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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谜团
颜师古注《汉书》影印件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入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的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两千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决定就地筹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便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优秀的中国古代文明。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争议的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墓主究竟是谁？若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记载，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赵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却是赵眜，这个名字显然与史书上的记载不符，那么这个赵眜是否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赵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样弄错了？是谁将它弄错了？
《汉书》影印件
依据考古学大师夏鼐“尽快写出发掘报告，以向学术界公布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的指示，南越王墓发掘完成之后不久，参加发掘的黄展岳、麦英豪等主要成员很快编写出了《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的名义，刊发于《考古》1984年第3期。就在这篇初步报告中，编写者认为“赵眜”就是“赵胡”，并对两者的关系首次做了这样的公开解释：
……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玺”金印，故确定为第二代南越王。《汉书·南粤传》记赵佗僭号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去僭号，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玺”。今本《史记·南越列传》脱失“文帝”二字。这枚“文帝行玺”的发现，证明《汉书》记载是正确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僭号为“文帝”。史汉本传均谓赵佗传孙胡，但发现的名章作“赵眜”，又有“泰子”印二枚，与史汉皆不合。我们认为，如果单从“赵眜”“泰子”二印考虑，似可斟酌，但“赵眜”印与“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眜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记》误“眜”为“胡”，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现在应据此印文改赵胡为赵眜，还他本来名字。
这份报告一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爆了一场学术大争论。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赞成以上的看法，也有学者断然否定以上的看法，并发表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著名学者余天炽先生最先提出，赵眜根本不是赵胡，而是赵胡的父亲或者长兄。他在《南越文王的名字、卒年辨》一文中针对报告提出的观点，做了如下的批驳：
广州南越文王墓在墓主人身上出土了“文帝行玺”龙纽金印一枚，同时同地还出土了“泰子”龟纽金印一枚，“泰子”覆斗纽玉印一枚和“赵眜”覆斗纽玉印一枚。《初步报告》说：因“‘赵眜'印与‘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眜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汉把赵“眜”误写成赵“胡”。因此，“现在应据印文改赵胡为赵眜，还他本来名字”。
这是史汉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的对南越王名字的更正，很清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史汉致误的原因，《初步报告》认为，“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
“或”，不确定也。孔子说：“或之者，疑之也。”（许慎：《说文解字》，《或》字条引）可知，《初步报告》的作者断定是史汉致误，尚无确凿证据，只是以疑而断也。
是不是司马迁所据的档案资料不实而致误呢？我以为不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南越国历五世93年而亡。史汉对南越王的名字，记载一致而且明确。就五代南越王在位时间看，赵佗居首，赵胡次之，赵婴齐又次之，赵兴居四，赵建德居后。在五代南越王中，在位最长和最短的都因所据资料档案翔实，名字都写对了，唯独在位长达十余年的第二代南越王，太史公得到的档案资料就不准确，以致连名字也写错了。真是这样么？！造成这个历史真实的偶然性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赵胡在位期间与西汉王朝的交往甚多。据史汉记载，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卒，佗孙胡继立为南越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趁南越国旧王新丧，新王初立，国内未集之机，发兵攻打南越国。赵胡遵汉约，守职守，不敢擅自兴兵相攻击，而立即派人上书汉武帝，请求天子出面处理。后来，汉武帝不仅派两将军攻打闽越王郢，惩强救弱，而且先后派唐蒙、庄助、严助三人出使南越国，晓谕南越王赵胡入朝谢恩。赵胡均称病推辞，而派其子婴齐入质于长安达十余年之久。在五代南越王中，除赵佗而外，与西汉王朝交往最多的是赵胡。邂逅，相遇，连名字也记错是常有的事。但是，与汉朝交往了十多年，又是汉朝密切注意的“强胡劲越”的南越王，怎么会连名字也搞错呢？
