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杀周幽王的千古悬案（第1页）
弑杀周幽王的千古悬案
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楚国，原为殷商的方国，西周时，其首领鬻熊归附周文王，三传至熊绎，受周成王封，居丹阳。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生三子。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或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遂去其王号。又传三世。史载“楚至熊渠始大”，至熊勇始有确切纪年。熊勇元年为公元前847年，时为西周晚期的厉王时代。
姬姓之随（曾）的立国时间，史无记载，但《国语·郑语》记西周末年周人史伯答郑桓公问时，曾有这样一句话：“……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也。”从中可知，至迟在西周晚期，在成周（即今洛阳）之南早有一个姬姓的随国存在了。《春秋》哀公元年，记随与楚、陈、许等国联兵围攻蔡国，是见于现存史籍中随国最后一次行动，这就是说，随至少在春秋末期还存在。关于它的地望，《左传》桓公六年记楚斗伯比语云：“汉东之国随为大。”明言地处汉东。结合《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涢水》等对地理沿革的记载，可能肯定，随国都城就在今随县范围内。
在擂鼓墩古墓发掘之前十几年，考古人员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一片商王武丁南征虎方的卜辞，内中提到南方有一个曾国，地理位置在今河南中部，柘城西，潧水东。据考证，这个曾国是姒姓之曾，原为夏人遗裔。当周武王灭商后，这个曾国被兼并和被迫迁移，大部分曾人迁到今山东峄县一带，并继续以曾国相称，文献称作“鄫”，金文作“曾”。新兴的周朝开始在姒姓曾国的故地另封了一个姬姓的曾国，始封的时间大约在周成王大封诸姬姓之时，或者稍后，但不晚于西周早期。从出土的“安州六器”推断，学术界多定为昭王时器，因而姬姓曾国受封当在周昭王南征之前。
姬姓曾国受封后，文献中作“缯”，而金文中作“曾”。随着周边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新封的姬姓曾国朝气蓬勃，不断向西南部开疆拓土，抢占争夺有利地形。第一次把触角伸到了今河南方城县附近，并为后世留下了缯丘与缯关的历史地名。第二次大规模进击，已占据了今随州辖境，并把随州作为国家的首都开始经营。就在擂鼓墩古墓发掘半年后的1979年，随县农民在季子祠西侧发掘出一座古墓葬，出土编钟、容器、马衔、戈、戟器等随葬物品40件。其中两件戈均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其二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怡”二字，当属人名，无疑指的是同一个人。[1]从前一件戈铭来看，肯定是指姬姓，因为他是“周王孙”。《史记·周本纪》载：周的始祖弃，“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从后一件戈铭看，这个季怡不但是曾国的大工尹，还是曾国的公族，因为他的先辈“穆侯”只能是曾穆侯。他既是曾国公族，又是姬姓，那么其出生国——曾国无疑应当是姬姓，此点已没有什么疑问了。
这个姬姓的曾国经过许多年的努力，终于从周边诸多小国中脱颖而出，出现了“汉东之地随为大”的政治局面，成为名副其实的汉阳诸姬之首。
至于这个姬姓曾国在文献上被称为“随”的悬案，有学者认为其地固称随，因而文献多称之为“随”。或如方酉生所言：一些封建卫道士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就用周礼来贬低它，将曾国贬低称为随国，表示敌忾之意，这是由当时的价值取向和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其根源可谓久矣。
《史记·周本纪》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昭王是周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之后第四代王（南按：武王之后分别是成、康二王，据2000年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成果，昭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995—前977年，共19年），所谓“王道微缺”，即国家政治衰落不振。“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指昭王在渡汉水时，中途船坏，被水淹死。2003年1月，在陕西眉县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在一个铜盘的铭文中刻有昭王“朴伐楚荆”的字样，由此可知司马迁记载“南巡狩”只是一种饰词，实际是一次伐楚的战争。[2]因为此事是件很丢面子的事，周王室不愿张扬，所以就没有向各诸侯国发出讣告。
