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地宫的真实推断（第2页）
自兵马俑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对于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的研究者越来越多。7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插图作者杨先民根据科学推测，在插图中把秦陵地宫装载棺椁的龙舟放置在以水银聚成的河流中间。对于这幅图画，有研究者认为，水银河穿绕于模拟宫殿的椁室及山岳之间是有根据的，这从测得的汞异常区正当陵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证。但这幅插图也有它的不足和失误，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史书上记载的“游棺”当成了“游移之棺”，而导致这个失误的就是《汉书》上的“石椁为游棺”的说法。
在《史记》中，司马迁谈到秦始皇陵地宫时，只是谨慎地说过“下铜而致椁”。并且是放在“穿二泉”之后叙述的，由此可见这是施工程序中两个先后相接的步骤。这里的“下”应是投入、投放的意思。“致”，应做达到来讲。殷周时的棺椁均为木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的进步，棺椁之制作渐趋华丽奢靡。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17]来看，其椁室是用380立方米的木材垒成，其主棺为两层的套棺制，并制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亡下两面用22根重达3200公斤的钢材构成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盖。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规模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椁也应是采取了同曾侯乙墓中“外棺”相似的做法，不同的是椁比棺的规模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罢了。历史兼地理学家郦道元把这种做法称作“以铜为椁”，似能说得过去。
《史记》和《水经注》都称作“下铜而致椁”或“以铜为椁”，而《汉书》却偏称“石椁为游棺”，这岂不是互相矛盾吗？
如果班固的《汉书》有些道理，只能这样认为，前者说的是主椁，后者指的是椁室。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椁室的内部隔成北、中、东、西，各做长方形的四室。东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椁，即“正藏椁”，其他各室均属“外藏椁”，中室放礼乐器，西室殉人，北室置车马器和兵器。以此推测下来，秦始皇陵地宫的“正藏椁”很可能就是所谓“以铜为椁”，而“外藏椁”的各室彼此相连又同各侧室相通，如果这个格局能够成立，也就构成了优游之棺。或许正因为椁室用石砌筑周壁，与挖墓室时“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所以，这种椁室就被班固在《汉书》中演义成“石椁为游棺”了。
对于棺椁的问题做了以上的破译，而对《史记》中记载的“弩矢”“人鱼膏”等也可做出合理的推断。
凡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脂烛长明，弩戒不虞”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本来就阴森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分恐怖色彩。至于气魄恢宏、历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宫，人们对这种传说更是深信不疑。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人鱼膏为烛”的记载，所谓“人鱼”应指今天人们常说的“娃娃鱼”和“山椒鱼”，这种鱼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数量却不是很多，因而已列入珍奇动物的保护范围。
传说中秦始皇陵地宫弓箭布置图
“人鱼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写作“人膏”“鱼膏”，这很可能是流传中的笔误。在古籍上常有用缔鱼、人鱼、孩儿鱼、鲩纳来代表俗称的“娃娃鱼”，其学名应叫“大鲵”。据考古学家王学理说，鲵的另一种解释便是“雌性的鲸鱼”。由于鲸鱼属于大型水栖类哺乳动物，体长、肉美、脂肪多，用其脂膏点灯便有了经济的意义。当年秦始皇在东海令人以连弩射杀过的大鱼便是鲸。有科学家曾做过这样有趣的推算：用鲸脑油制成的蜡烛，一支的燃烧值是7。78克小时，一立方米的鲸油可以燃烧5000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鱼膏”做烛，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点低、不易灭、持久性强的这一特性。但从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18]地宫中的“长明灯”[19]来看，在陵墓中要做到“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隔绝了空气，燃烧也就成为泡影。想来秦始皇地宫中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若干个世纪了。
弓弩施放图（引自《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
如果打开秦陵地宫，其间安装的弩弓是否还能发生作用，这同样是研究者和好奇者感兴趣的话题。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弩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尚无确切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柘”（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弩弓的射程当大于600步（合今831。6米），张力也当超过12石（合今738斤）。如此具有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奏效。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珍奇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事实。
山东武梁祠壁画中的足镫弩施放图
据《录异记》载：唐僖宗末年，一个盗墓贼被凤翔府官差抓获，当府曹李道审问时，盗墓贼说他“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城之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时“石门刚启，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复进，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进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沙埋死”。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个盗墓贼在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险情危难之后，可谓是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小命。无怪乎他对府曹李道说：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发冢”了。
注释：
[1]竖穴墓：古代墓葬形式。自地面向下竖直挖一坑穴作为墓室，葬入后用土填实。多为长方形或方形。这种墓制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流行。
[2]桁架：由杆件所组成的建筑结构，用以跨越空间，承受荷载。杆件主要受轴向拉力或压力。常见的有木、钢或钢筋混凝土制成的屋架、桥架等。桁架分梁式和拱式两种。同实体的梁与拱相比，桁架单位长度的重量较小，用料较省，并能适应较大的跨度。
