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的崛起（第2页）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镫是何时产生的这一问题，不同国籍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原先人们似乎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发明属于西徐亚人（Ss）、立陶宛人，特别是阿瓦尔人（Avars），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或许李约瑟的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传说中的中国最早的马镫是受登山时使用的绳环的启发，但是绳环不适于骑马，因为如果骑士从奔跑中的马上摔下来，脚就会被绳环套住，飞奔的马也会把人拖伤。于是古人就对绳环加以改进，用铜或铁打制成两个吊环形的脚镫的雏形，悬挂在马鞍两边，这就是马镫。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镫，于是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镫。[4]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镫，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镫。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邪王氏族墓群，在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俑，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4世纪初迁到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心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5]。
南北朝时期，中原与其他地区马镫与拴系位置对比图。这组马镫都置于马鞍部中间偏前的方位，而且位置稍稍偏下，正是人骑在马上脚下垂之处。实用马镫和雕塑品上的马镫，说明南北朝时期中国各地区不仅出现了马镫，而且在北方和南方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马镫的形象资料。其中最早绘出马镫的是北周（公元557—581年）所绘的第290窟，该窟窟顶绘有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的《佛传故事》，在画面中有3处出现了备鞍的马，鞍上均画了马镫。在该窟的《驯马》画面中，马鞍上也画了马镫。从已发掘清理的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镫、马鞍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形。该墓墓道绘有出行与回归图，图内绘有许多鞍马人物，其中马、镫、人三者关系表现极为充分。画中的马，或悠然前行，或奔驰如飞，有的作勃然跃起状，骑乘者靠脚下所踏的马镫可持身体平衡。据考证，娄叡墓的时代为北朝晚期（约公元570年），足见当时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已经熟练地使用马镫了。
俑坑出土陶马上的鞍垫
马镫发明以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5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经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如此看来，作为一个小小的马镫，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不过在西汉茂陵的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6]，牛背上也有一个镫的雏形，这个镫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在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镫产生，对于骑兵达到鼎盛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不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示吗？那牛镫不正是马镫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业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镫或产生了马镫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北魏冬寿墓出土的壁画，仍没有马镫
西安北周墓出土的武士俑与甲骑具装俑，此时尚没有马镫
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的马镫、马鞍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情形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战争纷乱，这个状况正好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未稳之时，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据河套及北方的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的白登山7天7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强烈认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思考和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收到成效。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灌婴率85000骑兵进击匈奴，取得了初步胜利。到了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萧关一带，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10万，驻守长安一侧，“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前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之时（公元前140—前87年），骑兵部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历史使命。
汉武帝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之时，就极为重视马政建设，下令繁殖军马，扩建骑兵。经过六七年的努力，已拥有甲马45万匹，从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匈双方在阴山和祁连山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争夺战，汉朝每次出兵都在数万骑以上，最多的一次达到18万骑。公元前128年，匈奴骑兵入侵雁门，杀死汉军千余人。汉朝大将军卫青率骑兵3万驰救，匈奴败退北还。次年，匈奴发兵攻上谷、渔阳郡（今北京市区以北地区），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李息率精骑数万，采取大迂回战略，暂置上谷、渔阳于不顾，而是西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迅速沿黄河向西，绕至朔方侧后，对河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进行袭击，一举歼敌5000人，缴获牛羊百万余头，迫使二王北遁。卫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尽得秦时河南地，从此，汉朝在此设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战，揭开了中国骑兵时代的序幕。从此，骑兵作为一股成熟和庞大的军事阵容，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却河南之地，痛心疾首，过之者未尝不哭。右贤王曾多次进攻朔方郡，想夺回河南失地，但无不被汉军骑兵所击败。公元前121年，汉军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河西之战”。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西进河西走廊，奔袭1000余公里，共歼匈奴4万余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大将军卫青与霍去病分率两个骑兵纵队约10万人，分别出定襄、代都，又发动了“漠北大决战”（今蒙古库伦东南地区），共歼匈奴主力9万余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廷从此绝迹。这次战役，在反映了汉骑兵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的同时，也标志着独立的骑兵战术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切，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赵国与东胡、匈奴、林胡、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民族，经常以骑兵侵扰赵国。为加强边防，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着短装，上褶（褶服，一种胡服）下胯（裤），腰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借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
[2]咸阳杨家湾汉墓：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墓葬，位于陕西咸阳市郊杨家村附近。共两座，南北并列，编号为四号和五号墓。1970—1976年发掘，1965年曾在四号墓南面清理出兵马俑坑11座，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1965件、舞乐杂役俑100多件。又有战车坑一座，居于两列之间，已被扰乱。这批俑群步伍严整，人马都经彩绘，俱体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面貌。车坑居中，表明当时仍旧沿袭把战车放在主要位置的传统军制。骑兵俑数量虽不及步兵俑，但集中排列，自成方阵，表示骑兵已成为独立战斗的兵种。两墓因距汉高祖长陵较近，墓中又有银缕玉衣残片和兵马俑从葬坑，墓主可能地位不低于列侯，据推测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
[3]大骆，秦人的先祖之一。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本为嬴姓，其世系在西周末年时一分为二——造父救乱有功，穆王封之于赵城，其后为赵氏；大骆因造父之宠，亦姓赵，大骆生非子，居西犬丘，善畜马，孝王邑之秦，复姓嬴。秦人即是大骆这一支族的后代。
[4]20世纪50年代后期，湖南长沙市近郊发掘一批西晋砖室墓，其中的金盆岭九号墓出土了“永宁二年五月十日作”篆体铭文砖，随葬品里有一组以青瓷制造、供墓主人出行的车马仪仗俑，是当时世家大族拥有众多属吏和部曲（私人军队）的真实写照。其中有骑吏俑14件，马上鞍具齐全，有3件在鞍的左前侧处做出三角镫形，可视为中国内地开始使用马镫的例证。
[5]冯素弗夫妇墓位于辽宁北票市西官营子村将军山东麓，为同冢异穴。1965年发掘，是十六国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据《晋书》记载，冯素弗为北燕天王冯跋之弟，北燕国的建造者之一。墓中出土的两只马镫，以桑木为心揉做圆三角形，上悬长系，外包钉鎏金（古代金属工艺技法，系把金与水银合成，涂在铜器表面，加热烘烤，使水银蒸发，金则附着于器表）铜片，是早期马镫中有确切年代的一副，成为研究马具发展和断代的重要资料。
[6]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市，为茂陵陪葬墓之一。墓前有象、牛、马、鱼、猪、虎、羊、“怪兽食羊”、“人与熊门”、“马踏匈奴”等16件石刻。作风浑厚朴素，雕刻手法极为简练传神，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而又保存完整的成组石刻，堪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