关于周昭王南征之事，其他典籍也有点滴披露。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也就是说，周昭王是被摇船的人设计，稀里糊涂滚落水中淹死的。周王溺毙后，一个叫辛游靡的卫士把他的尸体抱上了岸。据《吕氏春秋·间初篇》载，周昭王“亲将征楚”，由身高力大的辛余（游）靡做他的车右。归途中过汉水，“梁”折断，周昭王溺毙于水中。辛余靡入水抱住他的尸身，游到了北岸。另据《初学记》第七卷引《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过汉水时，遇到“大兕”，即雌的犀牛；十九年，又南征，突然天昏地暗，野鸡和野兔都吓得四散奔逃躲避，周期“丧六师于汉”。屈原《楚辞·天问》有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雉是一种野鸡，史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越裳国来献白雉。昭王德衰，不能使越裳国复献白雉，故欲亲往迎取之，但没说是因何而死。
昭王逢白雉（屈原《离骚·天问》插图，〔明〕萧云从作）萧云从自注：“昭后于越裳氏逢白雉，而后有南土之底也。献鸟者佛其首，画其礼也。”
从以上典籍记载看，无论是昭王南伐楚荆还是逢彼白雉，是因桥梁折断而坠亡，还是因胶船散架破裂而溺毙，皆没有明指是楚人所为。但也有人认为昭王之死，就是楚人所害。如《左传·僖公四年》所记，在昭王溺毙300年之后的公元前656年，于著名的齐楚召陵会盟中，齐国的丞相管仲代表齐桓公向楚成王的使者数落楚国的罪过：“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意即追究昭王南征被楚人打败并害死之责任。出身于汉水中游的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注释《天问》所谓的“昭后成游”等句时，极其干脆明了地说：“（昭王）南至于楚，楚人沉之。”对此之说，楚人则矢口否认，当管仲以咄咄逼人之势逼问楚使者时，对方轻巧机智地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一句话说得不可一世、能言善辩的管仲无言以对。后来的学者杜预对此注曰：“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
无罪而偏要欲加之罪，除了齐人故意要扼制楚人气焰外，就这件事本身，与楚人的异姓地位有关。楚国自从鬻熊投奔西周之后，到周王朝的建立，几代人都对周王室忠心耿耿。但周成王对楚国的封爵，以及在岐阳会盟，与分赐铜器等方面，因为他是异姓，给以很不公道的待遇。尤其从受封之后不久，一直到周宣王的200多年里，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征伐，使楚几乎灭亡，因此造成了楚对周王室深刻的敌对情绪。既然有了敌对情绪，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室国家的君臣，自然也借机对楚国施以颜色，除了借昭王溺毙于汉水找碴闹事，还在称谓上给予对方以轻蔑的名号。从发掘的情形看，楚人在埋藏于地下的青铜器中，无一例外地自铭为“楚”，从不称“荆”，但古代文献中却屡屡见到“荆楚”“楚荆”或“荆蛮”的字眼。这就是说，楚人以楚为国号，并深以自豪。而周王朝的宗室诸侯国，则以荆山之地称之，似有不承认其诸侯国之意，至于荆蛮这一名号，则是公开的污辱性称谓。
原作为周天子宗室一支的曾国，之所以自称为曾，而其他诸侯国将其贬称为“随”，除了曾国后来像墙头之草顺风而倒，不断围着楚国的屁股转圈以图自保外，还与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这个事件就是弑杀周幽王，也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而亡国的故事。
《史记·周本纪》载：“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所谓“西周三川”，乃指西周王朝首都镐京附近的泾水、渭水、洛水，此三水皆在今陕西中部地区，属西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岐山乃周王朝的发源地，好端端的江山，突然水竭山崩，用《易经》的卦相来说就是“主大凶”，意味着西周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除了山崩地裂，还有人心大散，周王室已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但这个时候的周幽王不但不把天象异兆放在心上，反而又跟一个叫褒姒的妖艳女人**，折腾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史记》接着说道：“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又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事情很明显，整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中的周幽王为讨妖艳美女褒姒的欢心，除了**不止，暴虐异常，还不惜废掉申后及太子，换上了褒姒及其儿子。更为荒唐的是，为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竟丧心病狂，在维系着周王朝生死存亡的军事重地烽火台妄点烽火，致使前来支援的诸侯倍受戏弄和深感羞辱。如此闹腾的结果是周幽王被申侯联合其他方国与部落的军队弑杀于骊山脚下。
