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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卷六
子路第十三
原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今译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再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张居正讲评先，是倡率的意思。劳，是以身勤劳其事。倦，是厌怠。子路问为政之方，孔子告之说：“为政有本，不宜徒责于人，惟当反求诸己。以兴民行，毋徒以言语教导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亲其亲，则先之以孝；欲民长其长，则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则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则先之以用情。件件都从己身上做个样子与他看，则民自有所观感兴起，而教无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驱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劳之。如欲民勤于耕，则春省以补其不足；欲民勤于敛，则秋省以助其不给。或劝课其树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亲自与百姓每料理，则民竞相劝勉，而事无不举矣。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负其兼人之勇，以为政亦多术，恐不止于先之劳之二者而已，故复请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说：“为政不在多言，前说已尽，无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终者少，子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虽已兴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虽已举矣，所以勤劳之者愈力，则教思无穷容保无疆，为政之能事毕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广然先劳无倦，不止居官任职者为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当于此深加之意也。
原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今译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赦免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说：“如何来辨别是贤才而将其选拔出来呢？孔子说：“选拔你所了解的。至于你不了解的，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
张居正讲评季氏，是鲁大夫。宰，是邑长。有司，是众职。赦，是宽宥。昔者仲弓为季氏属邑之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说：“宰兼众职，若不分任于先，何以责成于后?故必先授其任于有司，使各专去办理，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人有大过，固不可不惩，若小小差失一概苛责，则法太密而人无所容，故必于小过而宽宥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至于贤才不举，则众务必至于废弛，故凡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这便是为政之道。”仲弓又问说：“先有司可能也，赦小过可能也，若夫贤才之伏无尽，我岂能以一人之智，尽知天下贤才而举之乎?”孔子说：“贤才之在世也，汝虽不能尽知，然岂一无所知者乎?汝虽有所不知，然人岂无知之者乎?汝但于汝之所知者，举而用之，则人见其诚心荐贤，莫不感动。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将举之矣，其孰肯终舍之哉。”盖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举其所知者于己，而付其所不知者于人，自可无遗贤之患矣。若必自己尽知而尽举之，何其示人之不广耶?即此观之，圣贤用心之大小可见矣。大抵夫子所言，皆为政之大体，虽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狱慎罔兼，先有司也；眚灾肆赦，赦小过也；翕受旁招，举贤才也。三者之中，举贤为尤要，能举贤才，则政乎讼理。凡先有司，赦小过，皆举之矣，所以说，治天下者在得人，诚君道之首务也。
原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手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今译子路说：“卫国国君在等待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的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你怎么如此粗野啊!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的。”
张居正讲评卫君，是出公，名辄。昔卫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出奔于晋。灵公卒，立蒯聩之子辄为君。其后蒯聩欲返国，辄拒而不纳，凡宗庙祭祀，与夫出政施令于国，都只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是统嗣不明，名实乖乱甚矣。此时孔子自楚反乎卫，子路方仕于卫，因问于孔子说：“卫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见夫子之来，必且虚己隆礼，以待子而为政。不知子之为政，其所设施者，以何为先乎?”夫子答之说：“君臣、父子，人之大伦，未有彝伦不叙，而可以为国者。今卫君乃不以其父为父，而以其祖为父，彝伦敔而名实爽矣。若使我行政于卫，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间，伦理昭然，名实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国者之急务也。”子路识见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尔妄言说：“有是哉，夫子之迂阔而不达于时务也。夫为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国治民者而急图之可矣。至于父子称谓之间，乃是小节，何关于国之治乱、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责之说：“野哉仲由，何其识见之鄙陋，而言词之粗俗也。夫君子于事理有不通晓处，则姑阙其疑，以俟考问。今汝于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从容辩问，乃率尔妄对，直以为非，不亦野哉!”夫子盖将详示子路以正名之说，故先折其粗心浮气如此。
原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今译“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就会使老百姓无所适从。”
张居正讲评事得其序便是礼。物得其和便是乐。措，是安置的意思。孔子告子路说：“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岂故为是之迂哉!盖以为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后百凡施为皆有条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强为君臣，非父子而强为父子，则发号施令，称谓之间必然有碍而言不顺矣。言不顺，则名实乖错，言行相违，所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则动皆苟且，必然无序而不和，礼乐如何可兴?礼乐不兴，则法度乖张，小人得以幸免，君子反罹于罪，刑罚如何可中?刑罚不中，则民莫知所趋避，而无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于此，可见大网一隳，万目瓦裂，而国非其国矣。为政者，乌得不以正名为先乎?”
