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无限情（第1页）
廿年无限情
文物，作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无论它最初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乃至于当时它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还是帝王贵族的，都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揭示了中华民族亘古以来绵延不绝的生存、繁衍、奋斗、发展的历史，以及历代先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因而，它的价值和对人类的启迪作用是永恒的。人们可以对历史长河中的某一段途程和某些人物做出不同的评价，但是，反映这段历史文物的价值并不受人们对历史评价的影响和限制，都是全民族乃至人类保护、研究和利用的珍贵历史宝藏。
由于战乱、兵燹等原因，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曾出现的短暂的大秦帝国，留给后人的文字史籍和实物资料极为匮缺，这段历史越来越被淹没在风烟尘土之中。秦始皇陵兵马俑、铜车马、马厩坑、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百戏俑、文官俑等陪葬坑和文物的发现与发掘，以及秦陵地宫奥秘的探索，无疑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那朴素生动的陶文化，刚健恢宏的铜文化，盖世无双的冶金技艺，非凡卓绝的战阵布局……组成了一部浩瀚的秦代历史经典。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是古代先民伟大智慧与非凡创造力和血汗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和永恒的历史丰碑，是融多个民族、多种文化而成一统的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立体而完整的象征。这些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出土文物，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蕴含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发挥着其他精神和物质无法代替的纽带作用。同时，秦陵出土文物那丰富多彩的内涵和神秘莫测的玄机妙法，已成为整个人类借鉴和观赏的重要文化财富。
屈指算来，秦始皇兵马俑从1974年被当地农民发现，到我写这一章的时候已逾27个年头，而秦俑博物馆自建成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22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年，也已相隔了14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也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循着这淡淡的声息，在秦俑馆和秦陵园奔波的日子，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萦绕于记忆深处的那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兵马俑最初的发掘做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杜葆仁、柴中言、王学理等等，这一串与兵马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离考古现场渐渐远去。他们或早已仙逝，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旋涡之中……留在这里的只有袁仲一一人了，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8000兵马俑紧紧联系在一起，让后人铭记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岁月如水，往事如烟，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记得前些年我来秦俑馆时，本打算和时任秦俑博物馆馆长的袁仲一先生做一次长谈，遗憾的是他的应酬太多、事务太杂。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是靠他人提供。
当我后来跟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女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止一次地发现，他和其他队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他们身边蹿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工也拖家带口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谁也分辨不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显然，这位女服务员讲的，只是她内心的一点感受，并不是袁仲一经历的全部，我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考古队长袁仲一（持剑者），向工作人员讲解俑坑出土秦剑的功能与特色
当21世纪第一缕曙光映照秦始皇陵园之时，我再次来到了秦俑博物馆。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在旧的岁月结束、新的千年到来之际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遗落在我一直惦念的博物馆，并有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尽管袁仲一已不再担任馆长一职，但作为名誉馆长兼党委副书记，他仍在馆内外奔忙。在他办公室交谈的不算太长的时间里，同前几次基本相同，他很少说起自己，更多的是谈到当年和自己一起并肩工作的同事，以及他们所付出的辛劳。就在秦陵兵马俑最早的一批发掘者如屈鸿钧、程学华、王玉清等相继去世后，他以忧伤的笔触、澎湃的**，写下了动人衷肠的感怀文字。
