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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愈合的裂痕
1988年12月22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满怀**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
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同时也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耀目的丝绸之路。
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7000公里的古道上，中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媲美”的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实是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有罗马的金银财宝，还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他各国的胡豆、胡瓜、核桃、芝麻、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然，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愿和自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他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况且丝绸的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18世纪末，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1000多万两白银做代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不愿再做这桩残酷的交易时，以“弱肉强食”的理论行事的西方列强，便使用大炮轰开了中华的大门。于是，他们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鸦片交易更为昂贵的金银财宝，中华民族遭到了比购买吞吸鸦片更加迅速的灭亡之灾……然而长夜迷蒙，噩梦乍醒。惨痛的历史渐已生锈，血泪却难消失。当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站起，当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洗掉脸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领结，以友好的姿态踏入中国时，却发现面前竟横隔着一条条难以愈合的裂痕——故事之一：
1988年秋，西方某国一个旅游访问团来到秦俑馆参观。当这个团的成员走进秦俑一号大厅时，顿时被面前的兵马俑军阵惊得目瞪口呆，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势。唯有一个看上去精明机灵的青年却与众不同地没有惊觉之意。当旅游团成员在导游娓娓动听的讲解中缓缓前行时，那机灵的青年用眼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悄悄挤出人群，在确定没有危险后，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对准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马俑。
就在闪光灯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时，他又旋即躲进人群之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听起导游的讲解。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青年人的相机按住，打开盒盖，将胶片抽了出来。整个过程短暂迅速、干脆利落，大出包括照相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
年轻人见整个胶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顿足，呜里哇啦地叫唤起来，其悲痛之状如丧考妣。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未理会青年人的叫唤，抬手指指竖在坑壁旁“严禁拍照”的白色木牌，潇洒地走向别处……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看起来并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后，还是找到了那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采访。
“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在复述了别人讲给我的故事之后，为防止讹传，我特意说出此言以证真伪。
“是真的。”他答。
“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您带有一种奇特的心理去做了这件事。”我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做出推断。
他笑了笑：“没有什么奇特的心理，本来大厅中明明白白竖着‘严禁拍照’的牌子，他却视而不见，非要和我们较劲儿，那我们按规矩就要给他一点惩罚。”
“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许我的推想错了。”
“不是错了，你说得也有一些道理。一般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客，如果在大厅里拍了照，我发现后大多是先解释或提出警告就算拉倒了，用不着什么惩罚。而对有些国家的游客却不能含糊，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要不他还以为你软弱可欺，以为这里是100年前的敦煌莫高窟或圆明园，要是给他一点惩罚和颜色，他就会清醒地认识这兵马俑坑再也不是100年前的敦煌莫高窟，可以任他们盗窃、践踏，也不是圆明园，可以任他们抢劫和焚烧。那个年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昨天的中国了……也许这样做显得有些过分或不太友好，但要友好就要相互尊重。
你若不尊重我，我也很难尊重你，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现在还道貌岸然、趾高气扬的国家中的人……”
工作人员说完这番话后，望着我反问道：“你认为我想的和我做的是错还是对？”“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理解就是最好的回答，我想。
故事之二：
在秦俑博物馆大门口的治安办公室里，我和干警聊着近几年的治安情况。
“还有没有人敢来盗窃将军俑头一类的文物？”我问。
“自从秦俑馆建馆以来，从没有发生文物失窃事故，至于以前将军俑头、武士俑头还有其他什么头被盗，与秦俑馆毫无关系。”身边的高副科长说着，似在证明着什么。
我怕重新落入将军俑头案之争的怪圈，干脆说道：“那扒窃游客财物的小愉，这些年应该有并且也应该会出现在秦俑馆吧。”“这倒是事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对付这些不法分子的。”他说着，瞥了一眼墙上悬挂的一长排耀眼的锦旗没有再作声。我知道那便是他们业绩的标志和人生的荣耀。
关于抓扒手的话题，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建立过功绩和付出过代价。
“前几年这里的小偷比较多，大多从西安市过来的。其特点是脚穿平板鞋或球鞋，这些鞋子基本都是新的，他们几乎三五天就要扔掉一双，重新换一双式样不同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公安人员从留下的脚印中辨别出他们的踪迹。但他们衣着打扮却比较普通，褂子上的扣子大多没有齐全的，因为他们经常在人群拥挤的公共汽车或商场行窃，扣子有不少被挤掉。我们掌握了这些扒窃分子的特点后，比较容易地抓获了一大批。后来是西安的扒手来一个栽一个，最后一个也不来了，都到其他地方开辟阵地去了……”公安干警兰革利向我生动地描述了抓扒手的经过。
另一名尚不知姓名的干警接着讲道：“1990年11月那次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个与众不同？”我问。
“那个时候北京正在开亚运会，外国游客来得特别多。一连几天都有外国游人跑到治安办公室，报告说自己丢了相机、钱和其他贵重东西。我们感到很奇怪，怎么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发生了数次外宾钱财被盗的事件？难道是西安和当地的扒窃集团又在反攻，打进秦俑馆？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帮扒窃分子的踪影。
“这是一帮完全不同于西安和当地扒窃分子的盗窃团伙，每个人都是西装革履，打扮整齐，看上去很有些商界人物的味道。我们在暗中观察时发现，这个扒窃团伙共有9人，所采取的扒窃步骤和方式是3人为一组，共分3组。
“每组又分前、中、后三点一线，最前方的是跟踪外国人，第2个紧随背后掩护，而第3个则拉开一定的距离，手端照相机悄悄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一看这阵势就知道遇上了高手。根据不同的敌情，我们也改变了往常单个跟踪的战术，也分为3人一组，将计就计，给他们造成了掩护和观察上的困难。
“这样在一天之中就将两组6人全部在作案的瞬间当场抓获，共缴获照相机3台和约合13400多元人民币的外汇。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查我们才进一步得知，这是一帮从桂林赶来的扒窃分子。这个团伙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受到公安机关的通缉的在逃犯罪分子，号称‘西南虎’。奇怪的是他们行窃的对象全是外国人，并对西方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的洋人特别感兴趣。我们在初审中问罪犯朱国林和李建国，为什么不扒窃中国人的财物而专盯洋人，他们的回答是：‘中国人太穷，一是没有多少钱财，再说中国人偷中国人的东西也不仁义，算不上站着尿的男子汉。洋人们钱多物重，得手后感到过瘾和解气，因为他们在旧社会来中国耀武扬威并且还明抢明夺。眼下的政策不容许咱明抢明夺，暗地里摸他们点钱财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罪过……”听完这位干警的叙说，我心里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