[3]方城：即所谓“宫墙”，是环墓穴上口堆砌的垣墙。秦始皇陵地宫的宫墙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原压在封土之下。由于历代对封土的切削损坏，封土堆底面积已小于地宫平面面积，宫墙不再位于封土之下。
[5]秦公一号大墓：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畤原，1967—1986年发掘，是已知东周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呈中字形，全长300米，深24米，面积约5300平方米，有3层台阶，底为椁室，墓内殉166人。该墓曾遭多次严重盗掘，已出土陪葬品3500多件。据石磬刻文，墓主为春秋中晚期的秦景公（公元前577—前537年）。
[6]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墓道，属商代贵族墓葬形制，等级高于中字形墓与甲字形墓。殷墟侯家庄西北冈位于河南安阳市附近洹河北岸商王陵区内的西半部，1934年开始发掘。最大的一座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
[7]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最大的一座中字形墓，墓室面积约17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亦属商代贵族墓葬形制，规模大于甲字形墓。
[8]妇好墓：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西北，殷墟宫殿区内，1976年发掘。上部有夯土房基，可能为祭祀建筑的遗迹。墓圹为长方形竖穴，椁室大部分塌毁，髹漆木棺已腐朽，上附有麻布和薄绢各一层。墓内殉人、狗，陪葬品有1928件，贝6800余枚，是殷墟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某些青铜器物上铸有妇好、好、司母辛等铭文，并发现两件象征权威的大铜钺，而甲骨卜辞中亦屡有妇好领兵征战的记载。一般认为墓主是妇好，有人推测她是武丁（第二十二代商王）的配偶，死后庙号称“辛”，也有人推测她是康丁（第二十六代商王）的配偶“妣辛”。
[9]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陵山上，故又称满城汉墓，1968年发掘。男女同冢异穴，两墓形制大体相同，墓室开凿在山岩中，拱顶弧壁，符合力学原理。岩洞内还建有瓦顶木屋，已腐朽坍塌。墓道口分别用土坯或砖砌筑后，再以铁水浇灌封门。男用一棺一椁，置于汉白玉棺**；女则有棺无椁，棺内周壁以玉版镶嵌，棺外还镶嵌有玉璧。两人均以金缕玉衣为殓服，随葬品共计4200多件。根据随葬铜器上有中山府、中山宦者等铭文，推测墓主应是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刘胜为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封王，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卒。其妻窦绾，宇君须，史籍未载，仅见于出土的两枚私印，死年比刘胜略晚。
[10]吴氏长沙王墓：西汉前期墓葬。1978年发掘，为一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墓，墓圹四壁有两层台阶。墓室为木结构，底部及四周填青灰色膏泥，然后覆土夯实，墓内随葬品丰富。因有黄肠题凑，推测墓主可能为某代吴氏长沙王。据《史记》《汉书》记载，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传5代，到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无后国除。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刘发为长沙王，传至王莽时始绝。
[12]黄肠题凑：中国帝王陵寝椁室外用柏木枋层层平铺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题凑四壁的枋木均与同侧的椁室壁板垂直（即一头抵住椁板呈T字状，一头朝向墓坑周围的土壤壁），从内侧看只见枋木的端头，形如蜂房。题凑用的木料大多是剥去树皮的柏木椽，以本色淡黄，故名“黄肠”。已知最早的题凑见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到了汉代，黄肠题凑成为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黄肠题凑皆发现于竖穴木椁墓中，但题凑木枋的尺寸和叠垒层数并不一致。东汉时期随着砖室墓开始盛行，题凑之制逐渐消失。
[13]高台建筑：古代建筑形式，又称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借着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大型建筑的外观、满足屋主的各种使用要求。
[14]秦一号建筑基址：战国时期秦咸阳宫旧有建筑遗址的一部分，1959年开始调查，1974—1975年进行发掘。它坐落在秦时就存在的一条上原谷道（今名牛羊沟）的东侧。约当秦咸阳城中轴线附近。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每一层台高6米，包含了厅堂、宫嫔卧室、浴室，储藏室等部分。
[15]在所有的金属中，汞的蒸气压最高、挥发性最强，所以在自然界中，单纯的汞是极为罕见的，多以硫化汞（HgS），即丹砂的固态存在。
[1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平江府》曰：“阖闾冢在吴县闾门外。铜棺三周，水银为池，金银为地。”李泰吉《括地志》曰：“齐桓公墓在临洞南二十一里牛山上。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这里的齐桓公是战国时期的田齐桓公午（公元前374—前356年），并非春秋时期的姜齐桓公小白。
[17]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故又称擂鼓墩一号墓。1978年发掘。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蔓道。椁室四周及顶部积炭，其上依次铺青膏泥、夯土和石板，再覆封土。内外棺均髹漆彩绘，外棺加镶青铜框架，有蹄形铜足和铜盖钮。墓主尸体以丝织物包裹，墓内殉人、狗，随葬品共1万余件，其中尤以一套64个编钟最为珍贵。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乍持（作持）”“曾侯乙乍持（作持）用终”之类铭文，说明墓主就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乙，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
[18]明代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至末帝崇祯朱由检为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外，各帝陵都选在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境内，包括长、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思陵，后世统称为“明十三陵”。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及孝端、孝靖皇后的陵墓，位于大峪山下，始建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历时6年完工，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入葬，耗用白银800万两。该墓在1956—1958年发掘，墓中随葬品约2000余件，地宫已于1959年对外开放。关于定陵之发掘过程，请参阅作者另著《风雪定陵》。
[19]明定陵地宫中殿设白玉供案3个，前置黄色琉璃制的“五供”（中置香炉一具，左右各置烛台一座、花瓶一只）。五供前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满芝麻香油，油面有钢制圆瓢子一个，瓢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又名“万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