在一篇名为《长相思》的诗词中，他哀婉地写道：
（一）怀念屈鸿钧先生
一岁岁，一更更，
血汗滴滴润俑坑，
廿年无限情。
黑发白，皓齿冷，
枯骸褴褛一盏灯，
残照到天明。
（二）怀念王玉清先生
讷于言，敏于行，
秦俑奇葩血染成，
病倒二号坑。
卧陋室，孤零零，
矢志不离生死情，
神鬼亦动容。
唐李寿墓石椁。李寿，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死后葬于今陕西省三原县焦村。1973年3月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甬道、墓室所组成，全长44。4米。石椁前方石龟背上刻有墓主墓志。（摄影：人在旅途）
屈鸿钧（右）与王玉清（左）在一号兵马俑坑发掘现场
对这两首词的含义，袁仲一做了这样的诠释：“屈、王两人和我在一起工作都超过了20年，1972年我在三原挖唐太宗李世民的叔叔李寿的墓时，就和屈鸿钧先生在一起。屈先生原在宝鸡文化馆工作，1954年到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留在了省文管会，从此开始了专业考古的生涯。当他被派往三原挖李寿的墓葬时，已经是位很有经验的考古学家了。他不但能搞田野发掘，还能绘画、修复，堪称考古界的多面手。在三原挖的那个李寿墓很有特点，棺椁是石头做的，还带着门，可以打开、关闭。墓志的外表是只乌龟，打开龟盖，里面放着墓志。就在那座墓里，出土了时代最早的壁画，现在这壁画正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当时挖这个墓主要就是我和屈鸿钧先生，白天我俩在一个墓坑里，晚上睡在当地老乡家的一盘土坑上，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1974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兵马俑，我们又转到了这个工地。刚来的时候住在一棵大树下，后来找到农民养羊的棚子和一间放棺材的房子住进去。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我们就在村头捡回了两块破席片，坐在席片上看书、吃饭，晚上在自己带来的破木箱上，点一盏小煤油灯看书、写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屈先生戴一顶破草帽，满身泥土，一年到头在田野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整个一号兵马俑坑，他从头到尾参加了发掘。而刚来到这里时，他的头发是黑的，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的，牙齿也渐渐脱落了。再后来眼睛患了白内障，走路都很困难，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退休后主要同病魔做斗争，直到1997年去世。这怀念的诗词就是从屈先生的人生经历中提取出来的，是他命运的写照。”
和屈鸿钧的人生经历有些相同的是，原籍陕西省兴平市的王玉清，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专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为了收集文物，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整天在农村跑来转去，竭尽全力去寻找线索，发现、收集散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现馆藏的一级文物大多都是他在那时收集的。
1954年，王玉清到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留在了陕西省文管会。同屈鸿钧先生一样，他作为通晓业务的骨干力量开始了考古生涯。在秦陵兵马俑发现之前，他已主持、参加发掘了几百座墓葬，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文章。当秦陵兵马俑发现之后，王玉清正在礼泉县发掘唐朝著名开国将领程咬金之墓。作为不可或缺的一名优秀考古学家，他被上级领导紧急召回，赶往骊山脚下的兵马俑发掘工地，想不到在俑坑一蹲就是几十年。退休后本应回礼泉县老家颐养天年，但他总是舍不得离开兵马俑发掘工地，除节假日回到老家看一下老伴、孩子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秦俑馆一间夏天酷热、冬天冰冷的平房里，和其他考古队员一道继续从事着兵马俑坑的发掘、清理工作。1994年夏天，已是74岁高龄的王玉清在二号兵马俑坑勘察探方时，突然跌倒在坑中，他挣扎着爬起来，又跌倒，再爬起来，再跌倒……其他人员见状，急忙赶过来将他抬出俑坑，并送医院抢救。他被诊断为脑出血，经抢救性治疗，总算度过了鬼门关，但身体已呈半瘫痪状态，再也无法自由走动了。出院后，王玉清重新回到了秦俑馆那间简陋的小平房休养。每到晚饭之后，他都坐在轮椅上，由从礼泉老家赶来照顾他的老伴推扶着，在兵马俑三个坑的外围转上一圈。再后来，又不幸身患老年痴呆症，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基本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家人将他送回礼泉县老家静养。但此时的他整个灵魂已融入自己所热爱和追求的事业之中，每当稍微清醒时，便吵闹着让家人将他送回秦俑馆，他要在那间小平房里住下去，每天看一眼兵马俑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这种对兵马俑坑的痴迷和依恋，在袁仲一看来正是他几十年来对事业的执着和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相信鬼神有知，亦为之动容。只是这次他再也没能回到秦俑馆，2000年12月，王玉清病逝于礼泉县故乡，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