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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张雪门的学前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张雪门（1891—1973年），浙江鄞县（宁波）人，中国著名的学前教育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与著名的学前教育家陈鹤琴有“南陈北张”之称。

张雪门年幼时就读私塾，后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1912年就任鄞县私立星荫小学校长。1918年，张雪门创办第一所在宁波由中国人办的幼稚园——星荫幼稚园。1920年，与人合办两年制的幼稚师范。同年，他应邀到北平任孔德学校小学部主任，并考察平津幼稚教育。1924年，他前往北平大学教育系学习，期间，他得到了系主任高仁山的指导，对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等国外学前教育家的思想进行研究，先后编译了《福禄培尔母亲游戏辑要》和《蒙台梭利及其教育》。1926年，他还发表了其课程研究成果《幼儿园第一季度课程》。

1928年秋，张雪门被北平孔德学校聘为幼稚师范科主任，主持培养幼儿师资工作。1930年秋，他应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之聘，任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校长。此后，张雪门开始了幼稚园行为课程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张雪门将北平幼师迁往广西桂林，1944年，幼师迁至重庆。1946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儿童保育院。因工作繁重，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于1952年离开了育幼院。1973年，张雪门因脑病复发逝世，享年83岁。

二、论幼稚教育的目的

20世纪30年代，在对当时学前教育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教育目标的不同，张雪门将中国当时的幼稚教育分为四类。

（一）以培植士大夫为目标的幼稚教育

张雪门认为清末仿效日本创办的蒙养院就属于这一类。为了造就士大夫，这类蒙养院以“陈腐的学问，忠孝的道德，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劳心而不劳力的培养”对幼儿进行教育。在1933年发表的《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一文中，张雪门对这类日式蒙养院做了这样的描述：“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地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地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在这种教育底下……儿童是被动的，双方都充满了压迫的苦闷。所学的全是零零碎碎的知识技能，都是浮面的，虚伪的，日子稍久就立刻忘怀了”。[47]他指出了以培养士大夫为教育目的的蒙养院在管理、课程和教学上存在诸多弊端。

（二）以培养宗教信徒为目的的幼稚教育

张雪门认为外国教会在中国所办幼稚园属于此类。教会幼稚园主要以培养宗教信徒为目的。他对教会幼稚园教育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他指出教会幼稚园虽然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可儿童“所受的材料都是从西洋直接的翻译过来的，是已经经过了多少教育者的匠心精选……教法，也是向西洋局部的模拟。这种教育多半操于一知半解西洋传教士的太太们，并利用国内教会出身年轻的女子”。[48]张雪门认为这类幼稚园教育都是以宗教为本位，以培养宗教信徒和帝国主义温顺的奴仆为目的，它们的保姆只是为教会尽职，她们关心的是宗教而不是孩子，她们根本不顾儿童的天性，只是把儿童当作宗教信徒来培养。对此，张雪门许多著作中都抨击了这种奴化教育。并尖锐地指出教会幼稚园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它所起的作用“消极的是在减弱中国民族的反抗，积极的是在制造各国的洋奴”。

（三）以发展儿童个性为目标的幼稚教育

张雪门认为，当时中国受意大利蒙台梭利和美国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幼稚园就是以发展儿童个性为目标的。他指出：“我们幼稚教育的目的，应完全以儿童为本位，成就儿童在该时期内身心的发展，并培养其获得经验的根本习惯，以适应环境”，[49]他认为这类幼稚园是通过教具对儿童进行生活、感官、知识的训练，利用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作为教学的素材，按照时令、季节、儿童的动机和需要设计、编制课程，并给儿童一定的思考机会，可以促使儿童个体的发展。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儿童本位的思想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认为幼稚教育就应该考虑社会、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注重儿童的个性本身。

（四）以改造中华民族为目标的幼稚教育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民族危亡日益加深。张雪门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贫、弱、愚、私则在于国内封建的势力未曾铲除，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应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生产的习惯与兴趣，团结的能力，客观的态度，自动的精神，并唤起民族的意识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50]教育是改造国家的关键，教育可以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国民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要加强对幼稚阶段儿童的教育。因为儿童是民族未来的栋梁，凡现时代中华民族应负的使命，儿童虽小，也绝不另外。他还提出了改造民族幼稚教育的4项具体目标：铲除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锻炼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做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在此基础上，张雪门主张幼稚教育必须根据三条原则：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国家民族的需要；三是儿童的心理发展。这样才能培养儿童的伦理观念、民主生活和科学头脑。他认为，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幼稚教育，就应适应国家和民族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改变幼稚教育的目标、课程内容和组织方法。

三、论幼稚园课程

张雪门在幼稚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一直注重幼稚园课程的研究，相继出版了《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等课程论著。

（一）对幼稚园课程的论述

关于课程的含义，张雪门指出：“课程是经验，是人类的经验。用最经济的手段，按有组织的调制，用各种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动”。[51]他认为，这种经验是“个体与环境而生的……是人生的基本经验”，[52]它不是零散无序、不讲效益、不计价值的自然经验，而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活动让儿童获得有益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人生（个人和社会）有绝大的帮助，有特殊的价值；所以人类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充实自己的生活，便不得不想学得这些经验……再传给后人”，“有了这一步经验，才能产生记忆、想象和思想种种的心理作用”。他对课程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个体与环境接触产生了“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礼节”等经验，这些经验都包含在课程里。他进一步扩大了课程的范围，指出课程“就是适合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53]这些材料包括儿童在各种活动中产生的直接经验，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和前人的经验。

（二）论幼稚园行为课程

20世纪30年代初，张雪门就开始对幼稚园行为课程进行研究，行为课程是张雪门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1。行为课程的含义

关于行为课程的含义，张雪门在1966年出版的《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一书中提出：“生活就是教育，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54]他认为，行为课程应该包含生活和实际行为两大要素。首先，这种课程“完全根据于生活，它从生活而来，从生活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他认为，先有了生活，才有材料的需要，行为课程应以儿童在幼稚园的生活为中心，融合在儿童的生活之中，使教育生活化；其次，行为课程要在生活中注意实际行为，并把生活和行动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凡扫地、抹桌、熬糖、爆米花以及养鸡、养蚕、种玉蜀黍等，能够让幼儿实际行动的，都应该让他们实际去行动。至于游戏、故事、唱歌等教材，虽然也可以给予幼儿模仿和表演的机会，然而并不能代表人类实际的行为。因此，教师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儿童的实际行为，为儿童的生活创造条件，扩充儿童的生活经验，使儿童获得实际生活的能力。因为，儿童“从行为中所得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从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从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制驭环境的能力”。[55]

2。行为课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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