原文“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今译“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张居正讲评孔子又告子路说：“名一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君子之于名也，必其称谓之间，皆当其实而无爽，而后以为名，若不可言者，则不敢以为名也。其于言也，必其出诸口者，皆可见之行而无窒，而后以为言。若不可行者，则不敢以为言也。夫名必可言，则名正而言顺；言必可行，则言顺而事成；而礼乐兴、而刑罚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为政，凡于言之称名者，务求当其实，无所苟且，盖以是耳。盖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则其余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为此，子乃反以为迂，岂知治体者哉!”
原文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今译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普通的下等人！”
张居正讲评稼，是稼穑，播种五谷之事。圃，是园圃，种蔬菜之事。小人，是识见狭小之人。昔樊迟以务本力农，乃治生之常道，故请问于孔子，欲学为播种稼穑之事。孔子说：“稼穑之事，惟年老的农夫知道，吾不如老农。子欲学稼，问之于老农可也。”樊迟以种植园圃之事，比之稼穑为易，故又请学为圃。孔子说：“园圃之事，惟年老种圃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学圃，问之于老圃可也。”夫樊迟再问，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是不足之意概可见矣。及其既出，又责之说：“小人哉樊须也。”盖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务农种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迟游于圣门，乃不务学为大人，而留心于农圃之事，何其识见之浅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责之，盖将勉之以大人之学也。
原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今译“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没有人敢怠慢；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张居正讲评情，是情实。襁负其子，是以布裹小儿子背，而负之以行也。孔子因樊迟之问稼圃，既以小人责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晓之，说道：“小人劳力，大人劳心；劳力者居下而听令于上，劳心者修己以倡率乎下，此天下之大义也。如使为上者，能好礼，而动容周旋皆中其节，则民之得于观瞻者，自将俨然畏之，谁敢不敬乎?能好义，而设施措置皆合其宜，则民之得子承顺者自将帖然守之，谁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实心实意待人，则至诚动物，而民亦以实心实意应之，谁敢不以其情实归上者乎?能如是，则四方之民闻风向化，皆将襁负其子而至矣。民归既众，则皆任土作贡，以奉其上。上虽安享其奉而不为泰也，又安用身亲为稼穑之事哉广此所谓大人之事也。樊迟不此之务，而顾请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陈《无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而樊迟请学稼，孔子乃鄙之为小人者。盖人君深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闻，故周公倦倦以此为言。若学者所志，当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于农圃之事，周孔之言，夫各有所当也。
原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今译孔子说：“把《诗》三百篇背得很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却不能独立交涉；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呢?”
张居正讲评诵，是读。诗三百，是《诗经》三百篇。授之以政，是与之以位，而使其行政。达，是通晓。使于四方，是将君之命，出使于他国。专对，是自以己意应对诸侯，不烦指授也。奚字，解做何字。以，是用。为，是语词。孔子说：“《诗》之为经也，本乎人情，该乎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美恶，政治之得失，故读之者，必达于政。且其言温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讽喻而不直率，故读之者必长于言。若有人焉读《诗》三百篇，可谓多矣。乃授之以政务，而漫不知所设施；出使于四方，而不能自为应对，则是徒有记诵之勤，全无心得之益，读诗虽多，有何用处?亦与不读者同矣。所以说虽多亦奚以为?”盖穷经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适用，若不能明理，不过记问口耳之学而已，何足贵哉!然不止三百篇为然，大凡经书所载，莫非经世之典，修齐治乎之理备在其中，读者须逐一体验而推行之，乃为有益。不然则是求多闻而不能建事，学古训而不能有获，虽多而无用矣，善学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今译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的；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的。”
张居正讲评令，是教戒。孔子说：“上之导下，以身不以言。若使伦理无不尽，言动无不谨，**声美色不以乱其聪明，便嬖谀佞不以惑其心志，则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虽不待教令以驱使之，而自然迁善敏德，无敢有违背者。若其身不正，伦理不能尽，言动不能谨，声色乱其聪明，便佞惑其心志，则民心不服，虽教令谆切，使之为善，亦有不从者矣。”盖上之一身，下所视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学》论齐治均平，皆以修身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求端于身哉。
原文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今译孔子说：“鲁国与卫国的政事，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样。”
张居正讲评孔子说：“鲁乃周公之后，卫乃康叔之后，本是兄弟之国。以今日观之，两国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鲁，则三家僭窃而公室微；以卫，则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纪纲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纵弛，何其衰乱之适相类也!”盖夫子思拨二国之乱以反之治，而时不我用，力莫能挽，故徒付之慨叹如此。
原文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