第三，西汉行郡国之制，郡县有编户之籍，诸侯王设王籍。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削去南粤之籍”（《前汉书·西南夷两粤传》）。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恢复南越王“故号”，赵佗死孙胡立，继位为南越王，他的名字当然也记入汉朝王籍。如此重要的国家档案文书，竟然会把南越王“赵眜”错写成“赵胡”？果真如此，汉唐盛世，文章风采之邦，将何以言之？
第四，赵佗在上汉文帝书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写上：“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这大概是一般的上书格式吧。赵胡上书汉武帝起码应有三次：佗死，他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时要上书汉武帝，以便得到汉朝的承认。第二次是建元六年那次，上书请汉武帝处理闽越王擅自兴兵攻南越事。第三次是他派太子婴齐入质长安时。赵胡这几次上皇帝书，当然不会连“南越王臣胡”也不写，或者是懵懵懂懂，连自己的名字是“赵眜”却错写成“赵胡”的。因为从史汉的记载看，我们尚无法证明赵胡是晋惠帝式的白痴。
第五，我国古代史官之设，相传始于黄帝。其职掌专事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及掌管国家的图书、历象、占验之事。史官记言记事，历来讲求翔实直书。司马迁世称良史，他为汉武帝之太史令时，已“年二十八”（《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既为史官和历官之长，掌天文及国史，当然他就不仅能看到金匮石室之藏书档案，而且也能看到史官们当场记下有关唐蒙等人出使南越国的汇报，赵胡给汉武帝的上书及汉朝廷有关处理南越和闽越关系的议论和决定。凭借这些翔实直书的实录材料，太史公怎么会把南越王的名字搞错呢？
于此可见，“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此疑怕难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传抄“笔误”？古文献中，常有因辗转传抄而笔误之事。汉代尚未有印刷术，其时传抄致误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后会更多些，这是事实。但是，古文献的传抄笔误一般多出于字形相似、偏旁相类、音义相近的字，并非凡字都会笔误。“眜”字，《说文解字》载：“从目，末声。”而“胡”字，则“从肉，古声”。可见，“眜”与“胡”，无论是字形、音义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难造成笔误。且《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提到赵胡名字的共有八处，《前汉书·西南夷两粤传》中也有七处。如果是班固传抄笔误，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竟至于七而不发觉？！
说实在的，时至今日，我们尚无法找到确凿的例证，甚至是孤证，以构成我们“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的假证。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又怎好以疑而断，肯定是班固把“赵眜”错抄成“赵胡”呢？
因此，我们以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名字还是叫“赵胡”，而不是“赵眜”。史汉所记应无误，我们尚不敢贸然为赵胡立案更名。
的确，“赵眜”印和“文帝”印同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并认真去解释研究的问题。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的途径去探索：
第一，“赵胡”“赵眜”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若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就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史汉误写了，要么是“赵眜”是赵胡的别名。前一种解释我们已论证了其不可能，后一种解释说实在我们也无法证明它成立。因为，人有别名，早见于先秦史籍。齐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爱称她为少齐（《左传》昭二年）。这是一例。但是，赵胡的别号“赵眜”，却全无历史记载。而且，不但南越国其他四代南越王均无用别名的习惯，就是同时期的汉朝皇帝、同姓诸侯王亦无此习惯。可见，“赵眜”不可能是赵胡的别名。“赵眜”“赵胡”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几枚印玺来看，南越文王赵胡，亦非“赵眜”。在封建礼制统治森严的年代里，印纽饰和印的质料的区别，本身就是这种等级统治的一种表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与龙纽金印“文帝行玺”一同出土的两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龟纽金印，另一枚是覆斗纽玉印。这两枚“泰子”印的纽饰和质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说明它们不是一个“泰子”的用物，而是两个“泰子”的信物。同时，“赵眜”覆斗纽玉印，其纽饰和质料与那枚覆斗纽“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泰子”印虽然是龟纽而不是龙纽，但它与“文帝行玺”同为金印。所以，我们认为。金质“泰子”龟纽印，应是“文帝”赵胡的太子印，玉质“泰子”覆斗纽印，应是“赵眜”的太子印。赵胡、“赵眜”是两个太子。
第二，既然赵胡、赵眜是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汉误记，那么，“赵眜”是谁呢？我们的猜测，一个可能是赵胡的父亲，另一个可能是赵胡的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