时代，有的侧重于书的作者，也有人将二者绑在一块全盘否定，进行口诛笔伐。如明代学者章学诚、清代姚鼐等，也鹦鹉学舌地认为《孙子兵法》“皆战国事”，并宣称：“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自著。”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时期用兵规模不大，即使是大国也不过数百乘，而《孙子》中则有“兴师十万”的记述，显然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二是《孙子》中称国君为“主”，这是战国时期的称谓习惯，而“主”在春秋时期是士大夫之称。曾在近代历史上，特别是戊戌变法中大出风头的梁启超，在许多有关先秦诸子的论述中，也亦步亦趋、喋喋不休地唠叨孙武的《兵法十三篇》乃战国人伪托，并有可能是孙膑所为。按他的说法，书中所言，“皆非春秋时所能有……此书若指为孙武所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所作，亦可谓之真”。梁氏没有说这个论断的根据是什么，可能是出于他的主观臆想而不便举例加以论证。
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书影）
除上述诸君发表的论断和宣言之外，另外尚有多种纷纭繁杂，甚至是突兀离奇的不同论调。如明代学者李贽在《孙子参同》的序中说：孙武乃孙膑之祖，膑的兵法传于后世，而“本”则在孙武。同李贽观点相似的还有现当代孙子研究权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郭化若，这位“军科”的将军，在为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十一家注孙子》所撰写的《代序》中，曾这样说道：“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大体是孙武总结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和吴伐楚的经验以及平时和吴王、伍员等研究军事的论点整理而成的。经过百余年口授、抄录，辗转流传，到战国经过孙膑编整、增补为十三篇，这就成了《史记》所说的‘世传其兵法’的著作。这部兵书传到汉代，经过长时间的传抄、附会、增减、修改，以及简片的散乱、缺失、颠倒、毁损，已经不是十三篇的原样了。所以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就有‘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的说法。《吴越春秋》也有孙子和吴王问答的记载。传到三国时，经过曹操选择、删削、编辑、注解，‘削其繁剩，笔其精粹’（杜牧的话），又编成为十三篇，这就是现在流传的孙子……所以我们说：《孙子》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它的奠基人是孙武，在这基础上加上春秋战国间的战争经验及军事学说而予以补充的是孙膑，现存的十三篇是经过曹操删定编注的。”从此说的后几句可以看出，其观点又是唐代杜牧的延续。
除以上诸种说法外，另有一种更别出心裁，如同羊群里突然蹿出一头驴来那样离奇的观点，认为孙武就是伍子胥。如清人牟默人在《校正孙子》一文中，宣称孙膑为伍子胥的后代。文中说道：“古有伍胥无孙子，世传《孙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书也。而《史记》有孙膑生阿、甄间为孙子之孙者，实子胥之裔也。知者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子胥嘱其子于齐鲍氏为王孙氏，是为伍氏之后，在齐姓孙，有明验矣。既用改姓其子，故其著书，亦以自号，其所欲寄托者然也。其书旧题，当曰孙子武十三篇，后人习传，辄曰孙子名武，而不知武者书名，非人名也。其姓名居趾，皆不著于书中，而其子孙居齐，传述其家书，故世人由此称之曰：孙子武齐人也。司马迁不知孙子即子胥，别为《孙武列传》……盖子胥自柏举之前，说听于阖闾，以覆楚为事，非遑著书。夫椒之后，以越为忧，而寝不见用于夫差，乃托著书以自见，其书多言越人而不及楚，知为夫差时作也。覆楚则曰伍子胥，著书则曰孙子，前后异称，非两人也。”
在证明了伍子胥就是孙武的同时，牟默人还煞有介事地解释了《左传》不记载孙武事迹的理由，按他的说法，“左丘明喜言兵，爱奇士，使吴有孙子其人，安得内外传无一言及之？故余以左氏之所不言，而知孙武之为亡是公，可无疑也。”既如此，为什么《史记》孙武、伍子胥皆有传？牟的解释是，“以一人而为两传，使子胥失其十三篇。”
尽管牟默人的这一说法很有创意，很能唬人，并有些横空出世的味道，达到了哗众取宠的目的，但终究穿凿附会得有些过于离谱，因而信服的人不多。
《孙子兵法》“凡地有绝涧……必亟去之”，即今译“凡遇不利地形立即离去”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