当此之时，包围周王朝首都并干掉幽王的主角是申国的军队，配角则是犬戎和曾国兵马。申国是申后的娘家，太子宜臼的老娘家，当被废掉的太子悄悄潜往申国避难时，申侯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索性联合曾国与犬戎部落，共同发兵讨伐周幽王。申国的位置在今河南西南部的南阳盆地，与曾国为邻，西夷犬戎是北方一个凶悍的少数民族部落，活动范围是邻近今宁夏、甘肃的陕西西北部地区，处在周朝王畿之地的西北部。申、曾与犬戎联手，正好形成对周王朝中央的夹击之势。当时的太史伯已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局，《国语·郑语》载：“史伯谓（郑）桓公曰：‘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可惜的是整日沉浸在逐鸡追狗，寻欢作乐中的周幽王已顾不得这些了，在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强大重击下，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陷落，幽王在败退中被杀身死，延续了275年的西周王朝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继续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这一年即孔子所整理的鲁国史书《春秋》的起始年，从此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却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频繁变革、战争连绵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世系表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宣王—幽王
就当时形势和各路诸侯的习惯思维而言，虽然周幽王德衰无道，内外结怨，但仍是普天之下众人仰望的天字第一号人物，是当时人世间近似神灵的天朝国君，谁要是胆敢伤害他一根毫毛，就是弑君弑父的叛逆行为，属于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水，300多年后齐国的管仲仍在追究这件事的责任，这固然是齐国君臣施展的伎俩，想借此要挟压制楚国，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凛然的王权是不容侵犯的。只是楚的使者咬紧牙关，就是不认这笔账，此事才算不了了之。混账的周幽王正是依仗世俗中认同的王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点，才有恃无恐，任意折腾，直弄得国破人亡方才罢休。很显然，在周宗室各路诸侯看来，幽王骊山被杀，是因为申、缯、犬戎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此举乃逆天大罪。在这三个凶手里面，申虽是具体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典型的首犯，但申侯是太子宜臼的舅氏，拥立新天子平王的功臣元勋，功过是非纠缠在一起，其他诸侯一时还无法对其鞭挞和兴师问罪。至于两个从犯，或曰帮凶，犬戎尽管也很强大，但不是诸侯，又是另类民族，事成之后退守其所在的边疆猫了起来，不再抛头露面，此事便不了了之。只有缯国是罪责难逃的帮凶，也是最适合当替罪羊和各路宗室诸侯讨伐的对象。虽然缯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和申国以及周平王的支持，暂时没有被其他诸侯明正典刑，但在当时各路诸侯和普天之下百姓之间，却受到了道义上的讨伐与责难。到了汉代，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在《楚世家》中还曾这样说过：“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这里，司马迁用了一个“弑”字来表示周幽王身亡的历史事件。“弑”的本意固然可解释为臣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之意，但还有一种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伤天害理的弦外之音隐含其中，对“弑者”无疑是含有明显贬义的。或许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原因，缯国在参与弑君的一年之后，古代典籍中就再也见不到“缯”了。尽管缯国后来力量不断壮大，开疆拓土，及至京山、新野、随县等大片区域，并在今随县城区立都，由缯改曾，成为汉水以东各诸侯国的龙头老大。但在其他诸侯国看来，这个国家只配叫一个随风飘摇，或见风使使舵，有奶便是娘的“随国”，而断断不能称其为有着周王室血统的曾国了。
——这就是曾即随，及随国与曾国关系转变的来龙去脉。
注释：
[1]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期。
[2]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眉县杨家村5位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多达27件。眉县及宝鸡市文物部门闻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连夜清理发掘完毕。经专家初步鉴定，27件青铜器分为盘、鼎等器物，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代的标准青铜器，权属“单”氏家族。皆有铭文，总数不会少于3000字，实为罕见。此次出土的青铜盘有铭文360余字，从周文王追溯到周宣王，囊括了西周的十二代王，再往下一代，西周就亡国了。
对于这批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察后说：“早些年在扶风曾经发现过一个著名的青铜器，叫史墙盘，史墙盘里有关于周昭王南征的事，因为文字古奥难懂，所以有不同理解。而这个盘里就说得很清楚了，是‘扑伐楚荆’，显然是一次南征，一次战争，这个铭文的发现就解决了很重要的学术争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